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山神在韩国人的信仰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就影响力而言，大关岭没有进入韩民族神山的名单，大关岭山神在韩国的主要山神里排不上名号。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也仅限于一两篇论文。故，本文旨在厘清大关岭山神信仰。(1)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关岭山神”这个概念不断被提及，因其与当时国家认定的一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关联，即江陵端午祭；该祭迎神时，要在大关岭山顶的国师城隍堂和山神堂举行祭祀。此后在围绕江陵端午祭历史根源和原型的讨论中，该祭典的主神到底是谁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大关岭山神说是观点之一，持此见者基本认为江陵端午祭的主神发生过转变，山神在历史上曾充当过江陵端午祭的主神。(2)但由于缺乏确凿的实证，这类观点受到质疑，其中“千年传承论”更被认为是一种人为的历史包装，是为了宣传的需要，由学者创造出来的历史。(3) 笔者认为，用直线进化论将当代的端午祭和古代的祭祀划等号，这样的解读当然不合适。但是资料表明，至少从朝鲜初期(4)开始，历经朝鲜中期、晚期，都有关于江陵地区五月前后举行祭祀山神的庆典活动的记录，这类活动往往规模盛大，既有巫女赛神的内容，也有集会现场百戏杂陈、民众歌舞相娱的场面。如果说1966年以来的江陵端午祭是当代民俗文化开发的结果，那么江陵地区历史上五月的“山神祭”则是当地固有的庆典。围绕“历史原型”的研究往往把焦点放在“久远”这一时间坐标上，从中很难看到在“久远”的历史过程中仪式形态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关联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后者更为重要。本文试图摆脱“江陵端午祭”的研究视角，从民俗和民众生活之间的关联出发，勾勒大关岭山神崇拜的变迁轨迹，解读这一信仰和当地社会的联系。 目前搜集到的各类相关资料，根据发行年代和编撰目的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朝鲜时代文人的诗文，这类文献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作者的亲身经历，是可以推测当时当地神庙或者祭神活动情况的可靠证据。第二类是20世纪前半期地方志中的记录，这类文献是一种转述本，或者引述以往文献中的片断记录，或者记录当地的口头传讲，其中的年代信息须慎重甄别，但比起年代信息而言，这些文献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同一时代的同类型文献，共同构建了一个地方记忆。第三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口碑文学资料。传说是口传的信史，承载着讲述人对于实存人物、事物和事件的认识和感情，是反映民众精神生活的年表和地图。鉴于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本文重在梳理和解读以往研究者搜集到的口头资料，以期从中获得信息，发现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 大关岭概况 单论海拔、绵延长度等地理指标来看，大关岭算不上名山。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地区而言，非常特殊。这里是翻越江原道平昌郡和江陵市之间的一道山岭，自古是官员赴任江陵、文人游历关东、商人贩运货物的必经之地。1975年修通公路以后，此地才逐渐变成人们徒步登山的旅游路线。 大关岭地属太白山系东海岸山脉的中部，岭东位于山间河川平原丘陵地带，由于东临大海，而且东面山势倾斜度大，因此雨水较多，适宜农作物生长，但历史上自然灾害严重。岭地和岭西则受高原严寒影响，温差大，风灾严重；而且夏季短，春秋不长，冬季降雪量大，再加上高原丘陵地形，不适合农作物生长。1972年开始，岭西开发营造大片草场，逐渐发展起畜牧业。这里还试验栽培适合高山低温地区的作物，另外高山牧场上还建起了风力发电园，变害为利。这些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历史上大关岭地区没有进入过中央政权的核心统治领域，而且当代对这一地区的民俗研究视角大都集中于江陵端午祭，尚无关于当地山神崇拜的调查和研究。然而，这片山岭所在地在交通、气候和物产等方面的状况都表明，这里的山地开发具有特殊性，当地民众会有相应的山神信仰。 二 朝鲜时期有关“大关岭山神”的记录 从朝鲜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表明，大关岭山神在江陵地区的影响力有一个不断抬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江陵行政地位的提升有关，也和江陵地区对地方保护神的推崇、树立地方信仰权威的运作直接相关。 