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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的西郊，河湖密布，如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西湖，在明代已经是夏日赏莲胜地。 明万历年间知名文人袁宗道在《西山十记》中说：“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锦，香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 而依西郊地势建造的清代皇家园林，水景处处，集天然与人工为一体，自多赏荷佳处。 “前后左右皆君子” 清人李渔，爱莲如命，自称，“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四命之中，“莲命”最贵。 荷为水生，近距离观赏不易。自唐朝以来，富贵之家一般都会挖池养荷，既美化环境，又可满足夏日避暑和赏荷的双重需要。但荷花种植颇考验爱荷人的资财，需要连续的水源和广阔的池塘作为场地。可叹李渔一生酷好荷花，“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只好凿斗大一池，植数茎以塞责，因池水不时泄露，经常望天乞水以救荷花。李渔的“荷命”，何其草率、勉强！ 半亩方塘，田田莲叶，是李渔求而不得的夙愿；或斗大一池，或区区数缸，是大多数爱荷之人不得已草菅“荷命”的权宜做法。而对清朝帝王来说，种荷的地盘和花费根本不成为问题。北京西郊的泉水从玉泉山流到紫禁城皇宫，沿途流经圆明园、清漪园、畅春园、金河、长河、紫竹院、积水潭、什刹海、北中南三海，最后从社稷坛南过天安门，向东向南流出。另一支从北海分出流入紫禁城的护城河及城内金水河。水面丰富，且都不深，均是种植荷花绝佳之地。 据史料记载，每年由清王室内务府经管并出租种荷的护城河水面，就达二百八十八亩，地处西郊的皇家园林区更大量种植荷花。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内务府档案，当年在圆明园安澜园、清净地河泡，以及北大墙外新挖之河泡内栽种藕秧，用量竟达五千五百二十五斤。 西郊皇家园林之中，圆明园湖泊众多，水域占园区总面积的十分之四，适宜种荷。圆明园四十景中，“濂溪乐处”“曲院风荷”，还有“多稼如云”的芰荷香，都是赏荷佳处。以《爱莲说》脍炙人口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号为濂溪先生，乾隆帝诗云“时披濂溪书，乐处惟自省”，遂用以命名园中景观。在《濂溪乐处诗序》中，乾隆帝描述了眼前荷花之盛： 苑中菡萏甚多，此处特甚。小殿数楹，流水周环于其下。每月凉暑夕，风爽秋初，净绿粉红，动香不已。想西湖十里，野水苍茫，无此端严清丽也。前后左右皆君子，洵可永日。 “曲院风荷”是模仿西湖十里荷花而建造的景观，位于后湖与福海之间，四面环水，静坐于曲廊之内，观赏荷花随风摇荡，在荷香水影之中，颇能感受李渔的感概——“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芰荷香位于圆明园北部偏西，是“多稼如云”一景南端的前屋，“坡有桃，沼有池，虹梁云栋，巍若仙居”。 如果说三山五园，是清帝及皇亲在京城的避暑胜地，那么御园赏荷，则是他们夏日观景纳凉的独特享受了。 “不深不浅种荷花” 荷花的种植，并非易事。清人阮元《吴兴杂诗》中有云：“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说明种植荷花与水密切相关，要求水域不深不浅，以适度为原则。 清人何绍基在诗中细数种荷不易，“止缘池水剧深清，欲种荷花不易成。但得廉纤半宵雨，又添三日水车声。”因池水须半干方可种荷，一旦遇雨，就要连日用水车劳作淘净多余之水。据沈复《浮生六记》记载，用盆植荷花，需用河水浇灌，并在太阳下晒，如此方能“花发大如酒杯，叶缩如碗口，亭亭可爱”。 另外，盆植荷花还要注意时令，清代园艺学家陈淏子在《花镜》中称“春分前种一日，花在茎上；春分后种一日，叶在花上；春分日种，则花叶两平”，颇为神奇。近人卢彬作《莳荷一得》，总结多年的种荷经验，认为“荷虽易生，但种不如法，则不易花。若钵莲则尤难养，以器小易干、肥多易腐也。”从萌发到开花，结实，涉及风水、时令，种荷一事，确实困难重重。 从清代档案史料中，可以一窥皇家园林内的荷花生长及种植情况。惊蛰时节，藕种萌芽。清明节前后，京城市面上有出售藕种的商户。由此时到谷雨之前，是园林内大规模补种藕秧之时。藕种萌芽，即为藕秧。所种藕秧，一部分源自园林内自产，但数量不多；绝大部分则由内务府在外采买。 以乾隆二十七年为例，因乾隆二十六年荷花生长状况不如人意，当年在圆明园特地补种藕秧，共用五千五百二十五斤，其中一千二十五斤采自熙春园河内，另外四千五百斤则是从外面市场采买而来。每千斤藕秧用银二十两，共计花费银九十两。又栽种藕匠工价银四两一钱五分八厘，两项共用银九十四两一钱五分八厘。 这项花销在圆明园日常开销中应算比较小的。但那年藕秧栽种后长势令人忧心，到谷雨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荷苗萌出甚少。 