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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英国农学家阿瑟·杨的《法国游记》，呈现了大革命前夕法国乡村与城镇的世相人情，为了解当时法国社会与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本文以跨文化理论为视角，以该文本本身为对象，缕析阿瑟·杨笔下所描绘的“法国形象”，透析跨文化旅行过程中的文化想象与调适。 关 键 词：阿瑟·杨 《法国游记》 跨文化旅行 大革命 法国特性 18世纪英国著名农学家阿瑟·杨(Arthur Young)分别于1787年、1788年(考察法国的西南部)和1789年(主要考察东部一些区域)三次游历法国，由此记录下来的笔记构成了两卷本的《法国游记》。该书第一卷以日记的形式生动而简洁地记载了他在法国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虽然叙事简略，但灵活生动，呈现了革命前夕法国城镇与农村的种种世相。第二卷对法国自然和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究和调查，因“专业性强且缺乏趣味性”，通常读之者鲜，但他以专业的农学家的身份，对18世纪法国农耕状况、产业经济的记述和评论，却为研究革命前法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直至今天，《法国游记》仍然是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本文无意以该文本为依据，研究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因为法国诸多史学大家对这个主题早有细致深入的研究，①而是试图另辟蹊径，以跨文化理论为视角，将游记文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缕析游记所载的所见所闻所感，呈现出这位英国旅行者跨文化目光下的“法国形象”，以及行程中的文化碰撞与想象构建的互动。 信息闭塞的无知民族 在游历过程中，英国经验及其内蕴的认知和价值，始终是阿瑟·杨审视和评判其在法国所见所闻的依据。作为英国大农场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他对法国的小农经济嗤之以鼻；习于英国乡绅自治介入社区事务的传统，他对法国领主沉浸于城市剧院和聚会社交觉得不可思议。其中对法国民情风俗的描述，非常典型地反映了18世纪英法不同政治社会体制在国民面貌塑造中的作用。阿瑟·杨的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扇窗口，而且有助于解释英法自18世纪中期以降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道路分殊。 杨在其游记中多次提到，与他之前想象的不一样，他一直以为法国人是健谈的，但是观察下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法国人总是沉默寡言，表现出一副“好脾气”。甚至是在政见的讨论和交流中，他们都始终保持好脾性，保持谈话的高雅姿态。杨常被法国人谈话内容的寡淡无味所震惊，因此他在游记里感慨道：“我应该赞扬他们的是镇静平和，但要批评他们的是寡淡无味。所有的思想活力似乎都被排除在表达之外，乃至才华与浅薄之征相伴相行：驯服与优雅、寡淡无趣与彬彬有礼，这种思想交流的混杂性，既没有进攻的力量，也没有说教的力量。有金玉其外必有败絮其中；如果既不提出看法，又不进行讨论，那么要交谈做什么呢？好脾气和习惯性的闲适是私人领域首要的组成要素，但智慧、知识或原创性，必须打破表面深入到情感的波澜起伏处，否则谈话就像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的旅行。”② 在法国餐桌上吃饭，保持长时间沉默是对来客的礼貌，他们通常惜字如金，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说一句话，除非是回答客人的问题。在法国的各种聚会上，他们的谈论话题总是离不开时尚、女人，而对时事政治漠不关心，在需要人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总是保持缄默。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片平静”。杨记述了他在克莱蒙的经历：③ 我和二三十位商人、小贩、官员等一起吃过5次午餐或晚餐；要说这毫无意义，即谈话浅薄无味，对我来说确实颇感为难。值此轰动性的政治事件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房之时，竟然难以听到有关政治的只言片语。这些人的愚昧无知绝对令人难以置信；英国的木匠和锁匠们在热烈争辩和分析的事件，在他们国家发生已经不止一周了。取消什一税、废除盐税、破坏财产和废止封建权利的运动，在它们发生的6天内，就成了英国人热议的法国话题，它们的影响、联动反应、结果和变革之处是英国每个小镇杂货店、食品店和鞋垫商的主要谈资。但是在法国，人们认为这样的话题不值得他们讨论，除了一些私人谈话。为什么？因为私人谈话常常需要一点知识就够了，而公开交谈则需要很多学识。因此他们沉默不语。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最浅表的原因，杨归咎于法国人的“愚昧无知”。这种看法囿于就事论事，显然失于简单化。但实际上，造成法国人愚昧无知更深一个层次的原因，杨在游记里也曾再三提到，即法国新闻传媒的不发达。1789年6月28日，杨从巴黎革命的烟火中逃离，踏上去南日(Nangis)的旅程。在旅途停留用餐的地方，他发现那里的人对巴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④7月27日，他来到贝桑松，看到的是一片凄惨景象：城堡被焚毁或劫掠，领主被吊死，他们的妻女遭强奸，地契文书被付之一炬，土匪遍地，流氓横行。他长篇大论地描述了当地的信息流通情况，其间夹杂着深深的焦虑，也充满着不理解：⑤ 惨剧正到处渗透，预期它们将蔓延整个王国。在有关心智的一切事务上，法国的落后毋庸置疑。从斯特拉斯堡直至现在，我根本买不到一份报纸。我在这里问人哪里有文学阅览室？