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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是严复思想一贯的宗旨。深受1895年甲午战败之刺激，严复作《原强》雄文，认为洋务运动等学习西方之方式是治标举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认为只有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举措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这一学说提出之后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征诸理论研究与现实建设，我们发现，对“民智”问题与“民德”的关注和重视远远超过了“民力”。从严复的“三民说”看，无论从理论来源，还是从民力思想的前后演变看，“鼓民力”思想及其实践都是理解严复强国思想的关键环节。 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认为讲论西学洋务最令人惋惜之事莫过于不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此时，严复意识到“民力”和“民智”“民德”是解决国家独立富强的治本之道，奉守祖宗成宪固守不变的愚民政治是造成衰乱之因，而当时讲论西学洋务者推行的船政、招商、制造、海军、矿务、学堂、铁道、电报等皆是治标之举措。 严复认为，达尔文思想核心在于“争自存”（物竞）和“遗宜种”（天择而适者生存）。对于人类而言，生存竞争则经历了种—群—国的历程，最终形成“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的结果，物种若要生存就必须打破“习于安者”的状态，只有“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方能繁衍进化。斯宾塞则将进化论推拓至“人伦之事”而有群学之产生，并且认为“天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因其关涉到国家施政著令之曲折成败。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出发，严复强调：“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因此，严复认为，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在此基础上，严复明确提出“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并且强调“又以民智为最急也”。应当说，此一时期，严复从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和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出发，意识到发展“民力”“民智”和“民德”是解决国家富强的治本之举，并且“民智”居于优先地位。 1901年，严复发表《原强》（修订稿），重申通晓群学对于解决国家治乱兴衰、达成修齐治平之功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于民力、民智、民德的重视则是群学之核心思想。严复明确指出：“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严复更是将民力、民智、民德定位为国计民生之基础，并且将是否有利于促民力、民智和民德提高作为衡量治国理政举措的衡量标准。严复认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从三者之于国家发展的优先性上，严复强调了民力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指出：“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严复明确将“鼓民力”作为当时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最应采取的举措。严复从希腊、罗马、突厥等种族的“耐苦善战称雄一时”的历史出发强调“骁猛坚毅之气”的决定性作用；并且佐证以近代脑科学，强调体力精神之于智略的基础性地位；从中国传统教育有尚武射御之教，以及西方从古至今之体育养生之重视，严复论证了“鼓民力”之于国家富强之重要。更进一步，严复对于造成中国民力已苶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力不断遭受损害，有礼俗文化、法治举措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严复从强壮个体体力以强国的高度，呼吁必须废除鸦片和禁止女子缠足。这可以看作是严复此一时期提高民力的具体举措，亦是其对于变法举措的底线要求。 1906年，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举措明确落实到教育领域，称为“体育、智育、德育”，也由此成为严复教育救国论的明确论述。他认为此三者是当时讲论教育问题的三个根本问题，并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且得出通过“智育”而可达成“体育”之目标的论断，此论为这一时期其对鼓民力思想的具体发展。严复认为民众之所以不重视“个人体育之事”，是因为其对于“卫生”（养民力）没有科学认识，随着智育加深，人们对于如何养护强健身体则有深刻认识，最终通过“智育”而达成“体育”之目标。严复从1905年中俄战争出发，认为从体力上俄强而日弱，然俄败而日胜，其原因不在于是否重视体育，而在于体育是否以“智育”为基础。由此，他认为中国应当从“体育”再进一步推崇“尚武”之风，他甚至呼吁科举考试虽应废除但要保留武科；从“筹其缓急”出发，严复强调“无智育则体育逮事耳”。 在《教授新法》一文中，严复援引洛克的“教育之目的，在能以康强之体，贮精湛之心”和斯宾塞的“不讲体育而徒事姱心，无异一气机然，其筍缄关键极精，而气箱薄弱不任事也”的名言，强调体育之于人的基础性作用。严复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存在偏重德育，而体育和智育偏少的弊端。虽然严复在不同时期，对于体育、德育和智育何者最为优先前后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整体来说，严复认为，体育最为基础，智育最为繁难，德育最为重要，而从个体和国家强大以竞争自存的角度看，三者不可偏废。 严复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与其追求国家富强的政治理想始终关联在一起。最初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严复从个体与种族竞争自存和国家独立强大的目的出发，对于民力之于民智和民德的基础性地位给予高度肯定；同时，他对于民力、民智、民德的重视又服务于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所以，纵观严复民力论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其对于民力论的强调先后经历了对民力基础性作用肯定而认为民智问题最为急切；到1901年明确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转而强调“鼓民力”最为急切；到1906年明确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政治主张落实为教育救国论，明确提出体育、智育与德育的主张，并指明其对于个体独立、种族生存、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此一时期，则有以“智育”融摄“体育”的思想主张。从积极的角度看，严复意识到“鼓民力”以加强个体的身体素质，需要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对此有充分的重视。所以，“鼓民力”体育活动能否成为民众个体的共识，能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主张，都需要通过“智育”活动对“体育”活动之于个体乃至种族国家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 严复从个体、种族和国家竞争以自存的高度，对于“鼓民力”（体育）的基础性地位和政治性功效给予了充分论证，并且从政治举措认识转而落实为教育救国论的具体主张。这一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国民性批判的先河，对于此后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以及胡适等人对国民性问题的反思均产生深远影响。发展至今日，体育之于国民身体素质改善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基础性地位更是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大众的共识。在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格局中，体育以康健身体，不仅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点项目“基于多属性综合评价理论的体育教师评价体系研究”（GBB1318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