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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者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发展做了探讨，认为在理解边疆与“大一统”关系时要处理好边远与中心、特殊与一般、动荡与稳定、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只有将边疆史与通史和断代史融为一体，走互动与融通相结合的研究之路，才能进一步拓展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内涵，真正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关 键 词：新时代 中国边疆 “大一统” 互动与融通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边疆史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主要内容之一，亦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二十四史”中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记载到近代以来出版的各种边疆史专著，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对边疆的认识程度与水平。随着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中国边疆史必须在理性的反思中走互动与融通的研究之路，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形”与“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充分继承传统优秀学风的基础上走创新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边疆是靠近国界的领土，属于国家的边缘地带。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常将“边疆”与“庙堂”、“边疆”与“朝廷”、“边疆”与“中枢”、“边疆”与“内地”相提并论。在世界各国的边疆形成过程中，中国边疆的形成与演变具有自身的特点，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边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当然，这一变化是相对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所谓“变”，就是指中国的疆域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所谓“不变”，就是指中国的核心未变。这一核心主要是指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始终未变，具有极强凝聚力的文化统合的理念未变。换言之，中国疆域的“变”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的。中国疆域具有鲜明的地理环境，四周有天然屏障，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种多样，“农业区与牧区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发展带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相互依赖，互相补充。同时也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显著不平衡”。①在中华文化的多元背景下，如何在保持其个性的前提下使各自能够和谐相处，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国家层面，“和”又可理解为“大一统”。“大一统”就是以德立国的合法政权要统治多民族的国家，就要有统一的政权、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文化等，追求和谐稳定，维持长治久安，反对分裂动乱，确保天下太平。在理解边疆与“大一统”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时，应处理好以下四大关系。 (1)边远与中心的关系。尽管边疆具有边缘性，但中国的边疆并不必然就是边远地区。在早期中国历史中，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一般设置在远离边疆的中心区域，位于相对安全的“五服”之中心。但随着民族交融的日益加深和巩固边疆的客观需要，都城就不能永远远离边疆。到了15世纪，明成祖从实际出发，以“天子戍边”的极大勇气冲破重重阻力，突破陈腐的观念，将明代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当时的边疆区域甚至是边防前沿——北平，以便对北部边情迅速做出决策，有效应对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确保明朝的国防安全。有明一代，北京地处边防前线，位于明朝的边疆地区，多次受到侵扰，但始终没有南迁。明朝统治者以极大的自信迎接挑战，使北京在中国的疆域稳定与开拓、民族交融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种简单地将边疆视为远离中心的边远地区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同时，边远与中心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绝不是简单的“手脚”与“心脏”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边缘”与“根本”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可以随意舍弃。而传统的“守在四夷”也是偏颇的，此“守”仅仅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守”在中央而不在边疆。换言之，“固边”的根本在中心而不在边疆，不同时期的边疆危机其实就是中心的一系列失误所造成的。离开中心而仅仅以边疆的视野来谈边疆是认不清边疆问题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交融的进一步加深，处于边疆地区的民族不断向中心靠拢，时而成为天下共主。如曾为边疆民族的蒙古与满洲“自边陲入主中原，以中原为帝国的核心，以汉文化为主轴，以中国为其帝国之重，并自称中国”。②特别是清朝构筑了空前庞大的王朝，将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态推向了高峰。 (2)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由于区域经济尤其是农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边疆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与“中原”、“内地”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差距是正常现象，故在一定时期和特定范围内可以根据不同的风俗和社会发展的水平采取特殊的、过渡性的管理方式，使其逐渐融入“大一统”的治理体系之中。但经济落后并不是边疆地区的固有特点，因为“内地”同样有许多地区存在经济落后的现象，故“因俗而治”并不意味着消极应对和放任自流，更不是“不治”，而必须在尊重其风俗和信仰的前提下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关注民生，协助抵御灾害，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缩小边疆与非边疆区域的差别。同时，“因俗而治”的区域绝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独立王国”，“因俗而治”也绝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治，而必须采取适度而有效的措施“齐政修教”，密切经济联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国家认同，确保其内部朝着有利于“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当实行特殊管理的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推行“改土归流”，削弱特权，与内地实行无差别的一体化管理，有效加强行政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交融的加强，“德政”并不是汉族政权的专利，不论“华夷”，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人们不必一再突出先秦时期乃至后世一些人强调民族差异和辨别亲疏的狭隘和偏激思想，而要突出中国传统认识中“四海之内皆兄弟”、“遐迩一体”、“华夷一家”、“中外一家”、“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等积极、平等与包容的思想，充分肯定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贡献，正视民族交融和凝聚的成果，倡导民族平等。如朱元璋称帝后对元朝“勘定朔方、抚有中夏和混一南北”的历史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其顺天应人时的“华夷咸服”、对元朝前期民族交融和多民族国家良好的政治局面予以积极肯定。朱元璋说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③正如马大正所言：“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千余年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着的大统一要求变成现实。但是与元代相比，汉唐统一的规模要小得多，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蒙古贵族集团‘以马上得天下’的元朝疆域空前广大，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④雍正皇帝利用中国传统的观念为清朝的合法性辩护，满洲因德而拥有天下，清朝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王朝，故不得以“华夷而有殊视”，亦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对传统的“华夷观”做了全新的阐释，以充分的自信维护和发展着“大一统”的局面，对那些片面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和凸显“华夷有别”的言论予以抨击与遏制，对中国的“大一统”理论做出了历史性的推进和最大可能的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