没有。哪里有报纸？咖啡馆里。回答很容易，但找起来可不容易。什么报纸都没有，除《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外，这时候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为它付一文钱。去另外四家咖啡馆，有些压根儿没有报纸，哪怕是《信使报》。在军事咖啡馆，《欧洲邮报》(Courrier de l'Europe)是两星期前的。穿着得体的人谈论着已经过去两三周的事情，他们的言词表明，他们对当前的事情一无所知。整个贝桑松城都未能给我提供《巴黎日报》，或详细描述国家转变的任何报纸。但这可是一个省的省会城市，它差不多有英国6个普通城市那么大，拥有两万五千多人口，在这样的城市里邮差差不多3个星期来一次，这是相当奇怪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尽管政府对报社也没有任何执照相关的要求和任何限制条件，各个省份竟然没有一份巴黎时事报纸在市面上流通，告诉当地人民巴黎的任何消息，这就导致了人民普遍的无知，他们的革命口号也显得空洞无力。这里的迹象显示，法国的民族是由密码集团或者是资本文化圈来构成，他们并不是通过人民智慧的觉醒、思维的接收和整合来行动的。 杨在法国各地寻找报纸的经历更是让他感到绝望。为了读报纸，杨走了好远才找到穆兰城中最好的一家咖啡馆里：“那里至少有20个座位，但是我想要得到一张报纸，可能要比找一头大象慢得多。”⑥ 由于缺乏高效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重大的危急时刻，仅有的政府宣传媒介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这样谣言就会主导大众的情绪。⑦谣言刺激下民众的躁动，在权威崩溃的情势下会极大地推进整个局势的恶化。众所周知，大革命爆发之初，法国谣言到处流传，成为促动外省城乡普遍暴动的重要原因。阿瑟·杨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写到，在法国，任何观念在他们的头脑扎根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既荒诞又幼稚，但是跟他们的想象、恐惧和希望很契合。⑧据此你可以判断一下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他们虽然在了解时事方面很慢，但总是对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应过激，⑨而且他们对所有事情的认识都是晦暗的。⑩杨在克莱蒙的时候被人拦住，人们要把一个给他指路的妇女投入监狱，因为有几个人觉得，杨是受了王后的委托来铺设炸弹以炸毁整座城市的，然后把所有没炸死的人送去服苦役。(11)6天之后，杨穿过勒皮伊(le puy)的时候，虽然带着通行证，城市卫兵还是在晚上11点把他抓了起来，向他宣读：他肯定与王后、阿尔图瓦伯爵和当地的大地主昂特拉戈伯爵策划的阴谋有关；这些人派他来当土地丈量员，为的是翻倍税收。(12) 事实上，新闻传播媒介的不发达固然是法国民众愚昧的直接根由，但造成民众蒙昧的原因是系统性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绝对主义君主制。它对信息和文化思想的垄断功能，极大地阻碍了18世纪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正如托克维尔在半个世纪之后所说的那样，中央集权的行政君主制对政治的垄断，造成了民众对政治事务的疏离和经验缺乏。 公共意识缺失的社会 法国中央集权化的进程，摧毁了传统自由赖以支撑的中间阶层，使社会沦为君主之下人人平等的原子化状态，彼此疏离、漠不关心，缺乏公共意识，每个等级、每个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一己之私。这种看法，不仅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力论述的一个主题，而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里，泰纳也以恨铁不成钢的笔调进行了长篇描述。那些本应该代表民族的法律和精神权威，都只是为了自己，每一种权威的运用都只是为了自己。(13) 社会“中间组织”的扫除，公共意识的缺乏，使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是社会有秩序地运转的唯一动力。因此，当政府权威在1787-1789年的一系列危机冲击下崩溃后，社会旋即陷入原子化状态，重组异常艰难。杨敏锐地观察到专制政府一旦失去权威的混乱和无能状态：“在这些天的政府危机中，我听到的只有不安。其实这时候是最尴尬的，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承认这里已经不存在政府机构了，王后都宣称自己属于太子党，所有的一切都充满着疑惑，王国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做出对的事，但是没有那些决策机构帮助他处理危机，他显得手忙脚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危机。”(14) 社会精英阶层面对冲击与动荡同样手足无措：“法国的贵族在遭到人民攻击的时候，根本不懂得反抗，只是像绵羊一样地忍受，根本没有做出一点努力来还击。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手中差不多掌握15万人的军队，即使有部分士兵不听从他们的指挥，大多数还是听的。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点智慧，懂得联合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败涂地。”(15)结合英国的经验现实，杨认为法国贵族的悲惨结局主要源于他们长期对“公共人”的模糊性认识，“一方面他们过多地诉求自然权利，想法太理想化；另一方面他们对保障人民生活没有任何稳定的计划。在与大部分地主和贵族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仍不愿意放弃原有的权力，也不让位于自由，支持平等地交税”。