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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民间信仰的行业神崇拜 1980年以后，民间信仰研究在大陆学界回归，强调“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存在而非其宗教属性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和策略选择，“民间信仰”而非西方语境下的“民间宗教”成为大陆学界通行的用法。伴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复兴，行业神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如李乔的«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一书，是目前可见行业神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的通论性著作。在对大量历史文献和调查采访资料进行整理考辨的基础上，作者对各行业不同的行业神源流、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和介绍，共涉及17大类、150多个行业的祖师神及单纯的保护神。王作楫在«中国行业祖师爷»一书则讲述了90多个行业的行业祖师，但多为概述性的介绍。另外，在一些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中，也涉及到行业神信仰的问题，或整理史籍中记载行业神的史料，或简单介绍中国历史上的行业神崇拜现象。当然，数量更多的还是大量的行业神个案研究。无论是通论性还是个案式的行业神研究，论者大多循着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路，探讨行业神的类型、源流、特点、仪式、变迁和功能等诸多内容。 从行业神的主要功能着眼，行业神分为祖师神和单纯保护神两类；依照行业系统，则可以分为工业行神、商业行神、职业行神三种；而依神祇本身的来源，则分为传说或“实在的发明者”与“本为天神而被附会推崇为祖师爷”两种类型。对于行业神的起源，受史料限制目前已不考，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行业神崇拜现象的出现是以行业分工为前提的。在上古时代，行业分工尚未出现或者说分工水平较低，当时对创始神的崇拜，主要是全民崇拜的性质，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和行业观念的增强，人们对创始神的崇拜逐渐具有行业性，并过渡到后来的祖师神崇拜。李亚农曾推测祖师崇拜溯自春秋战国时期，他主要是从手工业是否发达的角度加以推论，并没有述及关于当时信仰状况方面可凭支撑的史料。从史料出发，李乔认为行业神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隋唐以至南北朝时期。唐文宗时人赵璘的«因化录»卷三就有关于茶贩祭祀陆羽的记载，唐宪宗时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卷下记有酒库祀杜康，这些祭祀活动都将所祀对象作为祖师加以供奉，业缘关系相对明确，这说明唐代已有祖师崇拜活动。而根据王永平的研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业分工的加强以及行会组织的出现，行业神崇拜在中唐时已很普遍。宋代行业神崇拜得到更大的发展，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较多行会祭神的记载，如“每遇神圣(北极佑圣真君)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可以看出，在真武大帝诞辰时，各行会都会陈设本行的物品来祭献，以为祈福。当然，真武大帝只是在保护神的意义上被各行供奉。宋人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中记有关中饼师“每图(汉)宣帝像于肆中”的现象，应可视为糕饼行崇拜祖师神的记录。明清时期行业神崇拜现象日渐繁盛，所谓“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祖师神传说更趋繁杂，神灵种类不断增多，祭祀庙所逐步扩展，祖师诞辰、赛会等各种祭典仪式的程式化大有提高，规制日隆，行业色彩浓厚的祭祀组织大量出现，成为行业神崇祀活动的组织依托。 清末以来，尤其民国以后，行业神崇拜不断衰落。李乔认为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的日益昌明导致了行业神崇拜的衰亡，但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这种一般性论“更像是受既定的进化论观念影响而产生的印象，或者称之为一种在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规定之下的‘常识性判断’”，沈洁认为反迷信运动固然与近代大工业文明的兴起和科学进步直接关联，但具体的过程也很难“一言以蔽之”。虽然从传统行会到近代工商业组织的改革引导了行业神崇拜衰落的总体方向，但信仰仪式的变化仍然是在延续的前提下发生的，“文化情感的牵系和实利主义的祈禳”是其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董虹以华北地区为例勾勒出近代行业神承袭和演变的整体印象，把近代华北地区行业神崇拜衰落的原因归结于工商行会的组织变革、科举考试的取消以及战争和社会动荡。