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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馆在汲取自唐而来史馆修史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动所赋予的新鲜素材,及时总结史馆修史的利弊得失。清人的史学批评既重视对前朝官修史书的批评,更重视对本朝官修史书的批评和反思。其史学批评提炼出的重要问题,如史官素质、分编共纂、信史实录、书成议叙等,皆通过反复商榷、质证,形成了独特的话语言说体系和史馆修史批评范畴。 追求信史精神 史馆修史务在秉公持平,追求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朱彝尊从“国史作为公天下之书”的角度,申述国史修撰者应该谨守信实的立场,希望史馆总裁能信守国史撰述的原则。朱氏对褒贬由己、任情毁誉的现象非常不满,提出了严肃批评:“毁誉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听而附和之也。” 康熙帝对史馆诸臣持论不公多有批评,认为史臣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总之,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未可用意见肆讥弹。 信史实录本应不设立场,不持门户之见,否则信史实录则成为具文。朱彝尊认为,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他想仿效南史氏、董狐的直笔精神,突出国史的“信史”精神和价值,认为门户之见闭塞史家的眼界和识见,其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究之东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 光绪九年(1883),缪荃孙在史馆被派为国史五传纂修。光绪十四年,撰成《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等五传,受到总裁徐桐的挑剔和斥责。其原因是徐桐以《参同契》之言说《易》,要缪荃孙把纪大奎编入《儒林传》。缪荃孙认为:“《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所以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入道家,而不收经部,以此为例,大奎似未便补入。”正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加上史馆其他人摇唇鼓舌,徐桐对缪荃孙更加不满,“而奔走掌院之门者,如李岷琛、王廉、蒋璧方等,群谮荃孙恃才独断,渺视前辈,以激东海之怒”。 而缪荃孙撰著的《儒林传》受到同辈学者的批评,认为它“益失汉、宋之平”。光绪三十年,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批评《儒林传》:“勘阅史馆《儒林传》,此举创自阮文达。当时汉学盛行,文达又右汉而左宋,于国朝理学诸儒,限制甚严,纂辑各传苟简。而训诂家但注一经,即为立佳传。门户之见特甚。”缪荃孙站在汉学家的立场扬汉抑宋,招致恽毓鼎激烈的批评,这警示我们:官修史书撰著不能因为史家立场和个人好恶来决断去取。 民国初年,清史馆修《儒林传》,对是否遵循阮元旧章,馆内外有争议。叶德辉对清史馆修《儒林传》提出批评:“辉以为清朝有儒学无儒林,儒林绝于《南北史》,唐以下不能有此名。阮文达以理学为上卷,经学为下卷,辉殊不谓然。今修史因之,辉如在局,必力争改变,是又一刘知几也。”叶德辉不赞成清史设立《儒林传》,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史馆采纳,《清史稿·儒林传》仍按照阮元国史《儒林传》的体例和编纂原则修成。反对“门户之见”,应该是一种“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美德的体现,对学术发展、思想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简任史官是重要环节 选择合适的史官撰修史书,是保障官修史书质量的重要环节。为此,需要根据官修史书的不同记述内容,简拔才学识德兼具的史官充实修史班底。但在清代史馆史官选拔之时,常因为各种原因而挑选不到合适的史官,引起清代学人的批评。钱大昕对史馆选拔的史官素质之差提出强烈批评,“秉笔之臣,空疏浅陋”,“皆起自革泽,迂腐不谙掌故”。福格对于清朝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以上所引表明福格对清代史馆选人之弊有深刻的洞见。 曾参与纂修光绪《大清会典》的吏部主事何德刚,对当时修会典之事亦有强烈的评判:“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光绪会典馆设立画图处时,提出了选择史官的两条标准,即“必精测算地理,尤号专家”及“不拘官职大小,务在得人”,这两条标准对于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充实史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仍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因东阁大学士、会典馆总裁昆冈偏私,总纂一职欲以许泽新充任,引起叶昌炽愤懑、不满:“三日得昆中堂师书,少嵩所遗总纂一缺,欲以许颖初前辈充补,纂修中功课有逾千闲者,颖初从不到馆,乃越次请补,如子丹何,如众议何?馆差非钻营不可得,惟史馆尚存公道,若再开此幸门,则此后尚复有人当差乎?”他提出史家应严格要求自己,“窃谓士君子凡有撰述,当为千秋万古计,不当为一时计;当为海内万口万目计,不当为一人计”。 议叙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清代史馆有常开、例开、阅时特开之分,大的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网罗了一批博学鸿儒、翰林学士和各部通达史学的官员。以文宗实录馆为例,即可见史官对议叙批评态度之激烈。翁心存、翁同龢、董文焕等日记都有相关议叙的记录,足见文宗实录馆议叙之优。故翁同龢在评价时指出:此次保举较前数届为优,名器滥极矣。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反思文宗实录馆赏赐、议叙实有其弊端。议叙还会造成实录馆人员的不满,如半程保举时候,翁曾翰就颇有“牢骚之意”,后因为被保举才稍平。可见,实录馆保举大约不及详校,殊有牢骚之意。史馆的奖励制度对史馆修纂活动虽有积极作用,但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文宗实录馆议叙即可知其弊。 史学批评是对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清代是中国设馆修史史学批评系统总结和转型的重要时期,史学批评的主体、对象、评价标准、机制等呈现复杂而多元的面相,需要我们借助中西史学批评理论方法,从多种私人撰述中勾稽丰富的史料,建构其史学批评的新路径、新领域和新机制。 回到清人在史馆撰修各种官修史书的现场,审视时人对清代或前朝官修史书的批评,可有助于我们检讨设馆修史的利弊得失,对其有恰切的评价。清朝设馆修史成就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研究者可以从清人史学批评中找到其问题所在,针砭其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史学学人日记视域下近代史学转型与表征研究”(2018BZ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