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这可以通过视野、问题、方法、识见和理论五个方面进行认识。视野广涉欧洲、中东、南亚、中国、远东等地区的封建经济，涵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问题贯通从封建主义起源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全史，重点在于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方法主要是比较史学研究，包括显性比较和隐性比较两种形式，同时注重法学、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和史学史、法学史和经济学史等综合学术史的探察。识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得自对常见问题的新探索，一类基于学术视野的拓展与考察。理论指向主要是突破欧洲中心论、构建封建经济学和探索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封建经济学的建构，将中国的封建经济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 马克垚；封建经济史；封建经济学；欧洲中心论；比较方法 《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近期出版。本文拟结合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等专著，探讨他关于封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一、视野 所谓视野，通常理解为视域的平面布展。但在学术上，视野应为一立体结构，除了面的布展，还须有点的深入。点的深入使面的布展呈现为一定的厚度。如果只有面的布展，所谓视野，只可能浮光掠影，而缺乏纵深和内涵。 马克垚的学术视野即具有这样的特点，既非常开阔，又呈现着立体的结构。学界多认为，他的研究方向是欧洲封建经济史，因而一向以外国史史学家的身份称誉学林，较少有人了解他对中国封建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史也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发表的一些中西比较研究的论文即可为证明。但他的真正的中国史基础，多数读者也许难以了解和认识，因为他的著述大多是在中国史的背景下进行的暗比或隐性比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特别是在那些限定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的著述中，很少见到中国史的内容。隐性比较一旦成为基本方法，所谓中国封建经济史的背景也就获得了与欧洲封建经济史同等的视野。而当将中国封建经济史和西欧封建经济史在一个平面上对比展开时，这种视野的壮阔感也就显现出来。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著作以及众多的论文，都是在这种隐性比较中撰写发表的。还应指出，除了中国封建经济史，他对南亚、中东地区的封建经济史也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而他构建封建经济学的依托对象，即包括这些地区的经济史。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马克垚不是单刀直入，直奔问题本身，而是首先考察和研究相关学科的学术史。对历史学家来说，封建经济史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所以学术史首先是史学史。而17、18世纪以来，封建主义主要是一个法学概念，我们所习见的封土制、封臣制、庄园、农奴、公社、城市等概念，以至整个学术话语体系，都是17、18、19世纪西方学者从法学定义入手概括、抽象和建立起来的，所以，法学史对封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经济史属于历史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或者说兼具历史和经济的内涵，因此经济学史对于封建经济史研究也必不可少。这样，封建经济史研究便至少包括了史学史、法学史、经济学史，至少涉及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因此，如果学术史仅指史学史，在今天的学术界或无可称道，因为这样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史学本身因而与其他学科没有区别。但它包括了法学史和经济学史后就不同了。法学史、经济学史与法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密不可分，研究西欧封建经济史，既需要一定的法学知识和理论，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以及一定的高等数学、统计学和概率论等知识和理论。这对于非专业特别是人文学者而言，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马克垚的视野一方面突破了专业局限、跨越了学科鸿沟，扩展到法学、经济学等非历史学领域；另一方面又直抵学术史的纵深，进入17、18世纪的欧美苏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殿堂，从而使他的视野纵横拓展，形成了立体的结构。 需要说明，无论是面的布展还是点的深入，都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一种感受或解读，就马克垚本人而言，却未必刻意而为。这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来说，或可获得某种启迪。 由于封建经济史研究涉及领域多，具有综合学科或跨学科的特点，这一研究也应包含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封建经济史研究。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封建经济史研究，除本学科或领域之外，至少还包括对历史学和史学史的了解和研究。这就要求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相应的历史学和史学史的视野。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们读过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封建经济史的著作，无不感到经济学的知识和理论素养鲜明突出，而历史学或史学史的知识和素养明显不足，相对于历史学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套路或范式，这就是缺乏历史感。至于有没有法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读过马克垚的著述以及他们是否也有与我们同样的感受，当然不得而知。但依据马克垚对这两个学科或领域相关知识的掌握，以及他的论著对相关理论方法的阐释和研究来估计，应该较少存在这样的情况。 二、问题 在西欧封建经济史领域，马克垚平时主要思考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是怎样提出来的？ 马克垚具有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特点和提出问题的敏感意识。他在充分利用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学术前沿的熟稔，在长期苦读欧美和苏联史学家的著述，潜心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史学史、法学史和经济学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统而言之，即 “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可分为几个层次，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可认为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面对国内外学术界提出来的极富挑战性的大题目，是一个涵盖交织着众多原创性题目、而一个题目又包括多个问题的大系统。它在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那些驰名国际史坛的史学大家质问：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概念为什么将生产力、经济基础等因素排斥在外？西欧封建制度为什么是一个法学概念？何以必须用法学方法进行研究？应该怎样认识西欧的封建化？封建化为什么要以农村公社作为起点？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究竟是不是封建经济得力的、合适的分析工具？应该怎样建立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所谓重新认识，是指全面检讨已经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重新考察和研究。显然，这些问题基本上覆盖了西欧封建经济史的整个领域。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大系统，使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呈现着突出的问题气质。 在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层次下，马克垚提出和探讨了若干在我们看来属于中等层次的问题，这里以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为例，进一步认识他的问题意识。 