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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们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资料积累和理论、方法上的准备，但世界古代史在历史学科中取得一席之地，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不少大学建立历史系，组建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开始翻译古代世界史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世界古代史上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从而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真正获得发展，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对近40年来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做一个大致分期，则前20年可谓恢复和巩固时期，后20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逐步改善，世界古代史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世界古代史研究从“文革”造成的破坏中逐步复苏。在人员配备上，各大学历史系普遍恢复了世界古代史教研室，配备了教学和科研人员。1985年，林志纯联合周谷城、吴于廑发表文章，要求政府适当投入，以填补古典文明研究在中国的空白。①正是在林志纯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始招收从本科到博士的世界古代史专业学生，并聘请国外专业学者教授从楔形文字到古典拉丁语的古代语言，从基础功夫古代语言的学习开始，培养中国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也陆续开始招收、培养世界古代史方向的研究生。少量学校还派人出国进修，以尽快熟悉古代世界史研究的新动态，掌握新方法、新资料。为便于国内学者的交流和协作，1979年成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早期会员200余人。除五年一度的全体大会外，两次大会期间分别举行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希腊罗马史学术讨论会。“文革”期间停刊或走上歧途的学术刊物拨乱反正，重归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先后创办了《世界历史》《史学理论》(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和《世界史研究动态》，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英文刊物《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等，给学者们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提供了园地。 恢复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资料建设。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古典作家的著作；一些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旧译本，经过译者的校订，得以重新出版。20世纪最后20年里，总计出版的古典著作有几十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塔西佗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及反映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重要资料《摩奴法典》等。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便利了学者们研究，为古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一时期人们还编译了一些资料集。除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重印发行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一些专题性资料集如崔连仲的《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李雅书的《罗马帝国时期》(上)、杨共乐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和巫宝三主编的《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等，也陆续出版。 较大规模地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也始于这一时期。就通史性著作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对中国学人构建古代世界史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通史》声称要从月球而非地球的任何一点观察人类历史发展，注重游牧世界的作用以及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对正希望在世界史编纂中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中国学者非常有吸引力。《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强调古代不同地区文明的独特性和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明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贡献，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古代世界的历史。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选译了苏联和部分西方学者有关古代城邦问题的论文，对当时正讨论热烈的城邦问题有相当帮助；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世界古代史译文集》中，收入了部分现代学者的论文以及若干史料。 这一时期翻译的外国学者的重要著述包括马宗达等合著的《高级印度史》；塔帕尔的《印度古代文明》；阿巴·埃班的《犹太史》、乌特琴科的《恺撒传》、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等。郝镇华编辑出版了《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给当时方兴未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增添了非常有益的资料。 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综合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林志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编纂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卷)是国内系统运用城邦——帝国理论解释古代世界历史的代表作，一度是学者们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特别是那些涉及古代西亚、印度和中国民主政治以及国家起源的论述，直接向许多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是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关于城邦、帝国的理论，实际以先秦中国和古代西亚的历史为根基，由此产生了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中的所谓“求同派”和“求异派”，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古史研究。② 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曾引起广泛关注。虽然该书仅是10万字左右的读书笔记，但作者观点鲜明，认为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自治、自给、主权在民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它的出版，对城邦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吴于廑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本意是要揭示历史演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认为，农耕、游牧世界的并立构成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特点，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古代文明区之间交往的最主要方式之一。③该文广阔的视野、高屋建瓴的架构，以及独特的观点，在学者中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 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社会性质是另一个讨论热点。