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学界对晚清以来的埃及学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总结，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一文认为，端方是开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学的前驱，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前后。 潘祖荫是晚清时代的学术领袖，累官四十余载，迭掌文衡，为晚清重臣、学林领袖。平生好古文字之学，喜收藏善本、碑版及青铜器，所藏甚富。其学术旨趣在晚清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我国埃及学学者曾关注到晚清学者重视古埃及文字的一些史实，但未注意到潘祖荫亦曾委托驻外使节收集古埃及文石刻资料这一重要事件。根据叶昌炽的记载，潘祖荫曾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笔者与潘裕达先生（潘祖荫五世孙）于2008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张荫桓潘祖荫的两封信札，此后，先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潘祖荫旧藏古埃及石刻拓片实物。经比对，两者为同一石刻，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全本，且拓片与张荫桓信中所述完全吻合。为此，结合相关文献，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过程原貌，充实潘祖荫收藏活动的研究，也为近代中国埃及学的起源研究提供参考。 今年12月，苏州博物馆将举办潘氏收藏的特展，国家图书馆藏的这套拓本将会展出，希望借此文便于学界同好深入认识潘祖荫及相关学者在晚清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现存潘祖荫藏古埃及文石刻 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明确记载了他的老师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史实，《语石》卷二“欧非两洲二则”（《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7页）中云： 埃及古文，尚在腊丁之先。潘文勤师贻书海外，曾摹得两石。以拓本为范，用塞们德土埏埴而成者，不爽毫发。《晋书》戴逵传，称逵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元碑，其法正合。其文有如鸟兽者，有如亭台者，又有如云气者，皆古之象形字也。文勤以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亦如明人之释岣嵝碑，但滋聚讼而已。黄仲弢学士得拓本一通，系刻之石椁者，西人斐尔士所藏。……此可为宇内最远古之刻矣。 根据叶氏的记录，我们可知：第一，潘祖荫为收集埃及古文，专门写信给海外的朋友，“摹”得两块石刻。第二，石刻的制作方法，是用拓本作为范，用水泥（“塞们德”即英语cement的音译）制成。第三，潘祖荫爱好此物，让门下学生观赏并请他们尝试考释。第四，黄仲弢有一份从西方人那里得来的古埃及文拓本。（黄绍箕，字仲韬，或作仲弢，号漫庵。清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历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湖北乡试正考官、翰林侍讲学士、京师大学堂总办、京师编书局监督兼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由此可见，潘祖荫至迟在1890年逝世前，就已经请人从海外带回两块复制的石刻。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实物调查，来研究潘祖荫收藏的具体是什么。经调查，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分别查到了相关记录，并目验了两处所藏的古埃及文拓片实物。基本情况如下： 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05488:1） 著录为：“卡诺普斯（Canopus）碑圣书体象形文（前239年）。