(16)杨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在等级制的法国社会中，等级与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残存的等级特权成为身份地位的唯一标志，因此，他们愈发恼怒地躺在这些特权上不肯作丝毫让步，乃至在三级会议召开后、革命爆发前夕，贵族等级仍然在衣饰和队列次序等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杨没有提及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国君主制中央集权的进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参与权力，使他们失去了获得处理复杂政治事务所需的经验。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和泰纳非常敏锐犀利地洞悉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是造成现代法兰西民族苦难历史的重要根源之一。 法国旧制度中央集权体制独断的运作机制——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哪怕是最微末的事务也须经过官僚机构拖沓冗长的审批，毁灭了市民社会生成的可能性，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关系。杨的观察突出地反映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在旅行的过程，法国人常常会对杨的农业调研感到诧异，他们弄不明白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调研：“到达贝尔格(Berg)，一群士兵将我包围起来，拷问各种问题，他们认为我很有嫌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来一个萨克福农民会走到这里，更不明白竟然有人会奔赴万里只是为了进行农业调查。这样的旅行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英国经验和法国游历，两种体验使杨清晰地认识到公民自由带来的创造性。“在英国， 如果你愿意申请资助，政府对于任何农业调研和农业计划都愿意给出资助，无论是辉格党还是保守党执政都没什么差别，因为农业利益群体从来都不站在这两党的任何一方。”(17)而在法国的专制政府体制下，公共事务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是推动公共事业的唯一动力来源，民间没有自主性，因此也就难以生成公共意识和创造性。“私人在没有公家出资的情况下为公共利益奔走，法国人没有这样的观念”，而“在英国，任何事情都做得好好的，那些由公帑资助的事情除外”。(18) 法国漫长的集权主义统治留下的后遗症，在革命重组的进程中显露了出来。无论上层还是下层，法国人缺乏政治经验，不知道如何在妥协的基础上有秩序地组织公共事务。1789年6月15日，代表们就三级会议是否改名为国民议会展开了讨论，杨见证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整个过程中，有两种氛围是比较缺乏的：一是严肃的议会氛围。坐在会议大厅观众席上的人可以通过鼓掌打断发言人，也可以通过其他引人注目的和嘈杂的方式表示对方案的赞许，这是不得体的，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们被赋予表达赞同的权利，他们也应该有表达反对观点的权利，这就有点喧宾夺主了，进而干涉到整个会议讨论的进程。二是井然有序的氛围。会议厅的人很多，主讲人往往很难维持秩序。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对不同的提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样就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7月26日，他来到山林密布的外省小镇鲍姆勒达姆(Baume Les Dames)，由于未戴象征第三等级的帽徽，他被一群怀疑他是逃跑的领主的乡民围住。在喧嚣混乱中，他向民众讲述了英国的税收制度，借此证明自己是一个英国旅行者，而不是伪装逃跑的领主。“教区神甫先生刚才说，缴纳捐税必须像以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捐税是肯定要交纳的，但并不是像从前那样，必须像英国那样交纳税款。我们有很多你们所没有的税项，但是人民不需要交纳，各种税款必须由富人承担。在英国，人们依据窗户的多少来交税，但是房子窗户不足6个的家庭就不用交税；领主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小土地所有者不纳分文，富人要为他的车马、仆人纳税，小资产者与所有捐税一概无关。不仅如此，我们英国还有一项税是由富人缴纳用来救济穷人的。”(19)本来行为很不友好的民众听到他这番有利于第三等级的话，遂对他友好起来，给了他拥抱和新的帽徽。 重表演轻实用的日常行为 在游记中，阿瑟·杨还观察到集权主义国家一种重要的日常行为方式，即重表演而轻实用。实际上，这种集体心态的形成，也与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发展密切相关。路易十四时代曾将凡尔赛宫打造成熠熠生辉的表演舞台，在建筑风格上追求庄严对称，象征皇家的规范与庄严；在日常生活方面高度戏剧化，日复一日地展示王权的荣耀。在宏大辉煌的宫殿之内，则是居住生活的不便和肮脏的卫生状况。(20) 宫廷文化的仪式、符号及其内蕴的价值观，通过各种媒介缓慢地渗透到社会，演化为社会习俗和心态模式。凭借异域的眼光，杨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法国性”。在法国，不论是华丽雄伟的公共建筑，还是高雅的艺术表演，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显示国家强盛的假象的需求。