胡钟达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一步触及古代奴隶制发展的基础和规律，较为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引起了有关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虽然有关问题的讨论似乎至今也不曾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④刘家和关于古代中西历史比较、王敦书关于古代希腊史的系列论文、马克垚先生关于罗马与汉代奴隶制的比较以及古代小农经济和土地所有制的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引领了各自所在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黄洋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以及他有关古代希腊经济的论文，使有关古代经济性质的讨论进入高潮，其余波至今似乎仍未平息。 此外，这一时期学者们在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希腊罗马史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也发表了大量成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问题，基本奠定了后20年中学术讨论的基础。其中的部分问题，例如古代经济的性质，对古代民主政治的评价、城邦与帝国问题等，至今仍是讨论的中心。在这方面，《历史研究》和1978年创刊的《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重要成果都首次发表于这两种期刊上。 虽然如此，我们仍必须承认，前20年的发展中仍存在一定不足。资料的限制，研究人员的素质以及社会和政治形势，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科调整中，世界史从原来历史学目录中的三个二级学科被合并为一个，成为历史学科的八分之一，人员配置和研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大学教师的收入却未能及时跟进，收入微薄，世界古代史教师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王敦书先生曾这样形容当时世界古代史研究者的处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目光和兴趣首先集中在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上，难有多少思古的幽情。古代世界距离今日中国的现实毕竟太遥远了。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困难：底子薄，基础弱，图书资料极端匮乏；外语要求条件太高；研究成果得来不易，且难以发表；研究者经济收入微薄，晋升职称靠边向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⑤具体的表现，是人员的流失。很多高校的世界古代史教师仅1-2人，只能保证基本的教学。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终于还是给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2000年以后，不少大学实行津贴制，教师收入有了不同幅度的增加；“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985”、“211”工程的实施，使不少高校开始重视世界史学科队伍建设，世界史学科队伍逐渐扩大。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会对世界史知识和人才需求的增加，加上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努力，世界史最终在最近一次学科调整中被承认为一级学科，一跃从历史学的八分之一变成三分天下有其一，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并列。世界古代史研究也与世界史其他学科一道，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在资料积累方面，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大投入，购置了包括罗伊布古典丛书、牛津古典文献、托伊布纳尔希腊罗马文献丛书等。《希腊碑铭集成》和《拉丁铭文集成》等综合性、专题性铭文集、《保利》和《新保利》等工具书，也有单位整套购入。国家图书馆和知名高校图书馆购进的西文各类古代史著作成倍增加。学者们外出进行学术访问、参加学术会议较过去更加便利和频繁。当今中国大学中从事古代史的中青年一代学者中，大多有海外进修经历，有些人本身就在海外大学完成博士学业。30岁左右的年轻一辈中，自国外学成归来者所占的比例更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库。不少大学都购买了包括JSTOR在内的西文数据库，学者们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完全仰赖于纸质文本资料从事研究。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有心的学者，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得到基本的资料开展研究工作。 藏书量的增加，特别是西文藏书量的增加，大大拓宽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础，也为编译专题性文献史料提供了方便。西亚、埃及和印度史领域有多种资料集问世，古代埃及史方面有金寿福的《古埃及〈亡灵书〉》、郭丹彤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和李晓东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西亚古代史领域有吴宇虹的《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和李铁匠的《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古代印度史有崔连仲的《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等。希腊罗马古典文献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数量更多。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李维、萨鲁斯特、《罗马帝王传》等诸多古典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希腊罗马史料集”丛书；苗力田领衔完成了《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的翻译和出版。“日知古典丛书”，“罗马民法大全选译”，以及“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中，也都包含大量的古代文献史料。 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被译成中文者较过去大为增加，粗略统计有数百种之多。除奥姆斯泰德的《波斯帝国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蒙森的《罗马史》和塞姆的《罗马革命》等经典名作外，代表最新潮流的著述被译成中文者显著增多，如弗莱明的《民主的古代先祖——玛里与早期集体治理》、卡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雅典帝国的覆亡》、沃顿的《古希伯来文明：起源和发展》、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与《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历经8年努力，《剑桥古代史》14卷19册的翻译已基本完成，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20世纪后期西方古史学界的代表性成果，它的翻译出版，将积极推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 资料的不断积累，大量古代史料和现代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升，给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注入了活力。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中，中国学者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绩，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讨论，仅就几个最显著的特点略做介绍。首先，综合性研究加强；其次，专题著作和论文大量增加；再次，大量论著能从一手史料出发，广泛汲取学术最新成果，并提出卓有新意的观点；最后，覆盖的领域愈加广泛，过去的诸多空白得到填补。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迅速提升。 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林志纯先生系统阐述了他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都经历了从城邦民主到专制帝国阶段的理论，尤其致力于证明中国古代曾有过典型的城邦民主制时代，先秦时代的邦国，与古典希腊的城邦无异，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孔孟等儒家对民众作用的强调。吴于廑、胡钟达、刘家和、马克垚、廖学盛和王敦书先生等也都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触及农耕与游牧世界的关系、国家的起源和特点、古代文明不平衡发展、奴隶制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邦与帝国的关系、小农经济的地位、财产所有制，以及从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等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问题。