翻刻石或曾在端方处，后归潘祖荫，再藏苏州同乡会。”拓片一张，尺寸为124×77（cm）。封套左下有“柳风堂石墨”朱文印，拓片右下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藏”朱文印。碑文为圣书体文字37行及希腊文2行半。碑文左侧有刻款，据“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数据库”著录：“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城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验之原件，除“吴郡潘”三字模糊，隐约可辨外，与著录吻合。 2.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各地3552） 著录为：“古埃及文希腊文及埃及文石刻”，内容附注项：“尾彭光刻跋”（当为“尾彭光誉刻跋”），从题名可知国家图书馆不明此碑的内容，故只是著录古埃及文、希腊文、埃及文三种文字。拓片共3张，尺寸分别为：124×77、96×75、94×35（cm）。三方拓片，首页较大者为圣书体象形文字部分，内容及尺寸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同，左侧刻款较北大图书馆藏本模糊。右上钤“周肇祥访古记”白文印，右下钤“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背贴签条，上书 “埃及古石刻 同治五年出土”。第二页为希腊文字部分，古埃及文圣书体文字半行及希腊文76行，经比对，可与圣书体部分缀合，属同碑分段拓印。第三页为古埃及文世俗体文字部分，74行，右下钤印。（周肇祥，字嵩灵，号养庵，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 两件圣书体部分拓片左侧都有刻款：“埃及石碑同治五年出土，光绪十五年二月南海张太仆得之美利加华盛顿城博物院，寄赠吴郡潘大司空鉴藏。刑部郎中崇安彭光誉记。”考光绪十五年潘祖荫任工部尚书（据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第312页），“大司空”当指工部尚书；同年，张荫桓以太仆寺卿出使美国（同前，第1324页），彭光誉以刑部郎中为参赞（参《张荫桓日记》：“是役同行者：……刑部郎中彭光誉，号小圃……”。上海书店2004年2月版，第4页）。在张荫桓书信、日记中也记载了相应内容，且日记中记载刻款字数确为 “五十四”字，可知这条刻款是真实可靠的（收藏过程及细节，详见下节）。 卡诺普斯碑，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命名为“卡诺普斯法令”碑（Decree of Canopus）。中译本《不列颠百科全书》译为“坎诺普斯法令”。它最早于1866年4月15日由三位德国考古学者在今埃及东部发现（古埃及Tanis塔尼斯），故又名“塔尼斯法典”，此后又发现3个副本。该碑先后递藏于埃及的布拉克博物馆（Museum of Boulaq）和埃及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Egyptian Antiquities）。它是用两种语言、三种字母写成的古代埃及法令。碑阳上半部分刻古埃及文圣书体37行，下半部分刻希腊文76行，碑右侧刻古埃及文世俗体74行。最早由德国学者Reinisch和Roesler以德文释读（Die Zweisprachige Inschrift von Tanis,zum ersten Male herausgegeben und uebersetzt,Vienna,1866）。碑文内容是公元前238年3月7日，古埃及法老王托勒密三世欧列格特的王后和女儿去世时由祭司们颁布的太阳年置闰系统。据研究，碑文底本是希腊文，古埃及文圣书体和世俗体是根据希腊文翻译而成。其刻立时间早于罗塞塔石碑约100年，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文献，为解读古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传世早期希腊文文献中较长和较重要的一种，许多学者认为其学术价值仅次于罗塞塔石碑。同时，它也是古埃及历法研究的重要文献。