丁晓冰对造纸业祖师神的研究则为我们讨论行业神崇拜的近代变迁提供了典型个案，从以秘密传承为主到对技术本身的掌控取代了对行业神的心理依赖，行业技艺传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构成祖师权威衰落的因素之一。虽然上述研究可能仍然无法揭示行业神崇拜近代变迁的全部面向，但却提醒研究者注意在近代化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下，行业神崇拜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内部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变迁轨迹。比如同处近代以来国家宗教政策和科学话语对迷信的批判形成的整体性压抑氛围中，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关于行业神信仰和祭祀活动就各有不同的认知，如北京“袼褙业行会告诉我们，宗教祭奠仅仅‘是个传统，没有什么真用处’”，“理发业行会认为‘谋生问题要比宗教重要得多’”，皮货业行会则说“祭奠是件不重要的事情，但通过集会而体现团体精神是非常有用的”，木器业行会“建立行会的主要目的是祭奠祖师，向他传下来的技艺表示感谢”。 仪式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研究者也多注意从祭祀仪式入手讨论行业神崇拜现象。行业神的祭祀按照参与的人群和形式划分，主要有同行从业者自发的个体性恭祭，以及在行业组织形成后有组织的奉神两种类型。一般选择在神诞日、时令年节、店铺开张开业、拜师出徒、年例会议等场合进行迎神赛会或敬神献戏。岳永逸利用民国时期的行业神调查资料，讨论了“以磕头为基本动作的身体实践的祖师爷信仰”，将说唱艺人的祖师爷周庄王崇拜置于从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说明磕头仪式在拜师、婚姻、表演、师徒关系等方面的体现。作者从个体与群体心态的视角来研究生活层面的祖师爷，试图将祖师爷信仰“还归特定群体日常生活”而非剥离，最终以行业神祭拜仪式的个案研究探索作为“主观感受的民俗学”如何成为可能。 祭祀行业神的空间一般有三种，有附祀寺观中者，有自建会馆内设祠堂者，有借饭庄等公共地点的。祭祀空间的建筑样式深受信仰习俗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业神奉祀对会馆和寺庙空间形态的塑造方面，王莹、李晓峰就从仪式空间的角度讨论了两者的关联性，角度颇为新颖。而寺庙道观也因为行业神的进入改变了既有的建筑模式，比如北京东岳庙西廊诸殿就附祀很多行业神，成为东岳庙功能各异、层级分明的三重空间的建筑群之一。 采用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强调神灵崇拜的社会功能，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常见方法，也为行业神的研究者所重视。一方面，面对来自社会和自然环境不确定风险的威胁，各行业从业者求神保佑、祈福禳灾的诉求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在存在差序和层级的社会体系中，通过祖师神的身份塑造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成为通行做法。在流传的俚语中，如厨业的“易牙本是我的祖，我们祖师也高贵”，打铁匠的“敬德也曾打过铁，老君的门徒不累赘”等，就集中体现了各手工业者希望借助抬高祖师神的地位以抬高本行业的心态。对于旅外的客籍从业者而言，以神集众、增强同业乡人在异地的凝聚力则是其首要功能。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对祖师神的推崇不仅可以加强同业者的敬业精神，勉励新入行者勤学苦练，努力业务，还可以“广造声势，利于宣传”。旧时北京的药铺就会在药王诞辰减价促销；“药材不到祁州，没有药味”，河北安国之所以形成较大的药材交易市场，也与“药王的权威”有关。实际上，不同的信仰群体崇祀行业神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以马神崇拜为例，马市、马行或驴市、驴行的弟子们祭祀马神，主要是出于一种祈求庇佑和感恩酬报的心理，而骡马车夫则更为直接地出于现实利益利用马神这一“象征资源”，在马神诞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所谓的“乞福钱”，就是以马王之祭为借口向客人多收费。因而，注意不同的信仰群体对行业神赋予的不同功能和意义，将有助于多维度地理解行业神崇拜所构建的信仰空间及其社会生活基础。也有学者探究行业神崇拜超越行业团体而之于社会的作用，认为行业神的出现可视为商人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极吸纳与利用，弥补了国家统治力量的不足。不可否认，这些实用功能构成了行业神崇拜得以长久延续的基础。 三、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组织 在中国历史上，行业神崇拜是中国传统行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围绕共同的行业神信仰和内容丰富的祭祀活动，诸多行业往往组成了具有香会组织特点的行会组织或行业色彩浓厚的香会组织，行业神崇拜也就成为这些业缘性社会组织得以整合、维系的精神纽带，为此行业内部往往通过祭祀组织展开有序的整合与管理。因此，透过行业神的研究，可以理解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研究行会史的学者曾提出应该结合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同时又从文化学、宗教学的角度对行会祀神活动进行分析，以拓展行会史研究的主题，这是20世纪上半叶行业神研究初兴时已经具有的学术传统，也是深化中国传统行业性团体研究的应有之义。 