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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起源于一群被称为纪事家的人，他们使用口述材料讲述有关城镇、民族、神话、谱系、风俗与地方起源的故事，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被西方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是在混合各种形式的早期纪事家著述的基础上，首先编撰了一种具有连贯的批评意识的历史。广义来说，纪事家是西方世界第一批城市史家。古典时代的哲人睿士更是以本城本邦为关注焦点——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虽然以论述雅典城邦政治制度为主，但不乏对雅典历史的介绍；李维的《自建城以来》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罗马城本身的历史，维吉尔则以《埃涅阿斯》来追溯拉丁城邦的渊源。尽管随着历史叙述范围的扩大，历史不再是地方的或城市的历史，但作为“物”与“人”之汇聚空间的城市，依然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实际上在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城市化和社会科学崛起之前，作为专门领域的城市史只是西方史学中一个不甚有特色的方向，追溯单个城市的发展变迁是其基本范式，描述和叙事是其基本路径，其研究方法有强烈的编年史倾向，即对城市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的记录。从18世纪末开始，城市史在研究范围上开始突破囿于一城一地的地方性，与更广阔的民族国家的背景相连接；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突破关注大事件与大人物的编年史倾向，逐渐关注城市社会的变迁。到19世纪，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发生激烈碰撞，人们的物质生活、观念世界、行为举止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社会急剧分层、卫生恶劣等负面问题，这一转型引起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滕尼斯、涂尔干、齐美尔、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深入城市内部，剖析城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探究城市规划与人的精神世界，出版了大量与城市和城市史相关的著述，有的影响至今。由此，城市史在20世纪前期逐渐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城市史研究从无意识地关注城市，到有意识地分析城市。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城市史在社会科学影响下变得复杂而多样，传统城市史这样的空间载体研究路径在新史学思潮下、在新的研究方法中依然保持活力。同时，城市史研究也经历了“升”与“降”的过程：一方面，城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城市的历史被整合进人类历史的全球述说之中，而全球史也透过城市的历史得以具象化、经验化地展现；另一方面，城市史研究深入城市的机体之内，族群、性别、阶级、社区和文化等城市的结构性要素在历史中被定位和探寻，作为进程的城市史得以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史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五次转向。 一、城市史的“传记转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肇始于城市传记，这是由现代城市史的奠基者——被称为“英国城市史之父”的迪奥斯（H.J.Dyos，1921—1978）所开创的。他领导下的莱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组在1966年夏天所举办的国际城市史会议及其所编辑的大会论文集《城市史研究》堪称里程碑事件，连同该小组即如今的莱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科研机制等方面的大量工作，使得“城市史”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现代城市传记是城市编年史传统的延续，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通史，以更全面、更广阔、更长时段的视野来审视、解释和理解某一城市的发展历程。如果说早期的城市编年史重视某一城市在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并将其置于时间的框架中排序，那么现代城市传记则将城市本身视作研究对象，关注某一城市如何从历史中走来，即城市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关注焦点转换的背后是问题意识的日渐明晰。前者以叙事与记人为主，目的是向前追溯城市的源头，展示城市的荣耀；后者则以分析与阐释为主，目的是以尽可能广泛的视角揭示城市发展的复杂面向。不同的切入点产生了不同诉求的现代城市传记，或解释城市发展的独特性，或与国家建构、经济全球化等宏大主题相勾连。这种问题意识的明晰是现代城市传记发展的动力，政治、人口、市政、商业、交通、高雅文化、通俗文化、住房、族群以及空间拓展等主题都为现代城市传记所关注。而其广泛的涉猎范围、生动的叙事风格和以大城市或特色城市为主要选题的研究倾向，使得现代城市传记在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同时也快速引起读者关注，其中不乏畅销作品。当下中国出现的众多城市史相关译著大多属于这类城市传记。 二、城市史的“社会转向”。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首先在法国和东欧，然后在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不同模式的历史研究逐渐冲破传统范式，“新史学”层出不穷。 在这一变迁中，社会史冲锋在前。无论是法国年鉴学派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强调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呼吁将研究焦点从精英转向大众，人口、婚姻、家庭、社区等以往不为历史学家所见的内容逐步进入主流历史叙事。