（参《不列颠百科全书》“坎诺普斯法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2007年版；以及Birch,et al.Records of the Past:Be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ssyrian and Egyptian Monuments.2nd ed.,S.Bagster,1875.vol VIII,pp.81-90） 而国家图书馆藏的这套拓片，是国内目前仅有的全套卡诺普斯碑碑文，弥足珍贵。 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始末 上文提到石刻刻款上写明“光绪十五年二月”张荫桓得于美国，然而对其获得过程论述不明。除了现存拓片，结合各种文献，可以还原潘祖荫收藏古埃及文石刻的收藏过程。考现存潘祖荫日记（分藏苏州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稿本），找到三处有关埃及古文石刻的文字，分别是： 其一，“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丑，得刘芝田信埃及古文。” 其二，“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戊辰，樵野埃及不到。” 其三，“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己巳，仲韬交到樵野寄石三方。” 刘芝田（？-1892），即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光绪十一年（1885），受命出使英俄等国，授太常寺卿，迁大理寺，留任为大使，改驻英、法、意、比等国家。光绪十五年(1889)，被召回国任广东巡抚。光绪十四年（1888）写信并附埃及古文时在出使外国任上。 樵野，即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 经李鸿章保荐，充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弥亚）和秘鲁三国公使。光绪十六年（1890年）回国，以太仆寺卿入直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寄信并附埃及石刻三方时在出使三国公使任上。 由上引日记文献此可知，潘祖荫分别于1888年、1889年先后得到两位驻外公使寄赠的埃及古文实物。 关于张荫桓寄赠埃及石刻一事，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诸家致潘伯寅潘绂庭书札》（索书号17797，第18-29开）中发现了两封张荫桓写给潘祖荫的信和陈季同写给潘祖荫的信，主要内容就是受潘祖荫之托，搜访埃及古文，寄赠石刻的原委。原信较长，兹节录与古文字石刻有关者。 第一封（光绪十五年己丑二月十九日）： 伯翁先生大人阁下：客春辱钧恉属觅埃及石幢拓本。适有秘鲁之役，未及拜复，曾托舍亲仲约转达清听。然此一年间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客腊始有愿代购全本者，亦即函告仲约转达。窃愿得当报命也。 顷上月十一日，奉客腊六日赐书，敬承垂注，感蒙无极。知镜照本已由刘芝使购寄。西人实不谙拓搨之法，荫桓现购之本恐仍是镜照，且闻法廷近将此镜收回，不准出售。而经手之法人不负所讬，购得一本，缺三图。其人必欲补足然后见寄。其意可嘉，然恐须之时日。 美博物院有埃及石碑，掌院与荫桓有交，允照制一石相赠，而不允拓。初疑所制必不洽，前日望看，直与原石无异。大小三块，高三尺四寸，阔三尺二寸，有碑额，中作圆珠形，旁绕两绦，下缀两长柄刀，圆珠之上为鸟翼，碑额极奇者也。碑文数百字，类鸟篆。其二石则希腊文，此碑之释文也，皆不可识。兹将三石用木枋镶好，另装木匣寄津沽文报局黄花农转呈。到时□鉴纳，即望嵌置尊斋壁中。慎勿捶搨，或用棉花轻按，以手搨之，不致损坏。此碑系石膏和灰制成，一捶则碎矣。掌院者允代装完固，舟车无碍。此石到后，其言验否，尚祈示知。此石同治五年法人浚苏彝士河所得，美照制一模，故可分赠。然与原石直无丝毫参差。荫桓令从官识数语于旁，可以欺天下后世，然不敢欺公，特叙其原始然。窃愿公宝藏之。若欲拓赠好古者，先就小石拓起，倘稍损则不宜拓矣。掌院见赠此石及代装匣，一切周到，而不名一钱，雅意可感。此种制法，吾华所无。而其落落大方，尤可嘉佩。荫桓薄酬以无款铜卣，置之该院，以志一时金石之缘。埃及文字得此石本似较拓本为良，由津运京，用船载至通州雇夫挑至覃第较为稳妥。当属黄道妥箱也。 此外拓本甚不易得，有西人缩制埃及石幢，戏为拓之，奉寄一纸。 …… 晚生张荫桓谨状。己丑二月十九日，美使馆。 张氏在此信中明确说明了以下情况： 第一，张从光绪十四年春接到潘祖荫信，托其“觅埃及石幢拓本”，到十五年（己丑）二月间，“遇西人之颇知考古者，辄为物色。”