施治生等主编了三部集体性著作：《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和《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关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侧面。由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完成的多卷本《世界历史》中，包含《古代国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和《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等卷册，对各自涉及的重要问题，都根据最近的进展做出了全面论述。 专题研究著作和论文大量增加。举凡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和罗马史领域，都有专题著作问世。不夸张地说，近20年中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超过之前50年的总和。古代埃及史方面，先后有刘文鹏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周启迪的《古代埃及史》；李模的《诸神的仆人们——古代埃及祭司研究》、郭丹彤的《埃及与东地中海的交往》等。在古代西亚史领域，有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于殿利的《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国洪更的《亚述赋役制度考略》、李铁匠的《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以及李海峰的《古巴比伦时期不动产经济活动研究》等。古代印度史领域，先后有崔连仲、林承节、刘欣如和尚会鹏的多种论著问世。古代希腊罗马史领域历来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出版的著作更多，如黄洋的《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易宁等的《古代希腊文明》、晏绍祥的《荷马社会研究》、张巍的《希腊古风诗教考论》、朱龙华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刘津瑜的《罗马史研究入门》、胡玉娟的《古罗马早期平民问题研究》、杨共乐(主编)的《古代罗马文明》等。 与数量增长并行的，是论著质量的普遍提高。绝大多数论著从第一手文献出发，广泛汲取现代学者研究成果，有相当扎实的资料基础，观点相当前沿和新颖。不管是古代埃及和西亚史的著作，还是希腊罗马史的论文，如今的研究，最基本的要求都是必须从原始文献出发。这一点在古代西亚史领域表现最为明显。由于不少学者具有直接阅读楔形文字的能力，多数论著都是从解读最原始的泥板文书入手，提出问题并做出论证。有些著作相当的篇幅实际是对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史的著作，同样也是如此。张巍的《古风希腊诗教考论》中，附录中包括对梭伦和特奥格尼斯诗歌全部的翻译；徐晓旭有关希腊族群的研究，夏洞奇关于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著作，李尚君关于德摩斯提尼和王忠孝关于罗马帝国皇位继承制度的论文，都包含大量直接取自原文的史料。与20世纪50年代大多靠语录官司解决世界古代史问题而言，21世纪的研究无疑更偏重实证。 研究性著作和论文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深化了对过去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学术史研究，西亚考古史、埃及考古学和埃及学历史、希腊罗马历史的学术史等，都在近20年中首次得到系统介绍。在古代不同地区文明史的研究中，以古代埃及史而论，对外关系、妇女、宗教和学术史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古代西亚史方面，苏美尔的神庙和政治、《汉谟拉比法典》与司法判决的关系、犹太古代史、赫梯文化与外来文明，波斯帝国的统治与文化，甚至教谕文学及其功能，都有专题论文和著作论述。古希腊史是笔者了解相对较多的领域，也是国内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西方学者曾讨论过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纵向言之，克里特文明、荷马社会、希腊化时代各有专门著作问世；从横向言之，土地制度、修昔底德、德摩斯提尼、雅典的城市与乡村、斯巴达政制、妇女与性别、社会生活、族群认同、政治和社会思想等，同样有专著和大量论文讨论，有些问题，如古代希腊经济中工商业的作用，一度成为讨论热点，吸引大批学者参加。罗马史在国内的研究相对薄弱，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时代，但近年来帝国时代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制度、共和传统的残存及其作用、罗马与行省的关系、帝国时代的文化、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教父哲学和思想、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等，都分别有论著涉及，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使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世界古代史学者的成果，并尝试与中国学者合作和对话。1993年、1997年、2005年和2012年，在王敦书、黄洋、杨巨平等努力下，先后在中国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各种专题性的国际性学术会议。2007年，原由日本学者发起、日本和韩国参加的世界古代史学术会议，首次正式邀请中国学者参加。2013年，中国学者首次承办了中、日、韩世界古代史学术会议。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正日益迈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初步建立了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体系，教材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学校建立了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在资料建设方面，史料与著述收藏获得长足进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变得史料扎实、文献充分、观点多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努力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具备了与西方高水平学者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等正日益走出国门，在东亚甚至在欧美学术讲坛上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过，本文的回顾也表明，作为一门来自异域且以研究异域为目标的学问，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仍存在不如人意之处。第一，与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比较，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比较，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仍不过九牛一毛。重要工具书和基本资料的缺失，仍将是制约我们提高研究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瓶颈。第二，研究队伍不仅小，整体质量也参差不齐。少有单位能够配齐世界古代史几个主要领域的专门人才，很多单位仍只有1-2人，有些单位中甚至世界古代史的课程都由世界近现代史的老师代劳。当今的研究者中，部分人仍缺乏直接运用古代文献的能力，也不曾亲自到过有关国家发掘古代遗址和从事研究。第三，学科发展不平衡。从地域分布来说，古代希腊史研究队伍相对较大，覆盖的领域较广。古代西亚和埃及史21世纪以来有所发展，但仍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原始社会史和古代印度史几乎无人问津。即使一些研究人员较多的领域，也仍留有不少空白。如希腊化时代的塞琉古帝国、帕伽马王国和马其顿王国的历史，古典时代的克里特和海外希腊人，很少得到讨论。西方方兴未艾的古典晚期研究，也刚刚在中国得到反映。 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这些不足，表明中国的古史研究要真正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些都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条件的改善，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未来可期，走向世界的历程，也会以加速度完成。 注释： ①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 ②晏绍祥：《博通中西影响深远——林志纯先生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③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 ④参见王立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研究：1949-1999》，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王敦书：“序”，载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