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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西风东渐”影响下，江南重镇金陵与海内外其他地区间的各种联系不断增强。这些年笔者出于对古都文化的热爱，阅读了不少民国前后有关南京的文献史料。今人在整理南京文献书目时虽曾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汇编的相关内容似乎并不很完整。笔者遴选部分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金陵杂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南京开埠后，城市建设与对外交往有了不少发展，一些介绍本土的图书、手册等陆续面世。类似的编书风气一直延迄当代。 宣统二年（1910年）官民结合举办南洋劝业会，此乃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江宁文人徐寿卿特地为此编写《金陵杂志》一书，主要向各地来宾概括介绍古城南京的基本概况，内容包括街道志、城垣志、桥梁志、官署志、学校志、会馆志、祠祀志、名园志、南朝寺院志、水道志、山麓志、庙宇志、局所会志、试馆志、公所志、慈善事业志、古迹志、违警律志、邮政新例志、宁省火车开行志、照相馆志、中西菜馆志、物产志、社会志、神会志、避讳志、沪宁火车开行志、宁省火车价目志、客栈志、茶馆志、风俗志、时令俗例志、好尚志等。同年金陵大学堂亦编有《南京暨南洋劝业会指南》，上述图书的刊行大大地方便了当时来宁的外地人。1922年刊行的徐寿卿《金陵杂志续集》还补充了一些风俗习尚等方面内容，徐氏这两本书对后来同类书籍的编撰，影响还是不小的。 1912年民国定都南京，不久又移至北京，然金陵作为东南要地，各地人员往来依旧不断增加。1912年中国旅行社刊行的《中国旅行指南》（此后10余次增订再版），其中便有关于南京的简介。1918年江苏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编写《南京游览指南》，亦介绍了当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等。1920年以后，相关介绍性等类图书问世不少。如1924年刊行的陆衣言《南京游览指南》（后曾修订再版）、俞旭华《南京居游指南》等。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城市建设与内外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相对于旧都北平（注：今北京。1927至1949年间，南北二京分别简称“京”“平”，其他时期一度分别简称“宁”“京”，以下“同”）来说，时称南京为“新都”。这一时期刊行的相关图书主要有：1928年顾容展的《实用首都指南》、方继之《新都游览指南》、胡祥翰《金陵胜迹志》，1929年周念行等的《新都胜迹考》，1930年林震的《实用首都指南》，1931年周汉章的《最新首都指南》、杨世杰《新都名胜记》、中国旅行社《首都导游》，1932年雨花社的《旅京必携》、陈迺勋等《新京备乘》，1933年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的《新南京》、夏焕章《最新南京指南》，1934年陈子展的《南京》，1935年李郁青的《南京》等。据《旅京必携》记载：1928年9月26日南京特别市政府第十五次市政会议决定，“定兰花为本市市花”，寓意首都“如兰之清而愈香，卓然为群市之冠之意也”。可知当时南京市花并非梅花。 日伪统治时期刊行的相关出版物有：1939年（伪）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的《南京指南》，1941年《中报》社的《新南京》，1942年（伪）南京市政府宣传处的《南京》，1943年（伪）南京市政府的《南京便览》（后来有修订版）。由于当时日伪间往来较多、且不少日侨寓居南京，日方亦编撰刊行了一些相关图书。如1941年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南京》，从地理、历史、交通、政治、经济、外交、居留民和杂录等方面对该城市进行基本介绍，其中还有日人眼中的“南京攻略史”“南京神社”等内容。这些文献为人们研究当时南京城市与社会状况等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依据。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一时期的书籍编刊大多延续了早前类似的图书体例，如1946年贝建华的《首都游览指南》，1947年中国旅行社的《南京导游》，1948年南京市文献委员会的《南京》，1949年全国工商服务社的《京沪宝鉴·南京要志》等。那时人们观览南京及其周边景致，已经可以选择一至六日的行程安排了。 历史印痕 随着近代摄影术传入中国，一些老照片比昔日绘画更为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古都南京的历史风貌。如1910年日本杉江房造的《金陵胜观》（共50幅）为迄今最早问世的介绍南京影集之一，1929年南京市教育局编辑的《首都名胜古迹图片》（共125幅）则更为全面地再现了古都风光。