可见潘氏专心于埃及古文，张氏也颇为用心。 第二，张已从潘处得知，刘瑞芬为潘祖荫购寄“镜照本”埃及古文，而张也购置了“镜照本”等到配齐寄赠潘祖荫。 第三，张与美国博物馆馆长友善，馆长相赠1866年法国疏浚苏伊士运河所得石碑的复制品，美国有该石碑的翻模，用“石膏和灰制成”，张荫桓令从官“识数语于旁”。美国博物馆馆长将此碑等三方石刻妥装木匣。张寄津沽文报局黄花农转呈潘祖荫，并叮嘱从天津运到北京，需要小心谨慎船载夫挑才能保万无一失。 第四，西方人没有拓片的习惯，大多是影印“镜照”，或者翻模复制。送去的复制品，质地疏松，再三嘱咐潘祖荫小心捶拓，免于损坏。 这封重要的信件二月十九日寄出，据上引潘祖荫日记，迟至七月二十四日才收到：“戊辰，樵野埃及不到。”而寄出的三方石刻，于次日二十五日收到。 考张荫桓日记，更详细记录了美国博物院所赠石刻前后的过程。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十三日第一次提到博物馆赠埃及石碑情况：“饭毕至博物院观所赠埃及石碑，高三尺四寸，为埃及文，另二石则希腊文，大与碑同，特无额，小则长方形，同治五年出土也……”（下述碑的形状和字体，与信同，略） 同月十七日“属参赞往博物院就掌院所赠埃及石碑题识五十四字”，这与张荫桓致潘祖荫信中所说“令从官识数语于旁”有五十四字，及现存拓片情况完全吻合。 同月二十一日“申初赴博物院，所刊碑侧之字仅得其一，尚须数日乃竣”，发现刻款速度很慢。 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博物院所赠埃及石三块，装固送来，即转托鸟约旗昌附船寄沪，并买保险”，张荫桓方完成刻款、包装，从纽约寄往上海。 三月二十二日张荫桓关心碑文内容，将“埃及石碑从英文译出，该国祠官颂国王多尼微第三及王后毗连力奇功德而立……”（后详述该碑文的内容，从略）。 到了八月初二日张挂念寄往都下的埃及石刻，等待潘祖荫的回音。“四月托旗昌所寄衣物二十六件，已于六月十三日到沪，暂储金利源栈。埃石即由沪局转寄津局运京，此时亦必运到，有无损裂，须候都中来信。” 综上，整个过程大致如下：张荫桓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得到美国博物院所赠埃及石刻复制品三方，十七日开始在石碑上刻款，十九日写信给潘祖荫说明情况，三月十八日寄出，潘祖荫最终在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先后收到书信和石刻。 第二封张荫桓致潘祖荫信件，是三月廿四日的残信，略云： （前缺）殆见所未见。每册长三尺，阔尺余，得之旧藏家。译说廿三本，每图弁以字马。如查某器，即对马检某。说辛皆法文，都下同文教习丁韪良颇通汉学，或可倩之考证。此□镜照本，尊恉谓海外实有拓本者，或即此种。不识芝田所购同否。荫桓连日披阅，叹诧不置。统候归国奉呈……晚生张荫桓顿首。三月廿四日。 大概是说张得到某种古物“镜照本”，寄赠潘祖荫过目，或与刘瑞芬所得相同。而潘祖荫以为海外当有拓本。上一封信和后一封陈敬如的书信同类内容，此信中有“译说”字样，笔者估计仍是埃及文的影印件。 结合张荫桓前后数年日记，我们能发现张荫桓对古埃及文字特别留心。从光绪十三年四月张荫桓参观法国卢浮宫时起，就留心古埃及文字：“十八日乙亥晴。敬如导观博物院，法之故宫也……又所藏埃及古文字一室，中有类鸟篆大篆者，上古文章朴茂，理或然也。徘徊逾时，未及遍览，遂至大清公所啜茗，灯后往观珠宝场，真伪莫辨。”这比张在上引第一封信中称光绪十四年春收到潘祖荫的来信，望他代为寻访还要早一年，很可能是张荫桓出使之前在京期间潘祖荫就请他留心。光绪十一年张离京出使前与潘祖荫多有来往。（参《潘祖荫日记》，最后一次会面在十月十四日）此后足迹所至，或于博物馆或于外国使者、友人处留心古文字遗迹。 第三封陈季同（字敬如，一作镜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77年，以翻译身份随官派留欧生入法国政治学堂学“公法律例”。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在巴黎居住16年之久）五月初四日寄给张荫桓的一封长信，是回复张询问法国埃及石幢的调查情况，表达了他对埃及古文与中国古文的认识，访得八张缩印的埃及文和德国人收藏的两张，希望转赠潘祖荫一份。 使宪大人阁下敬肃者： 前接手谕，询埃及石幢事。按埃及石幢有数十种，一种之中又有前后左右之文，散见群书不能枚举，亦不能收聚……已前赴购时仅见五六十种，除大小雷同及破碎笨劣外，尤佳者只此八种耳……二十余年前，英人于希腊得古断碑，上分三层，首为埃及上古文，中为埃及中古文，下为希腊古文……是碑近存于英，不甚传。而德则因此人而传，故有印本。觅得两纸，谨以献公。