在国内外学术界，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早已成为历史学领域的显学。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术界即掀起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70、80年代，又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在国内，5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80、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讨论再次掀起热潮。由于资本主义的起源理论涉及如何认识中西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封建城市、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当时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激发了人们浓厚而广泛的兴趣。由于讨论的问题正属于马克垚的研究领域，于是，在前述广阔的视野和相关学术史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他以《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一文向学界同行展示了他的问题和思考。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作为范例，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篇几乎由问题组成的论文，对资本主义起源本身并未展开研究，给出结论，而且最终仍以问题结尾。这样的论文，无疑更能帮助我们认识马克垚的问题意识。 文章纵论20世纪50年代以迄90年代中期即这篇文章撰写时的学术史，其中包括欧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涉及的学者多达数十人。马克垚认为，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以资本主义起源的两条道路而知名的多布（Maurice Dobb）、希尔顿(Rodney Howard Hilton)等人的内部起源说和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的长途贸易说，以新人口论而驰名西欧封建人口史、经济史领域的波斯坦（Moissey Postan）、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哈切尔(John Hatcher)等人的人口历史动力论或人口起源说，都是以单一原因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而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主要思考农民的产权问题，诺斯（Douglas C. North）主要思考领主的产权问题，两者看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同，却也都是从产权上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是由单一原因进行研究。在马克垚看来，资本主义起源是一个错综复杂、涉及广博的问题，仅由单一原因进行研究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如果由此深入下去，及于经济结构，则会涉及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同是西欧国家，起源的道路却不同，而且发展的速度殊异？伊懋可（Mark Elvin）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以高技术平衡陷阱来解释中国宋代经济的停滞，但马克垚认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口论，只是加上了制约技术进步这一曲折。针对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仍然难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垚主张应以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国外虽已有学者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起源，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这些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在马克垚看来，韦伯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学者的自大心理遮蔽了他的视线和眼界，纵然有合适的方法，也难以超脱文明的偏见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偏颇。他与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认为西方就是世界，就是历史，没有历史的东方自然发展不出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韦伯的比较方法并没有解决上述学者留下的理论缺陷。琼斯（Eric Lionel Jones）也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但与韦伯不同，琼斯是从环境、人口、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比较，他虽然肯定了东方发展的可能性，却仍然认为东方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马克垚看来，琼斯的比较只是把各种因素松散地罗列起来，并没有形成系统，因而没有找到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他偏重于地理环境的解释，地理环境对资本主义起源当然有影响，但绝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使他无法认识发展的真相。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对中国和西欧进行了比较，但在分析欧洲核心地区英国和荷兰的资本主义起源时，他仍然强调了国际贸易的作用，与斯威齐无别。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采取习见的说法，并没有大的突破。综合看来，这些比较都“浮于表面”，因此，马克垚提出了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比较的设想，特别是集中在小农经济和商业经济两种结构上，以此来揭示东西方的内蕴，探讨是否存在巨大差别，从而决定东西方发展是否迥然不同。学术界大多认为，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起点，可是法国比英国农民更早摆脱了农奴制的羁绊，为什么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却没有？而且到18世纪仍有大量小农存在？这里当然存在一个产权问题，可是，小农经济是因为产权牢固不容易分化吗？为什么人们都在强调产权对起源的意义呢？黄宗智先生以恰亚诺夫（Alersandr Vasilirvich Chayanov）的理论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变迁，提出了一种“内卷化”的理论，力图以此证明分化不出资本主义因素。可是“内卷化”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同样证明英国小农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希尔顿称之为小农经济的“自杀循环”。这是否是现代化技术改造以前小农经济的习见现象呢？而就中国而言，幅员辽阔且各地发展不平衡，是不是直到1949年前仍然没有摆脱“内卷”状态？关于小农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国内学者有很多研究成果，可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现象，所以有西方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原工业化。他们认为，有的原工业化可以导致资本主义，有的则不能；有的原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后来衰落了，为别的地区所取代。由小农经济分化而至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中西并无不同，有的快，有的慢。英国快，法国慢；中国比英国慢，与法国比则慢得不很严重。而小农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此进行研究还应结合地主经济、城市经济、国家政权等因素进行研究，而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资本主义起源有关的另一个经济结构是商业。西方学者过分强调它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作用，皮朗即认为，欧洲在12世纪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布罗代尔甚至指出，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仍然主要存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吴承明对中国和英国封建社会的市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进行了分类。