甚至连农民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是更着迷于浮于表面的身份认同事物，缺乏实用思维。 杨参观法国展览会的时候，发现法国大部分展示物都没什么实用性，只是突出其稀有性。“这在法国却很正常，但是在英国就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在这个展览会上能够展开一番鞭辟入里的农业讨论……但是大家谈论的似乎都是那些不熟悉的漂亮女人的装扮。”(21) 公共领域的旨趣如此，私人领域的观念亦不例外，待客的餐桌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风俗与民情显见的标示。一方面，法国高度发达的餐饮业让杨叹为观止，“对于法国的烹饪，我只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想要准备一场盛宴，要不你就去找一个法国厨师准备，要不就完全按照法国厨师方式来准备。我承认，这一方面法国确实远远超过我们国家……不可能找到比巴黎更好的牛肉了，基本我在法国大型的宴会上都会吃到这种大块的牛肉。而且同样的食物经过法国厨师的手，所变出来的花样之多也是令人极为震惊的，他们可以用一百种方式摆出一百种花式餐盘，大部分都很完美，所有的蔬菜都色香味俱全”。(22)另一方面，两国的餐桌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英法两国大型的餐桌上，他们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但是在英法两国普通民众的小型餐桌上，这种差异就很明显。英国平民家庭在招待邻居吃饭的时候，餐桌上很少能有肉和布丁。但是同样的情况下，法国家庭则至少会准备四样菜，比英国要好很多。在英国一些稍大的餐桌，或者一些中型正式的聚会上，准备饭后甜点是正常的。但是在法国，无论是大型的聚会还是平常的餐桌，甜点是必备的。之前在英国人的脑海里，总以为这么贫穷的法国人在餐桌上可能只是喝一到两杯啤酒，这是大错特错的。在法国，主人都会在餐桌的各个角落准备一些干净的大杯子，和比较贵重和稀有的葡萄酒，以便客人在餐桌上随意畅饮。法国整个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他们拒绝使用别人用过的杯子。在法国的木匠之家，基本每一个座位上都会准备一个杯子。法国的餐布也比英国的要干净和漂亮很多，因为他们经常更换。对法国人来说，餐桌上没餐巾是荒谬的，但是在英国如果是没钱的家庭，没餐巾是正常的，而法国人使用餐巾就如同使用餐叉一样频繁……”(23)法国人这种精致的餐桌文化让杨大吃一惊，因为在法国旅行的过程中，他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悲惨，穷困潦倒的法国人民更是让杨印象深刻。长期陷于贫困的法国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吃的东西通常只有英国人的一半”，(24)但他们却能用这么精致丰富的宴席来招待客人，杨认为这种生活哲学是法国人重表轻里的重要体现。 英法两国不同的住房文化也是杨分析这种缺失的重要方面。杨观察到，英国尤其重视房屋的装饰和整洁，他们花在装饰房屋的资金大大超过法国，“红木在法国很少用，但在英国却很普遍”。(25)法国人对住房没有很多的讲究，从杨在法国住过的旅馆的糟糕程度以及法国的大家庭混居模式便可窥视一斑。“当大儿子结婚了，他就把他的妻子带到他父亲的房子，如果他的女儿没有嫁给另一个家庭的大儿子的话，她也会把自己的丈夫带回娘家。”(26)尽管经济因素对这些现象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人的住房观念。与脏乱的住房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法国人对个人卫生的极度重视：“在法国，坐浴盆是公寓基本的生活必备品，就如同脸盆是用来洗脸的一样，浴盆的普及也是他们重视个人卫生的体现。但是他们的住房却很乱，习惯在房间乱吐口水，不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贫民，普遍都是这样的。我曾经看到一个乡绅就在一位公爵夫人的衣服旁边吐口水，离得太近以至于我一直盯着他看，他却很淡定，好像一切都很正常。”(27) 在杨看来，法国人对于个人整洁的过分讲究和对居住环境的忽视是很奇怪的。但结合法国的制度实情来看并不奇怪，一方面，宫廷文化凭借其醒目的地位和强势的传播手段，渗透并塑造着社会民俗；另一方面，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主题，即在专制权威垄断一切事务的情况下，民众长期处于被管教和被呵护的“幼儿”状态，公共意识得不到发展。 《法国游记》的视角评析 阿瑟·杨《法国游记》对革命前夕法国形象的描述，许多地方尖锐地切中了18世纪法国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弊害。他的观察力正是来自异域的经验和思维赋予他的眼光。 首先，当行游者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转到另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总会产生一种文化失落感。而行游者的文化失落常常不是导致对异文化的迅速适应而是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这种文化固守的精神与心态最鲜明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异国文化的非难和贬斥，这是本土视角产生的根源，也是侨居异乡的人总是显得更爱自己故土的心理机制。因此，阿瑟·杨在跨入相对陌生的国家——法国的时候，本土的经验与思维是他最常用的参照，是他思考和评价异乡所见所闻的根本依据。 1787年他来到法国，在加莱登陆上岸的那一刻，他立即感觉到英法的差异。随着旅行的深入，他开始慢慢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他想象中的法国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之前的一些习见是不对的——他遇到的法国人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而不是活泼健谈的(他之前如此认为)；他对凡尔赛宫很失望，跟他想象中相差太多。