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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文学性”确立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去政治化或者说政治的“突围”并非目的，目的在于让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科地位的确立来自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肯定，因此，树立民间文学的文学形象，凝练民间文学的文学特质，成为民间文学能否作为独立学科的先决条件。其操作规程就是让民间文学离开田野，从生存语境中解脱出来，着力增强民间文学文学边界的清晰度。于是，民间文学学者不约而同地以作家文学为学术参照，向作家文学靠拢。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的命题广泛流行开来，一方面以作家文学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证明民间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制造出足以和作家文学媲美的大量的作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便应运而生。 上层社会委实存在纯文学，民间文学边界的划定明显受到作家文学的误导，无疑是削足适履。在民间，文学与非文学、文艺活动与非文艺活动、审美与非审美的界限极其模糊，即便有专门的文学行为，那也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的民间社会并没有“文学”的概念，“文学”从来就没有演绎成独立的表演行为，“说”和“唱”极少占用专门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生产行为、节日活动、仪式庆典乃至日常交往都伴随文学叙事和抒情。 故而需要让民间文学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成为纯文学的学术行为，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歌舞、说唱及其他民间表演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呈现为一篇篇作品。因为作品与文学是同义语，只有以作品的形式才能给予民间文学以正当性。作品使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学科得以成立。显然，这是受到作家文学的直接影响，因为从古至今，作家文学都是作品的。毋庸讳言，民间文学的诞生是沿袭了作家文学的文学观，而民间则是“民间文学”称谓得到认定的关键。故而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文学，而是作家与民间。一直以来，学界都以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流传变异性来界定民间文学，这四个方面都是由“民间”派生出来的，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在文学方面，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与作家文学保持一致性，民间文学方可获得正统的合法的地位。《歌谣》周刊征集的都是作品。于是，所有采风的文本都被安上了一个标题，一部部民间文学作品集相继面世。而对研究者而言，民间文学学者身份的产生也是由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决定的。母题、类型、情节单元、结构、索引、普罗普的“功能”等，皆为民间文学作品分析的具体范式。研究民间文学就是研究民间文学作品，这是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往达成的基本学术共识。其学术动机，就是证明民间与上层社会一样，有自己纯粹的文学存在，而且同样可以进入书面语言系统。 对文学性坚守的根本目的在于回应改革开放以前以民间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意识形态观。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的精神食粮是反抗剥削阶级最有力的文本样态，为此，民间文学家们特意构建了唯中国才有的故事类型——“长工与地主”，政治意愿直接植入情节单元里面，无产阶级最终获得了胜利，剥削阶级被无情嘲弄，民间文学俨然是纯粹革命史的表述，民间文学史被置换为革命斗争史。正是由于民间文学被赋予了无产阶级身份，民间文学研究和课程开设一直没有中断，而相关的民俗学学科则曾一度被打入冷宫。即便在“五四”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到民间去，搜集民间歌谣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响应新文学运动，也是出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动机。反帝反封建成为认识民间文学的一条主线，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由此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外衣。清除对民间文学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认识，回归民间文学本身，成为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民间文学学术行为，旨在共同实施一次政治突围，即把民间文学从阶级斗争中解脱出来。钟敬文率先吹响了突围的号角，其标志就是《民间文学概论》［6］的编写和出版。那么，从政治话语中挣脱出来，还原民间文学本真，突出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乃正当之途。 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是在论证其文学性，内涵、象征意义的发掘，意象和母题的演绎莫不如是。这延续了晚清以来的民间文学学术传统，即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揭示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积淀和象征意义，有学者称之为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范式；一是发现民间文学所释放出来的现实功能，诸如历史记忆、伦理教化、生产生活技艺传承等。二者都集中于民间文学思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当然，其学术侧重点不同于作家文学的主题关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般不以单个作品为考察对象，而是从众多文本中提取共同的“母题”“类型”“原型”和“情节单元”，并以此为切入点，谋求多向度的分析策略。80年代后半叶，结构主义思潮涌入我国学界，民间文学学术动向和落脚点又发生了变化，从内容逐渐偏向了形式，叙事的结构形态成为关注的热点。不论侧重于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回到民间文学文本本身，即聚焦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体认。 建立民间文学的独立机制是为了构筑与作家文学同等地位的学科体系，以为为艺术而艺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殊不知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性并非要求纯文学。 三、民间文学文学范式的失落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研究再一次发生了转向。