敬求以一纸分寄潘大司空，未知得蒙赏鉴否……陈季同谨上。五月初四日。 原文甚长，略去陈氏发挥文字学看法及谈公务者，《张荫桓日记》第397-399页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条将该信基本照录。由此可知，张荫桓受潘祖荫之托寻访古埃及文，除亲自留心外，还委托陈季同等驻外同僚一起办理，并将陈季同的信转寄给潘祖荫。这三封信归在一起，估计由于都有关收集古埃及文而为潘祖荫有意编排在一起。 又考叶昌炽日记，有三处记载潘祖荫出示埃及古文： 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五日，郑庵丈招饮，并观埃及古碑、红厓古字、唐吐蕃会盟碑及日本、高丽各刻。同坐者芾卿、再同、李芍农学士、盛伯希祭酒、王廉生、王柯庄、黄仲弢、冯梦华太史、刘佛青主事，畅饮至未刻。 光绪己丑二月二十日，复造郑庵丈处校《通鉴》一卷。陈冠生殿撰、黄仲弢太史亦来助校。又见埃及古文，其石在法国巴黎斯城，高不可拓，以影照法缩于片纸。其文有如鸟者、有如兽者、有如刀者、有如弓矢者，皆三代以前象形字。 光绪庚寅五月廿七日，见郑庵师新得埃及残石拓本，美国斐尔士所藏。张祖翼逊先游泰西主其家见之，乃古时石椁仅存残石二片，文字奇古，尚在希腊，四千余年物也。张君欲打本，斐尔士恐损石，初拒不允。张均告以中国碑版所以流传甚远者，皆毡蜡之功。始拓约十余通。此本黄仲弢从张君乞得，以转赠郑庵师者也。（《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据此可知，潘祖荫在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首次得到刘瑞芬寄赠古埃及文后九天，招饮门生，分享同好。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二月二十日，又出示了摄影缩印的埃及古文，潘祖荫日记中也有记载，但没有述及同观埃及文字，只是开列了请来校书的名单，都没说明这次展示的古埃及文来源。此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五月廿七日，潘祖荫展示了黄绍箕所赠、从张祖翼处求得的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这正是本文开头所引叶昌炽《语石》中所提到的。 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综上可知，潘祖荫一共有三种古埃及文：第一，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六日，收到刘瑞芬寄赠的埃及古文；第二，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二十五日，收到张荫桓寄赠的埃及石刻三方；第三，此后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廿七日前收到黄绍箕所赠美国斐尔士藏埃及古文拓本。潘祖荫的埃及古文收藏，有石刻、影印本、拓本三种载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学界对晚清以来的埃及学史做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总结，刘文鹏《埃及学与中国》（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页）一文认为，端方是开始搜集埃及文物、研究埃及学的前驱：“……上述的有关记载，严格说来，还谈不上埃及学的研究，只能说是中国人对埃及学的初步接触和介绍。在20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清光绪年间，政治家、金石学家端方精金石学，收藏古刻碑文。1905年端方去西欧考察政治，1906年回国，途经埃及，他随行带有中国的墨拓能手，用宣纸和银朱在那里拓了不少名碑，并购置了原石，总数40多件，最大的有木乃伊像、埃及王像等，都高达六、七尺。”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人开始搜集埃及古文物，研究埃及学”至少可上溯近二十年，即潘祖荫主动托人寻找搜集古埃及文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或许可以说，以潘祖荫古埃及文石刻收藏为中心的学人对古埃及文的搜访和研赏活动，就是中国埃及学的先声。 作者：潘佳（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