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激情和活力……对我来说，它没什么伟大可言”；(28)“道路和驿站作为连接两个城市的重要枢纽，反映了整个国家以及城市间的交流问题……这是个政治性症结，折射出文化交流的滞后”，(29)等等。这些记录把他想象的变化轨迹完美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他的游记中，我们看见了杨对伟大的凡尔赛宫殿的“失落”，听到了他对破旧不堪的法国城市建设发出来的“叹息声”，感受到了他对专制腐败的政府体制的猛烈“抨击”，更体会到了他对法国民族的文化“思索”，但是在这个想象变化过程中，本土视角始终是杨对法国进行想象和思索的主要基点，也是杨“失落、叹息、抨击和思索”的主要根源，更是阿瑟·杨对英国本土文化的不断确认。 其次，旅行的意义又不仅仅在于寻找异国与本国的不同，它还应该包括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比较，主要指的是比较两国的不同点和相似点，这才是游记的核心所在。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旅行者才能得到一些真正的发现，从而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阿瑟·杨的这本《法国游记》不但是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状况各方面的描绘，而且还是对英法文化不断进行比较的记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乡绅阶层，杨从小受到英国文化的熏陶(将近46年)，他在英国所感受到的是个人的极大自由，经济的高度发达，因此来到法国，他不免对这里的事物感到“新奇”，甚至是“震惊”。 游记的各种比较式记录更是将这种碰撞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他在目睹法国外省乡镇报纸如此稀缺时写道：“在英国，人类的伟大智慧普遍流通，从英国的一边传到另一边，使一些志趣相投和相同处境的人联合在一起，而这种环境在法国则不存在，因此可以这样说，国王、法院、地主、贵族、军队和议会的倒下得益于思想需要快速传播的需求。”(30)“这里连张旅游报纸都看不见，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得到自由呢？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充满活力、财富和思想自由的环境下的英国旅行者来说，很难用语言表达法国的荒谬和可笑。”(31)接着他感慨道：“这就是国家落后、人民愚昧无知和贫困的主要特点。这样一个省会城市，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竟然没有任何报纸来告诉人民当前的时事发展进程，这样的人民怎么能发动革命呢，又怎么能获得自由呢？永远都不可能……”(32) 对于混乱嘈杂的法国议会，杨也从他的英国经验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虽然有时候一些违背自由原则的行为往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但是这时候的法国似乎对向往已久的自由的使用有点肆意妄为了……与法国相比，英国的议会开会原则和有条不紊的辩论秩序至少可以比法国议会少用四分之一的时间。”(33)在他看来，法国人对议会进程的随意干涉完全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表明法国公民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都缺乏共同行动、相互支持的精神准备。(34) 再次，旅行既是在文化间跨越、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的深化。旅行是跨越空间与时间的运动，是离开本土相关经验的书写，同时也是跨越文化差异而展开的文化实践。杨在异域的探索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融合英法文化的过程。最开始杨对法国一味地抨击，随后逐渐打破了对本土文化盲目赞同的迷思，促使其对英法文化的反思，最后他试图融合英法文化，寻找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文化表达方式。法国文化让杨看到了落后政治体系所产生的腐败和落后， 促使他对政治制度的思考。因此，随着旅行的深入，他不再一味地抨击法国的一切，而是更多去思考法国落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对自己的民族英国进行反思。最终，《法国游记》中所塑造的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法国形象”，不仅照亮了法国文化深处那些暧昧不清、无法把握的心灵图像，同时也成为他反思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一面独特的“他者之镜”——一面观照自我形象、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镜子。 综上所述，阿瑟·杨对法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种印象式的速记。通过游记，他表达了他对法国社会的一个整体的认知和判断，对英法文化的思考既独特又发人深省。细读法国游记，我们不难发现：杨在对法国文化进行思考，对英国文化进行反思，对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文化观，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接近异域“形象”，从而正确认识“自我”的过程。因此，研究《法国游记》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异国文化特质，还为我们进行文化反思打开了一扇窗。