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展是持续性的,经由改革和创新而达致社会的稳定是常态,虽时有惰力滋生、脱序现象出现,但不乏内在的纠偏动力,维新机制屡屡将中华民族从危境中解出,走向新生。 自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至少已历经五千余年。回顾中华文明演进史,我们不难看到先民在克服自然灾害压力中释放的豪迈与豁达,也不难体味先贤消除政治体制机制阻力所表现的变革与创新,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自我更新机制,日益衍化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不断进步的内在文化动力。 社会稳定是历史演进常态 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辽阔平衍大地上,我们的祖先依恃气温和暖、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开展农事活动。周人在周原创造的农业文明开辟了中国农业的一个新时代,至战国时期,中华文明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代。农业生产进入铁器时代,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法道兵农阴阳各种学说竞展其长。时至汉朝,中华文明已将其影响扩大到西域各国。在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亦加速发展,水稻逐渐成为人们的主食。 唐朝时,中华文明令日本、朝鲜等国倾慕不已,纷纷仿效。宋朝以后,南方造船业蓬勃发展,海外贸易兴盛,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成为海外王公贵族竞相囤聚的美物。起初在士大夫阶层中遵循的“礼”逐渐下移到民间,引起全社会崇礼尚和的新风尚。日益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科举制度不断渗透到王朝新置州县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都市文化更加繁荣,科技发明更加密集。随着中国精致手工业品向外输出,中华文明的内聚效应进一步彰显。 到清代康雍乾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又臻于新高度,民族关系趋向和谐,人口流动催生了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交融性的发展,台湾、西藏、新疆亦内附进入中华大家庭,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相融的和美局面。这一发展过程除了少数对极端势力的兵戎相见之外,更多是由心悦诚服的相互欣赏而产生的彼此共融。“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成为建立对外关系的基本遵循。在中华文明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陆上“万里驼铃”,还是海上“万里波涛”,都谱写了“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的篇章。 从五千多年文明演进中,我们也能看到兼具发展与稳定、出现惰力与图谋改革、时有脱序状态与重建秩序的努力。从历史演进的总体而言,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健康的,惰力与脱序可以在变革和重建中得以较快消除,社会稳定则是历史演进常态。 国家职能由早期的“祀”与“戎”逐渐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再到军机处、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逐渐增益,官僚队伍却一直保持较小规模。这便于其子民在较轻负担下激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工、商、虞的发展,官手工业能将生产技艺推进到精细程度,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朝注重对灾异的事先、事中、事后应对,在赋役制度体系中建立了赈济蠲免存留等制度。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组织、会社组织、会馆组织既追求自我发展,亦颇留意解救贫困族人、乡人和客居同乡的生存发展困境,从而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中国社会基层的这些民间组织,多具有伴随时势演变而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制度演进具有层累性 从选官制度而言,选贤任能是较早便被尊崇的最高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选拔方式不断经历着变革。尧将帝位转给舜,遵循的是禅让制度。汉代,则开始推行察举制,注重考察士人的德行,先德后艺,当时设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悌力田、茂才异能、直言极谏和孝廉等科目。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冲破九品中正制、改变世家大族垄断官途的现象,在王权积极护佑下获得正统地位,越来越制度化,体现出客观性和公平性。宋代科举追求“至公若权衡”,明代的南北卷制度、商籍制度分别体现了对地区文化差异、商人阶层利益的兼及,给予边陲地区单列保障名额则体现了对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包含了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良好企求。 科举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后,察举、征辟等旧的选官方式仍不时在限定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旧的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中华文明制度演进的层累性。制度运行时常具有经权性的变通,体现出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内在张力。譬如,清朝将封印制度庄严地记录在《会典》等典章制度文献中,要求全国上下一体遵行,仪式务必恢弘隆重,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表现为经权互参的状态:对不同级别的官员而言,封印假期存在长短、有无之别;皇权可在特殊情况下要求官员放弃休假,致意于政务。总体而言,上层官员在封印期间的休假大多名存实亡,下层官员在封印期间的休假因“封印停讼”而基本得以落实。在具体实践中,“预用留白”得到谨慎的、有限度的使用。这种经权互参的制度运行实态,彰显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内在魅力。封印制度多行于年节期间,官僚机制暂时停转,既给官员们以休整的机会,也营造出官民同乐的气氛。但是,王朝的延续仍须面对突发事件,许多政务难以完全停摆,于是出现了清代封印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要事立办,细事展限”的经权互参状态。既给予高层官员年节休假的制度规定,又不以王朝政务的停摆为代价,实现了官员休假权利与王朝正常运转的统一。在任官制度上,强调易籍就任,以期最大限度地杜绝就职本地更容易出现的腐败现象。 中国土地制度演进,则从注重人头的赋役日益向关注土地的田赋转变。这一演进趋势使部分农业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壮大了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劳动力队伍。商业繁荣、贸易兴盛带来的商业税收亦可缓解农民的负担,为临时的军需和国家的大型工程储备财力。 维新机制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 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时常出现“脱序”现象,但不至于出现文明中断,而是总能回归有序状态。盗匪猖獗可能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抑制盗匪的官方军队和民间武装多能有效发挥作用。革命荡涤了旧体制的污泥浊水,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但秩序的重建往往能在尽量短的时期内完成。新的王朝总能承继此前运行有效的制度,适时建立旨在消除旧制度痼疾的新体制。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分封制度,时常以皇权的被削弱、藩属的坐大而告急,新的王朝则往往着力构建凸显中央权威的制度体系。明君贤相是王朝运行的理想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君权的独揽或相权的膨胀。 这类“脱序”现象一般不会延续太久,而多能在大臣的谏言与奏折等多重保障体系中得到矫正。举起“义旗”的起义军有时也会形成较大规模,但结局是有的主动投首,有的接受招安,从王朝的反抗力量转变为王朝的支持力量。宋朝的宋江、明清之际的郑芝龙势力,都是如此。 因此,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发展是持续性的,经由改革和创新而达致社会的稳定是常态,虽时有惰力滋生、脱序现象出现,但不乏内在的纠偏动力,维新机制屡屡将中华民族从危境中解出,走向新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