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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民国十八年八月十日的内政部指令中称其为“瑞典人喜龙仁”。内政部指令这种政府文件上把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弄错的几率很小。据此推断，“喜龙仁”至少是得到Osvald Sirén认可的并且在其与当时的民国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使用的很正规的汉名。 喜龙仁与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喜龙仁卒于1966年，而中国的著作版权法规定在作者去世五十年后其著作版权不再受保护，因此从2016年开始，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喜龙仁的著作中文译本，特别是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近年来出了很多中译本。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他那本被广泛用作西方大学中国艺术史入门标准教科书的《中国艺术》一书中列为参考书的《中国园林》也首度在2017年出版中文版。 虽然曾经给喜龙仁担任过三个月研究助手的高居翰对喜龙仁颇有微词，高居翰在其佛利尔奖章受奖演说中称喜龙仁不是他的英雄，并且说喜龙仁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往往不够深入。但是喜欢与高居翰争论的班宗华对喜龙仁评价极高。 喜龙仁从1920年代起就已经把中国艺术史研究当做一种全球性的活动，经常奔波于欧洲、北美、东亚，几乎遍览当时欧洲、北美和东亚所有重要的公私中国艺术品收藏，并精心拍摄图片。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在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全身心投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喜龙仁也充分利用他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他本人四十岁左右才开始研究中国艺术，中文虽 然也曾经努力学习，但是毕竟水平有限。于是他不惜自己花钱聘请助手帮助翻译中文资料。他经常从国外聘请研究助手去瑞典和他一起翻译和研究。早在1920年春季他就从中国带一位年轻人回瑞典，打算让这位中国青年帮他翻译中国画论(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页154）。从1936年到1938年给他当了两年助手的中国青年杨周翰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大名鼎鼎的英语和欧洲文学教授。高居翰年轻时也曾给他做了三个月助手。喜龙仁与欧洲、北美、中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商人以及学者都有广泛交流。他在决定研究中国艺术之初就拜访过北美当时最重要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佛 利 尔（Charles Lang Freer）并且得到佛利尔的指点和帮助。1922年他还曾去罗振玉天津寓所观看罗振玉收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摹本（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p85）。他 与民国时期北京著名鉴藏家完颜衡永（王衡永、衡亮生）有长期联系和交流。他在著作的致谢部分多次提到伯希和与韦利（Arthur Waley）。他与胡适、黄宾虹、袁同礼、张元济和蔡元培等人也有交往。当然他与卢芹斋等艺术品商人也有密切的联系。 尽管高居翰对喜龙仁颇有微词，但是高居翰在其关于中国绘画发展的系列讲座视频中却也推荐喜龙仁的著作，原因是喜龙仁著作中的有些图版在其他资料中不大容易找到。今天喜龙仁的著作至少对于艺术史学史和鉴藏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球范围内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得到很多关于艺术品流转经历和收藏历史的宝贵线索。 鲁迅1936年3月30日写给莫斯科的犹太人艺术史家Pavel Ettinger的信中说：“有一部Osvald Sirén(喜龙仁）的《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ting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美金40），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非Kiang(江亢虎）的著作可比。”（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14卷，页387）“喜仁龙”这个错误译名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直到1985年才有喜龙仁著作的中译本出现。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喜龙仁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Osvald Sirén被翻译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流风所及，连葛兆光和石守谦也未加深究而随大流，称其为“喜仁龙”。 为何应是“喜龙仁” 首先，“喜仁龙”是不对的。Osvald Sirén的汉名应该是喜龙仁。 笔者见过一份民国十八年八月十日的内政部指令，指令中称其为“瑞典人喜龙仁”。内政部指令这种政府文件上把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弄错的几率很小。据此推断， “喜龙仁”至少是得到Osvald Sirén认可的并且在其与当时的民国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使用的很正规的汉名。这一推断也得到曾经担任喜龙仁研究助手达两年之久的杨周翰的回忆的印证，也得到与喜龙仁有过交往的黄宾虹、杨联陞和张大千等人的书信的证实。 