总之，阿瑟·杨的《法国游记》内涵十分丰富，并非一篇论文就能穷尽，还有许多研究有待加深。国内对他的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多未知领域留待我们去探索，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之功，为对阿瑟·杨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 注释： ①Marc Bloch,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56; Ernest Labrousse,La crise de l'economie francaise a la fin de l'ancien regime et au debut de la revolu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ries de France,1944; Fernand Braude & Ernest Labrousse,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4 Tomes,Presses universitaries de France,1970-1982. ②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Vol.1,London,1794( edition),pp.26-27. ③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76. ④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40. ⑤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1789,pp.160-161. ⑥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70. ⑦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3-252页。 ⑧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386页。 ⑨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64. ⑩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译，第387页。 (11)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75. (12)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80-181. (13)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译，第63、66页。 (14)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22-123. (15)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60-161. (16)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19. (17)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01. (18)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06. (19)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59-160. (20)西方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和描述很多，有关路易十四传记和路易十四时代的著述，多提及凡尔赛宫廷的表演文化，尤其是20世纪晚期的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更是侧重于这方面。可参洪庆明：《路易十四的文化控制策略》，载《史林》，2011年第6期。 (21)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92-93. (22)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290. (23)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290. (24)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57 (25)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291. (26)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291. (27)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291. (28)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83-84. (29)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54. (30)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60-161. (31)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45. (32)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170. (33)Arthur Young,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1788,and 1789,pp.125-126. (3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