希尔顿也对英国封建社会的市场进行了研究，也进行了分类。希尔顿的研究证明，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是，吴承明却认为，西方的乡村是农业的，城市是工商业的，这种划分显然过于绝对，以致于将乡村的手工业和商业全然掩盖了，因而无法解释原工业化问题。在这里，还应提出商业资本的流向和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问题，在马克垚看来，这些现象在中西封建社会都存在共性，不宜进行过分的区别。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充分反映了敏感的问题意识。面对上述大家和他们的著述，学术界通常做出的反应是它们的方法、视角、观点和理论的新颖，继而是引用、模仿、追随，甚至不乏盲目崇拜。马克垚则不同，他以问题的形式质疑了众家学说，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与不足，同样以问题的形式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途径和出路。既然以单一原因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方法不能服人，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多种因素的分析，从经济、政治、社会以至意识形态诸结构的运动及其相互影响来进行探讨呢？既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依次经过了萌芽、夭折、衰落和发展，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也必然经过几多曲折或反复呢？ 三、方法 综览马克垚的著述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方法；在学科层面上，除了历史学方法，还注重借鉴和使用法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学术史的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是为了正确理解和认识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在于准确把握法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内涵和意义，使之成为掌握非历史方法的重要工具。 马克垚对比较方法的使用，早在青年时代已经开始。他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就是用的比较方法。所以，他的很多著述都是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辑录了比较研究的部分论文，包括《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等。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文都是比较史学的范文，所以，发表后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比较研究的专著可以举出他的《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和他主持、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其实，他的一些看似没有比较或比较不多的著作，也是用比较方法撰写的，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等。这里涉及比较研究的形式或分类问题。 从形式上看，他的比较研究可分两种：一是显性比较。上述论文使用的方法便是典型的显性比较。如果以国家为比较单位，那么，这些成果或为一对一比较，如《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仅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王在法下”和英国封建社会的“王在法下”的法律现象进行比较；或将多个单位多种现象进行比较，如《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一文，即是将中国、印度和西欧诸国进行比较，比较的国家越多，涉及的问题往往也越多，也就越能体现作者运用比较方法的功力和技巧；或为一对多的比较，如将中国作为基本单位与西欧国家包括英、法、德进行比较。 一是隐性比较。隐性比较是指仅将比较的一方诉诸文字，而将另一方隐于文本之后。但实际上，这些隐藏的对象未曾一刻淡出作者的视域。显性比较之外，马克垚一向重视隐性比较的意义，他的“以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的主张，即表达和肯定了隐性比较的功用。这是他研究西欧封建经济史多年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使用隐性比较方法实践的结晶。他的关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的许多论文和著作，即都是基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认识而提出来的问题，研究过程却仅仅呈现西欧历史的信息，求同论异都是如此。而既然是比较，就一定是双向的，所以这里也暗含了可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的意思，只要西欧封建社会史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西欧封建社会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问题并进行研究。事实上，马克垚关于中国史的一些认识，如中国史学家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大都以王朝为中心，缺乏对社会史的抽象和概括，就是在西欧历史的观照下形成的，这正是隐性比较的意义。 无论是显性比较还是隐性比较，都是学术研究的得力工具。可以说，这些工具的使用贯穿了马克垚的整个研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方法首先用来提出问题。前文论述了他的学术视野，这当然是提出问题的重要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仅有开阔的视野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方法。在视野开阔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法，才能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所以，方法是提出问题的必要工具。他的很多论文如《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论家国一体问题》等，问题的生成和题目的选定都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他的看似没有比较的论著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问题的提出和题目的选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 问题的提出主要依靠比较方法，问题的解决同样主要依靠比较方法。自选集辑录的大多数论文和《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专著自不例外，《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是他的比较研究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中，他已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即根据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深入亚、非、拉地区的古代社会，总结其发展的共同规律；一是将西欧学术史上形成的概念、定义与历史实际进行比较，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的抽象，是否反映西欧的历史实际。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比较。《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正是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比照下撰写完成的，是隐性比较的专著。他的另一部专著《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也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完成的。这部著作本来就是《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的补充，只是因为后者题目庞大，难以细论，又因为英国的资料相对集中，才独立成书，所以，也必然以隐性比较作为它的基本或主要方法。综览马克垚的成果可见，大多数著述都是通过比较方法完成的，而且其中的很多问题，除非用比较方法；否则，可能就无法得到解决。 但是，比较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与一般历史研究不同，它首先必须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搜集和分析具有共性的不同事项和材料。继而对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分别进行考察分析，综合归纳，形成观点。比较研究的思考历程仅在比较的环节上，即可能需要几个或多个反复。而且通常情况下，形成的结论还需要得到验证，即将形成的观点回过来比照各研究对象，以不致使得出的结论与其中的对象脱节、游离或矛盾。