引领这一转向的仍旧是钟敬文先生，《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的发表吹响了转向的号角①。尽管没有针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需要突破文学的局限，进入到文化视域的学术呼声还是相当明确的。这一转向的直接动因是呼应学术界兴起的文化热，以便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展开对话；在民间文学本体论方面则把民间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具有文化的意义，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这属于对“文学性”的突围，即民间文学不仅是审美的、美感享受的，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和族群宝贵的历史记忆。这无疑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极大地增强了学术可能性。 原本专门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有些开始关注民间文学仪式和场域，诸如歌圩、哭丧歌的葬礼、故事村和歌手等。民间文学与相关民俗活动的界限被有意识地消解，并植入民俗生活当中被重新审视。于是，超越了单一的文学性的理解，民间文学研究进入到宗教的、历史的、社会的、伦理的等领域，民间文学被视为民间文化现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然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立性。从学科内部的学术指向而言，这是呼应钟敬文构建民俗文化学的学科倡导。钟先生认为：“民俗学的分支有宗教民俗学、历史民俗学、语言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和心理民俗学。文化学的分支更加名目繁多……。民俗学与文化学两个主体学科相交叉，产生了民俗文化学。它是一种新学科，也是国际国内学术潮流大势之所致。”［7］渐渐地，这些学者反而遗弃了民间文学，不再对文学性感兴趣，转而经营起了民俗文化。一时间，民俗学方面的论文数量大大超过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势头完全掩盖了民间文学。民俗学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民间文化领域的主导性学科，单纯的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认知变得不合时宜。 民俗文化学的强力推送，可以与长期以来的文本中心主义拉开距离，走出没有文本就无从展开研究的误区。纵观20世纪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以记录文本为对象，文本分析成为难以摆脱的范式。这是导致新时期民间文学研究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可以击碎大汉族主义及汉族中心的学术壁垒，从根本上突显兄弟民族的优势，因为兄弟民族口承文学的民俗表达更为丰富，与传统的承袭关系更为紧密。55个兄弟民族文学化的民俗活动本身就构成了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的绚丽图式。 文化学的介入，溢出了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单向学术诉求。民间文学工作者意识到鼓吹所谓的民间文学的纯粹性，是导致民间文学研究陷入日益封闭境地的主要原因。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民间文化广阔视域里面，文学性向民俗文化的不同层面转移，有利于口头传统的再发现。乐黛云在《中国文学研究开创历史新纪元》一文中指出：文学的文化研究能“充分发挥其融合故事、讲唱、表演、信仰、仪式、道具、唐卡、图像、医疗、出神、狂欢、礼俗为一体的文化整合功能。”［8］这句话显然不适合书写出来的作家文学，倒是一条民间文学研究如何扩展至文化领域的具体理路。打通口头文本、身体文本、视觉文本和仪式文本的区隔，以多元文本超越以往单一记录文本的研究范式。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由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关系极其密切的缘故，民间文学主动向民俗学的学术转移竟然演变为独立学科地位的断送。学术的繁荣与学科的发展并非协调同步，在民俗文化学的强大攻势面前，民间文学学科出人意料地失去了独立性，民间文学也被民俗文化所湮没了。 与此同时，民间文学学科也脱离了汉语言文学的学科框架，进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系统。教育部学科目录的调整不能不说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现状。把民间文学括在民俗学后面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依据学科归属的内在逻辑。直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当时教育部取消民间文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其实这是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使然，倘若民间文学研究势头一直强劲的话，其学科地位不可能被撼动。就这一层面而言，民间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突围反而导致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丧失，这是学术界始料未及的。 当然，民间文学向民俗学偏移的学术转向，或者说诸多学者放弃对民间文学的坚守，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一方面民间文学的学术范式大多过于陈旧，作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又难以提供可资借鉴的方式，民间文学研究陷入周而复始的重复；另一方面民间文学本身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口头传统兴盛的现象忽然之间消失了。即便进入田野，在大部分乡村也难以遭遇到自然形态的民间说唱和讲演。而传统的民俗则仍在持续，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一度消失了的民俗行为也得到恢复。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民间文学陷入困境在所难免。 正当民间文学研究处于一筹莫展的状态时，西方送来了表演理论。民间文学并不具有表演性，它本身就是表演的。民间文学诉诸表演，这是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由。“表演理论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观念。民间文学演述的过程、行为（act/action），以及叙述的文本与叙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然而，尽管学界对表演、语境、互文性等概念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9］，却并未将民间文学研究带入充满希望的研究境界。原因在于“表演只能作为分析文本时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被作为附带性的东西来看待的。如果文本就只是文本，演出的状况，或社会、文化脉络就只是作为文本的脉络来加以并列地记述的话，那么，即使记述的范围扩大了，也谈不上是什么方法论上的革新了。” ［10］表演理论把在记录文本之外的民间文学体验纳入了进来，纠正了以往以文本作为唯一关照对象的偏向，但并没有完全清除文本中心主义的学术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