受其影响，城市史开始关注社会流动、家庭结构、社区组织以及少数族裔和女性、低收入群体等城市边缘人群。美国学者瑟恩斯特罗姆在《贫困与进步：一座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中利用账簿与人口普查资料，发现社会流动与其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倒不如说是学者们对彼时社会的推想或大众文化中理想场景的颂扬，该书进而成为大量研究社会流动的范式，也是“新城市史”发展中的重要文本。 三、城市史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的新浪潮，将文化视作独立于经济和社会的第三层次。新文化史朝着看似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新文化史强调历史的建构性，重视破除意义并重新诠释，如年鉴学派第四代领袖罗杰·夏蒂埃提出表象的概念——表象是历史研究文化取向的基础，在社群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史不仅应该关注表象的功能，还应该关注表象本身。另一方面，新文化史通过引入人类学“深描”的方法，在对细节的刻画和叙事中重建文化现象及其意义，在单一或主导性的“大叙事”之外寻求微观而多元的解释路径，强调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及其复合影响。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西方，而且很快扩展至国际学术界；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史的研究路径，而且推动了历史学各领域的“文化转向”，城市史也在其中。 城市史的“文化转向”带来了新的挑战，最为突出的就是历史解释多重性带来的混乱。例如关注芝加哥1893年世界博览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或以为反映了精英与民众的区隔，或以为体现了族裔之间的差别，或以为具象了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用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吉尔弗里的话说，出现了“解释的困惑”。 四、城市史的“全球转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为追寻这一潮流兴起的历史渊源，城市史学家近年来特别强调以全球视野回溯城市的历史，将全球史和城市史结合起来，从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跨洲际的全球链接视角进行开放式、多元化的城市史研究。 全球史注重宏观的世界性空间与进程，考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区域性差异及各种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城市史注重微观的地方性空间与进程，着力考察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的功能创造，以及空间整体规划、建筑、街道、仪式等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全球城市史研究则两者兼备，它不仅研究微观的城市个体，也从宏观上强调城市间的关联和影响，并深度考察全球范围内城市本身的发展轨迹和规律；不仅关注跨越国境的历史叙事，更重视城市在跨越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疆界中的意义。 五、城市史的“历史分支转向”。如果说城市史的“社会转向”“文化转向”是以城市史为出发点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那么城市史的“历史分支转向”则是史学的不同分支开始主动发现城市，其前提是史学的专题化。专题化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的显著特征，尤其是社会科学融入史学后，专题研究更是成为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这一潮流虽然带来了历史研究碎片化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专题化推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度，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和人物被发掘出来，丰富了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随着专题化的推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开始逐渐发现城市，将本领域与城市相结合。诸如环境与城市、战争与城市、帝国与城市、移民与城市、艺术与城市、劳作与城市、灾难与城市、国家与城市等，都成为城市史的主题。史学的诸多领域逐渐“发现城市”，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例如，环境史与城市史相结合，城市环境史研究蔚为大观。美国学者安德鲁·赫尔利在《环境的不平等》中结合社会史与环境史对工业城市加里的环境污染进行研究，揭示了环境背后的社会不公，即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是污染的主要受害者。赫尔利的研究将自然与人工两大系统相结合，突破了社会史囿于人类社会的藩篱。再如近年勃兴的跨国史，以跨越国家边界的运动和力量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发现了城市的独特价值。 总之，20世纪下半叶的城市史研究或是进入城市内部，研究物质文明、权力关系和空间组成等要素；或是走出城市，探讨区域和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功能与意义。在上述五次转向中，城市史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首先，城市史从对城市是什么的外在记述转向对城市由何构成以及如何构成的内在探讨。其次，伴随着史学变迁大势，城市史也受到影响。不同面向的“新”城市史或聚焦不同维度，或强调不同方法，共同描绘出多元主体和复杂层次的城市历史画卷。再次，城市史与全球史相结合，城市的历史与更广阔的全球网络相关联。最后，城市史逐渐与史学其他领域相融合，启发研究者寻求新的角度、方法与重点。 （作者：陈恒，系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