在这一点上，法国学者布洛赫提出了一个概念，称“假说验证的逻辑”。这是一个解释性的假说，一经进入验证的过程，问题的复杂性便顿然加剧，此时再与普通研究相比较，就会真切感受到比较研究的难度了。但是，比较研究的主要难度似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环节之外的劳作，笔者将它称为“学习性”劳作。既然为中西比较，总不能只写中国和英国，不及欧洲或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要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而这些国家的历史对比较研究者来说很可能不属于他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因而需要付出“学习性”劳作。由此可见这项劳作之繁重。马克垚曾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谈了比较研究的难度，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事件，还往往不易搞清楚，何况要把两方面都搞清而作比较。还因为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这个和西方社会来比较，有时因为概念不同，观点不一，似乎无法比较，弄不好就是东拉西扯、胡乱比附。”在谈到“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时，马克垚说：“本书的设想是谈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比较，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比出：中国为什么到明清之际发展落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我们深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所以就把题目定的小了一些，即只是从中西封建社会内部的一些结构、形态方面着手，作其发展的比较，而结构则不外是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 。但这几方面我们也不能进行全面的研究，只能在这些结构的内部，选择一些较小的、我们又熟悉的题目，进行比较。”侯建新先生也曾谈到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比较研究，他说：“撰写社会转型历史比较研究是个范围很大、难度很高的题目”，“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工程”。 除了比较方法，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还一直重视其他学科方法的借鉴和使用，特别是经济学方法和法学方法。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比较单一。做历史学研究的使用历史学方法，做经济学研究的使用经济学方法，做法学研究的使用法学方法。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它的好处，即通常比较细腻，但细则细矣，却导致了眼界或视野的狭窄。除了本学科的方法，其他方法一般很少使用。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也一般不去涉及或很少涉及。马克垚则不同，他很早就认识到了经济学方法和法学方法对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所以他的学术视野除了学术史，还包含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从马克垚的研究中受到启发，我们可以把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看作一个综合学科，它融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三个学科于一体，不宜割裂。可是传统经济史研究却大多忽略了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以致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各行其是，彼此鲜有往来，很少借鉴，在方法上各形成了自己的短板，多将他方庞大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这就大大局限了经济史的研究。 马克垚还特别重视学术史的考察和研究，他的很多作品都以很长的篇幅追溯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和演变，这成为他的研究成果的突出特点。《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的封建化一章，即详细梳理了欧美学术史。由于在这里封建制度是一法学概念，他便深入梳理、研究了西方学术史上罗马派、日耳曼派之争，研究了魏慈、洛特、贝洛夫、梅特兰、亨茨、顾朗日、道普什、布连威叶、孟德斯鸠、布洛赫、冈绍夫以及当代欧美封建学术史的法学理论和方法。追溯学术史的目的当然在于掌握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了解西方学者研究了什么问题，研究到怎样的深度，以及正确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即为了考察和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去考察学术史或考察深度不够，就难以了解封建主义的法学概念，掌握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史的考察和梳理是准确把握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工具。今天，学术史回顾或梳理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大到一本著作，小至一篇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大多有学术史回顾和研究现状综述。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像马克垚这样花大气力考察和研究学术史的情况的确比较少见。 与把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看作一个综合学科相适应，我们将马克垚笔下的学术史称为学术史综合，因为他把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收入了考察的视野，以将这些学科的方法并用。而我们所以提出学术史综合的概念，意在区别马克垚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术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方法之不同。这首先表现为学术史梳理的不同。后者的学术史通常限于各自领域相关成果和理论观点的概述和评论，而马克垚则是对史学史、经济学史和法学史的综合考察。《封建经济政治概论》即集中研究了封建经济原理，考察了封建经济学的起始和演变，探讨了经济人、边际主义、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制度经济学等问题。这种考察不只是一个量的区别，当以法学和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这种区别便凸显出来。 既然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历史学、经济学、法学三相结合的综合学科，它的内在规定性便决定了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学者除了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外，还应该接受经济学和法学的训练，而无论这样的训练有多么艰难。马克垚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即努力弥补在法学、经济学方面的不足，在劳动价值论、边际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方法上付出了巨大劳动。正是这种付出，为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和《封建经济政治概论》一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当然，在西欧之外，包括中国封建经济史，学术史上的封建主义不是或不一定是法学概念，学者自不必去研习法学，掌握法学理论和方法，但研习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却是必要的；否则，你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而且难以充分利用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如此，我们的学科建设、课程设计、研究生培养等封建经济史研究的前期或基础工作是否也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参考这种理论开展工作？ 无论是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是法学、经济学方法的借鉴，难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上文所论，欲对封建经济史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就必须采用这些方法，也许正是这种难度，才体现出这些方法在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