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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荡与稳定的关系。由于边疆所固有的属性，在一段时期内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动荡是正常现象。如何消除动荡，确保稳定，是考验治国者的关键指标之一。在中央政权稳定且统治者头脑清醒之时，必然高度重视边疆问题，明白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内地安定、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的密切关系，必须统筹边疆与内地的协调发展，并把边疆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故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能够选派得力可靠的能臣来治边护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行政管控，确保边疆稳定和天下太平。一旦用人失当，疏于治理，必然行政乖误，酿成大患，引发边疆动荡和战乱，进而威胁中央政权的安全，更甚者则直接导致王朝的崩溃。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随着形势的需要而在不断强化，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分离势力，强化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使“烽燧不惊，华戎同轨”。⑤与内地相比，边疆的分离势力更为严重，亦更为特殊。如何消弭边疆的分裂因素，是对执政者的最大考验。凡有为之君，必能以高度的警惕性时时关注边疆，对鼓吹分离、破坏稳定、从事分裂等形形色色的势力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文武并用，多管齐下，在严控中予以铲除，确保边疆的安宁。当然，稳定边疆只是治理边疆的一个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边疆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稳定边疆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边疆，让边疆以主人翁的自觉意识参与“大一统”的建设并平等地共享“大一统”发展的成果。 (4)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边疆不是如一些人所谓的“神经末梢”，中央王朝的国防重心在边疆，核心利益在边疆，关注的焦点也在边疆。要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要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创建“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就必须消除边患，使边疆无战事。而要保证边疆的和平与发展，一方面要确保政治的良性运行，消除内乱的各种根源；另一方面要居安思危，消除外患的各种苗头。如果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纷争不断，政出多门，必将引发边患。一旦内乱迭现，自身无法平息，必然无暇顾及边疆，使边疆分离势力成为摧毁中原王朝的致命力量。相对于内地，一些边疆区域是外部势力极易渗透的地方，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威胁。为此，中央政权要诚心睦邻友好，讲信施义，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只有坚持以和为贵，以文为先，互利互惠，相互补充，才能确保边疆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安全。同时，要及时掌握边疆信息，对公然破坏边疆安全的外部势力要采取合理适度的防御与自卫，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溃，将外部的威胁和侵扰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边疆息警”、“边疆宁谧”、“边疆无事”、“边疆无虞”、“边疆安靖”是自古以来人们美好的愿望。一旦“边疆不宁”、“边疆多事”，则天下不安。而“边疆失守”，则国将不国。故雄才大略之主，必能“慎固边疆”、“捍御边疆”，将“窥伺”、“侵扰”、“骚扰”边疆之势力及时控制，或安抚，或驱赶，或诛灭，确保边疆的和平与安宁。 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与文化、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但随着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时代边疆史研究的客观要求，仅仅局限在这一固定的研究范式中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边疆从来就不是边疆的边疆，故边疆史就不是简单的边疆的边疆史。没有对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治边策略、治边决心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分管人事、财政、军事、外交、监察等官员的治边理念和治边行为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各级官员的执行力和能动性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内地与边疆的活动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没有对各时期边疆外部势力消长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演变和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做出深刻的反思。同时，要突破断代史的束缚，以大视野来认识中国边疆的演变。如对元明清时期的边疆史的研究，一方面要在秦汉以来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要把三朝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长期以来，一些研究者将三朝分别对待，简单割裂，任情地贬低明朝的地位，认为明朝在疆域方面前不如元朝，后不如清朝。事实上，明朝是在解决元朝无法有效控制中国核心区域的问题。元朝的疆域之广不可否认，但关键的问题是自身不可能长期而有效地控制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统治秩序，其动荡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的核心区域，元朝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被南方民众带头推翻是不难理解的。明朝建立之后，主要的历史责任就是重建中国核心区域统一的社会秩序，集中精力解决了元朝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汉唐宋时期所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如明人于慎行所言：明朝“灵、夏在版图，则宋全盛所无；甘、肃为斥堠，则唐中叶所失；而云南一省为郡县，则汉、唐以来所未有者，亦足补其一二矣”。⑥特别是经历了洪武、永乐五六十年的探索，明朝较好地找到了治理和稳定所辖之地的办法，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日本学者所言：明成祖将“南京京师体制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之后，明朝彻底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确立”。⑦经过明朝将近三百年的治理，中国核心区域的社会空前稳定，使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边疆问题上，有效解决了明朝想要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北方“边患”问题，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使中国的疆域得以有效拓展和治理，使边疆安全形势大为改善，农牧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强，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只有将三朝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才能看清“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的内在逻辑，也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明朝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和三朝各自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贡献。 要真正提高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水平，首先要求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充分了解和深度吸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又要从事通史和断代史研究；既要有对某一时段的微观研究，又要有大历史观的眼光；既要有史学的素养，又要有现实的关照；既要有中国情怀，又要有国际视野。所以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不能仅仅局限在边疆区域史范围来研究边疆史，更不能以静态的、粗放的方式来对待边疆史。那种微观的、就事论事的、被动的研究绝不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常态。中国边疆史不是简单的地方史，也不是简单的区域史，而是以边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只有将边疆史与通史和断代史融为一体，走互动与融通相结合的研究之路，才能进一步拓展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内涵，深刻认识中国边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全面总结历代治理边疆的得与失，有效扩大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影响力，真正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注释： ①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②汪荣祖：《明清史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④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⑤《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 ⑥于慎行：《穀山笔麈》卷18《夷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日]檀上宽著、王晓峰译：《永乐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