大关岭山上有神灵崇拜的文献记录，目前确知最早的是朝鲜早期文人金时习的汉文诗《大岭》(1)，其中“老树围神庙”一句表明岭上有神庙。不过，这座神庙的具体位置、神庙中到底供奉何方神灵不得而知。庙在岭上，推测应该和山神有关。二十余年后，另一位朝鲜文人南孝温在游金刚山的随笔当中，记录下了一段祭山神的“岭东民俗”，这段记录多被用作考证“江陵端午祭”历史起源的证据之一，而笔者注意到根据游记的行程，这是南孝温行至高城时写下来的，与江陵有一定距离。(1) 朝鲜中期的另一记录，即1603年许筠的《大岭山神赞并序》，晚于南孝温一百余年，是目前所见最早有关“大关岭山神”的确切记录。尤其是“序文”，对“迎大岭神”的活动做了详细的记录。原文如下： 岁癸卯夏。余在溟州。州人将以五月吉。迓大岭神。问之首吏。吏曰。神即新罗大将军金公庾信也。公少时游学于州。山神教以剑术。铸剑于州南禅智寺。九十日而出诸炉。光耀夺日。公佩之。怒则跃出韬中。以之灭丽平济。死而为岭之神。至今有灵异。故州人祀之。每年五月初吉。具幡盖香花。迎于大岭。奉置于府司。至五日陈杂戏以娱之。神喜则终日盖不俄仆。岁辄登。怒则盖仆。必有风水之灾。余异之。及期往看之。果不俄。州人父老悉欢呼讴诗。相庆以抃舞。余帷公生而立功于王室。成统三之业。死数千年。犹能福祸于人。以现其神。是可纪也已。遂赞曰。(2) 记录表明，当时溟州人每年五月初吉日打着华盖上大关岭迎神，之后将神供奉在府司所在地，到五月五日在神前献演杂戏，酬神娱人。这时有一重要占卜活动，即观察迎神时给神打的伞盖，酬神这天伞盖没有扑倒，预示一年农事丰收；反之，必有风灾和水患。(3)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岭东地区在部落社会时期属于“濊”地，当时就有通过观察星象占卜年岁的习俗，表明这里务农谋生的历史比较久远。《三国史记》和《高丽史》当中有关岭东农事的记录不多，但是《朝鲜王朝实录》中则相对比较丰富。根据《江陵市实录资料集》，朝鲜时期重视农业，实录中有不少此地区与农事相关的灾害记录，包括水灾、旱灾、风灾、虫灾、霜害、冰雹和地震等，以冰雹、霜害影响最大。如前面所言，大关岭是沿海和内陆的分水岭，东面倾斜度大，造成地形气候阴晴变化剧烈。频发的灾害表明，当地气候条件对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比较严重。许筠记录的江陵山神祭，可以看成是当地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仪式化表述途径。 根据秋叶隆1928年的调查，朝鲜甲午(1894)更张之后江陵当地就没有举行大型的祭山神活动。而检索古籍文献，1603—1894年期间目前仅发现一篇诗文隐约提到大关岭上的祭祀，即柳荣河的诗作《大关岭》。(4)诗作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大关岭山势险峻、岭路崎岖，突出险峰奇景的壮美，这一点和其他同题诗作类似，后半段由写景转入记事：“书生来管领，畀付君恩特。岳灵与海若，风雨顺轨则。助余报新政，使民蒙其福。中朝重秩祀，年年降香祝。”从诗句内容来看，1841年前后大关岭上有定期的官方祭祀岭神活动。而且，许筠的记录里就有停神于府司接受酬神的内容，说明当时山神祭祀庆典得到官府的承认，甚至就是官方主办的。 秋叶隆1928年的报告书记录了当地村民对1894年之前端午祭的回忆，恰好可以补充19世纪后半叶大关岭山神祭祀庆典的主要过程，而且能够表明整个活动带有明显的官办属性。首先，上大关岭的迎神队伍是官方组织的。迎神和游神路线上频繁经过多处城隍堂或者驿站。驿站在朝鲜时期有非常重要的地方行政职能，不仅是物资中转的休息站，而且要为过往的官员及其随行人员提供必要的给养。停神场所则是江陵的大城隍堂。其次，队伍下山到达江陵后，除了邑内六洞都会前来迎接外，府中六班官吏也都出迎。在邑内，迎神队伍会依次前往各大官厅所在地游神。最后，酬神结束又有游神，这次同样要经过市内的市场和各个官厅。由此可见，整个庆典的主办方是江陵地方政府。 另外，和许筠的记录相比较来看，这个时期的山神祭祀带有浓厚的地方保护色彩。活动迎神的对象和地点固然是山神和大关岭上的神庙，但主会场是江陵市内的大城隍堂。城隍是朝鲜后期各地普遍崇奉的地方守护神，江陵的大城隍堂内原本供奉有十二位神灵的神位，这些神灵都是与江陵密切相关的实存人物，其历史功绩或者神绩都和护卫江陵地区的安全有关。由此来看，自朝鲜中期以来，大关岭山神祭是覆盖江陵全境的地方保护神庆典，这个祭祀以仪式的形式象征性地反映对地方农事丰歉和人事安全等的重视和管理，山神犹如地方行政权威的化身。 从许筠到柳荣河，再到秋叶隆，三人的记录大致勾勒出了朝鲜中期以后，特别是朝鲜后期，江陵地区围绕大关岭山神形成了一个官方参与，甚至是主导的定期祭祀活动，规模盛大，俨然是一位地方大神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明确是大关岭山神，性质也可以基本确定为地方保护神。20世纪初至40年代，围绕江陵地区有三个地方志类型的资料编撰刊行，其中有专门的条目记述大关岭及其相关信仰、祭祀的内容，这些为进一步认识大关岭山神在地方社会被接受和推崇的背景和过程提供了线索和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