1936年至1938年担任喜龙仁研究助手的杨周翰（1915—1989）在1980年代回忆说： 在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师Miss Bowden-Smith把我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瑞典美术史教授喜龙 仁（Osvald Sirén）,要 我 和他一起核校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国画论》（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中中国画论的英译文。后来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 1936年3月，我应前一年夏天喜龙仁之约，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莫斯科，又转列宁格勒、芬兰，搭船到了斯德哥尔摩。 喜龙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绘画的，专攻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乔 托（Giotto）,有 专 著（英 译 本1917），后来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1920年就到中国来过，据说是唯一获准在宫内拍摄建筑物的外国人（当时紫禁城还由溥仪居住），继而又研究中国绘画。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国画论》和《中国早期绘画史》，他约我去的时候，正在准备写中国后期绘画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汉语不能独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他写下来。在口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总要经过一番商讨。我当时只21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则一无所知，尤其绘画理论，绘画术语，什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些至今聚讼不止的概念，什么吹云泼墨，什么皴刷点拖这类技术术语，都是从未接触过的。但是这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同时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所理解。喜龙仁还带我去英、德、法各国首都博物馆看他们收藏的中国画，从所谓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到明清画家的作品，颇开眼界。 1938年夏末，我离开瑞典回国到昆明。（参看季羡林等：《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3-205页） 黄宾虹1936年2月19日致许承尧的书信中称： 昨有瑞典图书馆主任喜龙仁者，酷爱郑画，谓新安派为世界第一等高品，江浙名家皆所不及。如四王之甜，蓝田叔之俗，欧人亦厌之矣。（参看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146－147页） 此处瑞典图书馆主任是瑞典博物馆主任之笔误。喜龙仁从1928年到1945年担任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 黄宾虹1943年致傅雷的书信中说： 近二十年，欧人盛赞东方文化，如法人马古烈谈选学，伯希和言考古，意之沙龙，瑞典喜龙仁，德国女士孔德，芝加哥教授德里斯珂诸人，大半会面或通邮，皆能读古书，研究国画理论，有明于元代士大夫之画高出唐宋，而以明季隐逸簪缨之画不减元人，务从笔法推寻，而不徒斤斤于皮相。（参看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杨联陞1956年6月27日致蒋彝的信中说： Bollingen信，这次在我也出于意外。因为就情理推断，可能已很大了。不过此项计划，我最初就觉得可疑，因为今日美国之美术博物馆与弄中国画的人，情形与喜龙仁当年调查时已大不同。您所谓情形复杂者是也。真正作起来，怕也要得罪人。因为大家眼光可以不同，而中国画之真伪又实在难辨，所以不作也好。（参看杨联陞：《莲生书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48页。） 网上有张大千给喜龙仁写的书法作品，释文如下： 喜龙仁博士致力吾华绘画垂五十年，著作等身，举世奉为矩矱。十年前，予自天竺还居香港，先生亦游于是，访予寓斋，因尽出敝藏相与纵观上下古今。所论莫不相合。恨相见晚也。此十年来，予南北东西，未有定止。先生好游，时时握手东京，京都间，顷者予来游上都，适逢先生八十大寿，矍铄尤胜十年以前。他日必更有鸿篇巨着以饷世人。敢先生饷世人者，以先生为不朽。 近代来华外国人的汉名 近代来华居住时间较长的欧美人大多会学习汉语，并且会起个汉化的姓名。汉名就是汉化的姓名，跟欧美人姓名的音译很不同。比如费正清是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的汉名，此名为梁思成所起，但是得到他本人认可，并且在华期间长期使用。 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喜龙仁(Osvald Sirén)也正是这样的汉化的姓名。什么叫汉化的姓名？汉化的姓名就是完全模仿中国汉族人的姓名习惯的姓名。常见有人自作聪明的将Paul Pelliot译为保罗·伯希和，将Osvald Sirén译为奥斯瓦尔德·喜龙仁。这就像将John King Fairbank译为约翰·金·费正清或者约翰·费正清一样，是不伦不类的。同理，James Cahill只能译为高居翰，不能译为詹姆斯·高居翰。 有些近代来华欧美人甚至有字号之类的别名。伯希和，字履中（参看《恽毓鼎澄斋日 记》，页453）;福 开 森（John Calvin Ferguson），字 茂 生（A Perpetual Fire,pp59-61）；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字 协 和（王世襄：《锦灰不成堆》，页90、92、95、99，李经国编《奇人王世襄》，页71）。 （作者为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研究[15YJC76011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