到了农历七月，本为荷花发旺之际，但补种了藕秧的清漪园、惠山园河泡内所出荷叶虽较前一年稍增，有花朵，但开花者不多。其余耕织图等五处，所长出的茎叶稀弱如前。圆明园安澜园、清净地二处河泡内所出荷叶虽亦稍增，却并未结花。北大墙外新挖河泡之内，所出荷苗过于微少。 为此，负责管理的官员被分别议处，皇帝责令他们在明年谷雨前派员加意补种。因为种植不力，皇帝恐怕就难以观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诱人美景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因圆明园北部胜景芰荷香前水泡的荷花开花偏少，乾隆帝令步军在清理河淤之时，将沙土挖出，加堆土山，换补水泡中的河泥，并于次年谷雨之前，栽种藕秧一千四百七十斤。 本以为这样一来，当年荷花一定会长势良好。谁知到七月间，不但花开寥寥无几，竟有多半全未萌芽。为此，清淤补种所花费银两被勒令追赔，主持官员钱保、福新罚俸六个月，主管官副都统和尔经额，也因未能查处办理，疏于职守，罚俸三个月。 还好皇上赏荷不顺心这样的“事故”毕竟少见，乾隆帝有诗写道：“柳桥横界水东西，西浅东深致不齐。浅乃宜荷花正放，过桥似入绛云低。”可见御园之内，河水深浅相宜，荷花夏日盛放，天子可尽情观赏才是常例。 “赏荷乾坤与家国天下” 赏荷是风雅之事，一般的文人墨客种之赏之，至多留一段风流佳话，或多谱写一曲旖旎颂歌。清帝种荷、赏荷，事情就可大可小。往小里说，是帝王的个人和家庭细务；往大里说，则涉及政务，事关天下。 就拿乾隆帝来讲吧，爱荷是他个人生活情趣的表现，也是孝敬母亲的方式。乾隆中叶，每当大暑前后，弘历总是特地把母亲孝圣皇太后从畅春园接到圆明园芰荷香观赏荷花。乾隆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749——1771年)间，邀皇太后同赏荷花共有20次之多。如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弘历在九州清晏吃早膳后，乘轿到畅春园西北隅的闸口门迎候皇太后，然后一同乘船向北，进圆明园水闸门，至芰荷香看荷花。弘历侍奉皇太后在这里进早膳，再恭送她回畅春园。《恭侍皇太后观荷》诗中，乾隆帝写道： 平湖香锦夏风吹，长日承欢此处宜。已喜自天无暑气，可知随地有西池。当前顿觉忘关塞，开后何须较疾迟。莲叶莲花不如藕，爱他延寿缕丝丝。 赏荷以避暑，食藕寓长寿，确实是表达孝敬的良好方式。而吃莲子则有生活哲学蕴含其中，乾隆帝《食莲》诗中写道： 平湖参错芙蓉紫，看罢莲花食莲子。轻舟棹入碧洲湾，犹有新红才出水。出水新红未吐花，晚风轻度香云霞。几回流赏冷衣袂，蚤秋消息知非赊。笑对冰盘珠玉净，清芬恰与幽怀称。莫教入口嫌苦心，从识生成有本性。 个人及家庭之外，有幸陪同皇帝赏荷者，还有关系亲密的大臣。康熙帝在经筵日讲结束后，曾携同翰林张英、高士奇、励杜讷等一同到西苑太液池(今北海公园)看荷，并写诗记录其事，“千队芙蓉太液池，迎薰初散讲筵时。螭头绝胜金莲烛，自有清香送晓颸。” 乾隆皇帝也多次特允近支王公、大学士、翰苑诸臣与他一起赏荷，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六月底，弘历即特例允许回部郡王霍集斯获此殊荣。 霍集斯出身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贵族家庭，在清代平定准噶尔蒙古贵族和大小和卓木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业中卓有功勋。他的画像作为五十功臣之首悬挂于紫光阁。乾隆帝为其题诗曰：“奉元戎檄，擒达瓦齐；后稍观望，旋迎我师；同大军进，被围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 前一年，霍集斯到北京朝觐时，乾隆帝已特赐宅第，让其留居北京。这回又特许他入圆明园，在芰荷香一同观赏荷花，既是对他个人贡献的肯定，也是对西北地区民族团结、政局稳定的期许。 荷花在密切君臣关系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赐朝臣赏荷的同时，赐藕、赐莲蓬也是对朝臣优待的表示。得到赐物的臣下，感激涕零，怎能不怀恩思报？ 皇帝身系家国天下，御园之荷花，也有袖里乾坤。在政治寓意方面，荷花是祥瑞的一种，并蒂莲一直是自然生成的吉祥之兆。天降祥瑞，又一向作为政治清明、安居乐业的清平之世的标志。清代帝王之中，雍正帝一朝追求祥瑞，层出不穷，花样百出。他即位之初，急需祥瑞证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恰逢此时，内苑太液池于八月六日得并蒂嘉莲，遂为雍正元年(1723年)祥瑞。 值得一提的是，种荷、赏荷的副产品，即京城各处荷花池租赁费，以及皇家园林内所产莲藕变卖后的银两，还可以充实皇帝的荷包，是内务府很重要的一笔收入。比如，圆明园内每年所产莲藕的收入，是可以部分支付同期的园林维修费用的。 *本文选自《中国经营报》201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