而1933年郭锡麒的《南京影集》（共80幅）、1936年朱偰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共317幅）、1940年日本泷藤治三郎的《南京の全眺》（共89幅）、1945年德国赫达·哈默尔等的《南京（NANKING）》（共201幅）等，尽管属于摄影专集，然亦定格了当时古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由于岁月变迁等缘故，过去有些景致如今已经物是人非，这些老照片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尚未再版的《首都名胜古迹图片》一共收录了125幅老照片，书前附有“首都古迹名胜区域图”，首幅照片为市府所在地“贡院明远楼正面”，尾图为“（栖霞山）最高峰”，毎帧均配文字简介。虽然南京第一公园早已不存，但从中可见该园内的烈士祠原为一幢二层仿古建筑，“四周绕以石栏，正面有石阶可登祠”，内设烈士灵位及遗像；龙潭讨孙（传芳）阵亡将士纪念碑建于1928年，“为方椎立体形白石建成，高丈余”，龙潭讨孙（传芳）阵亡将士纪念塔亦为白石建成，呈“八角形，高可二丈余”，碑、塔上分别刻有“讨孙革命军阵亡纪念碑（或塔）”等字样。位于雨花台北麓的刘园为清末文士刘文陶所建，如今园迹难觅，该书中亦有1张反映刘园全景的图片，乃该园仅存的几张老照片之一。至于钟山天堡城旁矗立的辛亥革命光复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塔、清凉山麓基督教徒公墓等，如今同样已经消逝，知之者恐怕亦不多了。 民国时期有关方面还编辑了不少专门针对南京某个方面、某行业概况或某一景点介绍等类文献，如1931年首都警察厅总务科的《首都街名汇编》、1939年（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秘书处的《南京市政府概况》、1948年南京市政府的《首都市政》等。近代京沪、沪杭甬及津浦等铁路开通后，铁路管理部门编撰了沿线各站当地的旅行指南，如1918年《沪宁、沪杭甬铁路旅行指南》、1920年《津浦铁路旅行指南》（后曾修订再版）中均有关于南京的介绍，1934年又专门编印《南京》一书。此外，1932年陈日章的《京镇苏锡游览指南》、1936年葛绥成的《增订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及侨务委员会秘书处的《华侨回国旅行考察指南》等中，也有一些关于金陵的介绍。至于老报刊中刊载的个人游记、画作或老照片等数量就更多了，但因拙作篇幅受限笔者只得暂略。 文献特点 上述文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南京城市的发展轨迹，从文献学角度看待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编撰者既有官方机构、社团组织，也有出版社、旅行社或个人；目的宗旨或为加强社会宣传与播扬，或为便于让海内外经贸、办事、游览人员进一步了解这座文化古城包括出入旅行情况等，故读者对象并不完全相同。如1930年代民国教育部组织拍摄《我们的首都》纪录片，较为全面地向广大民众介绍南京城市概况，该电影说明书迄今尚存；1932年李清悚的《我们的首都》，则是本少儿普及读物；至于1949年书报简讯社的《南京概况》，应属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南京解放而准备的资料。由于具体编纂者的立场观点、能力水平等缘故，某些书中内容未必正确或准确。如1942年陈维诚的《首都观光记》记述了他前往汪伪政权统治下的南京见闻，其中充斥着不少吹捧、粉饰意味。 二是在编刊形式上以文字（或图像）为主、图像（或文字）为辅，尽量做到图文并茂。如一般性的指南类图书正文前面大多附有不少当时风貌、市政要员照片或地图等，正文中再配些相关图像，书后插有广告，但也有的则是以摄影集方式问世。1947年社会部南京社会服务处资料室除了编写《旅客指南》，所编《南京游览手册》则有陵园、石头城、栖霞、汤山、莫愁湖、白鹭洲、雨花台、玄武湖、燕子矶、鼓楼10个分册。 三是有些图书在编写时借鉴了志书体例，内容包括金陵古今变迁乃至当时社会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诸如历史沿革、地理环境、法规制度、政商工贸、邮电交通、风景名胜、农林特产、学校医院及民俗习尚等，通常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容。撇开1935年出版的专业性志书《首都志》，较具代表性的有1928年徐寿卿在原有图书基础上编成的《新南京志》、1949年南京市文献委员会的《南京小志》等；也有的图书在编撰时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便于传播。像1936年无锡籍作家倪锡英的《南京》，就是1册大致按照旅游线路写成的游记。而1920年徐寿卿、韵生编绘的《金陵四十八景全图》，1923年浙江海盐籍画家、东南大学国画研究会导师周玲荪笔下的《金陵名胜写生集》等，则以版画、油画或水彩画形式再现了六朝古都的旖旎风光和人文胜迹。昔日图书在编写或刊印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舛误之处，然并非皆附《勘误表》等，故人们对此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而是应当力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地进行辨别，尽可能地复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