行业神与特定行业紧密相关，学界围绕着单一行业的行业神崇拜，已经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个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梨园行、盐业、药业、交通运输业、煤窑业、制瓷业、娼妓业、蹴鞠业、书坊业、说书业等。当然，有的行业神因为受到广泛崇拜，研究也相对丰富；有的仅限某一区域，知名度相对较小，研究因而薄弱，显现出研究不均衡的现象。尽管如此，那些知名度相对较低、影响力偏于一隅的行业神仍被研究者挖掘出来，开拓了行业神崇拜的研究广度，是研究向前推进的必经阶段。 中国的行业神信仰主要体现为行业组织的群体性崇拜。中国的行业组织一般认为产生于隋唐时期，称为“行”，宋元至明初称为“团行”，明中叶至清代以来又称“公所”和“会馆”。明清时期是行业神崇拜的鼎盛时期，也是行业组织供奉行业神空前兴盛的时期，此时关于行业组织奉神活动的规定，常被写入行业组织的章程和规约中，用以团结与约束同业。因而在行业组织的研究视野下对行业神崇拜的讨论，除一般性的介绍外，则多侧重于行业神崇拜之于行业团体作用的分析。藉着工商业者可以依赖的神祇举行共同崇祀的宗教活动为号召，“是各工商团体发起人得以召募成员进行结社的一项有效手段”，而为了保证祀神活动的正常进行，各行从业者轮流承担祭祀责任并分别设立祀产，制定章程和管理制度，同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共同祭祀的形式得以实现。由于“人无论智愚，未有对明神而敢肆厥志者”，因此行会往往借祖师神来约束同行，比如行会资金的筹集一般根据各铺号自己出售的商品进行“征税”，这就需要对各号账目进行检查，在年度会议上，行会成员需要在行业神面前祭祀宣誓并上交自己的账本报告，造假者将要受到严惩，而违反行规的雇工和学徒则要跪在祖师爷神像前受罚。行会借神威保证了行规的执行，同时又以行规的形式巩固了神威，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实现了对行会的经营管理。除了有益于行会的秩序和管理外，行业神崇拜还有加强行会组织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的作用，如童书业即指出，“近代行会为求团结起见，对于本行的祖师，都极端崇拜，遇祖师的诞辰，有热烈的庆祝，以作纪念，如木工的崇拜鲁班，鞋匠的崇拜鬼谷子，都是例子”。有的学者将重点进一步转向以行业神为主的“象征文化体系”的创造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讨论了会首是怎样巧妙地利用原有的神异性权威来加强传统权威，从而设计和控制会馆的日常运作秩序，而以会首为代表的传统权威对来自官方“神道设教”方式的制约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则体现出社会群体对国家的依附。 行业神崇祀是中国传统行会最常见的活动之一，因而对于行业神的研究也引发了关于中国行会起源问题的“宗教团体说”的争论。近代中外学者在对中国行会组织进行的实地调查中，就已经注意到行业神崇拜对行业团体的凝聚作用。马士据此认为中国行会可能起源于宗教团体，以为“行会最初不过是崇拜手工业、商业等想象上的创始者(如泥水行之于鲁班先师，药材行之于药王菩萨)的人的结合，至于它的种种经济的机能是后来才发达的”，全汉昇对此加以反驳，认为“这种宗教上的崇拜只能算是加重行会团结的手段，绝不是产生行会的母体”。李乔基本认同后者的观点，认为行会是先有了经济利益上的需求，然后才有供奉祖师等行业神的活动，奉神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行会形成时间的讨论中，陈宝良强调商业社团与民间宗教社团“关系非浅”，唐代民间流行宗教“社邑”，而有些社邑则由商业同行联合组成，如房山石经天宝年间题记中出现的“小彩行社”“绢行社”等。 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工商同业组织的兴起，行业组织的整合方式发生变革，传统行会以行业神作为维系同业团结的精神纽带，借神威约束同业，而近代商会制度达成的行业整合，则更多依赖于利益认同、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法律的威权以及民主参与等更具现代性的途径。行业神崇祀促成的行业聚合，最终被近现代工商同业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逐渐取代，传统行会中松散的祭祀组织也被近代科层化的组织机构取代，因此，研究近代行会史的学者大多认为，相比旧式行会而言，近代工商同业组织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祀神功能的弱化。但这一变化过程并非单线性的、一蹴而就的，在行业神信仰整体式微的总趋势下，不同行业、各行业内部的变迁轨迹呈现出复杂的景象。沈洁分析了近代昆明、苏州、北京、上海等地同业公会在放弃与继承传统行业神祭祀仪式上的不同选择，并以此说明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裴宜理在研究上海罢工时，也注意到共同的行业神信仰和崇拜仪式对于整合近代工人阶级的积极作用。以民国年间上海的机器制造业为例，这类工厂有许多改造自从前的白铁工场，传统时代，白铁工场的学徒在其３年学徒期开始之前，都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磕头礼。进入现代社会，上海的新式制铁工厂里仍然普遍盛行着这类仪式。不仅如此，拜祭行业神这一传统仪式在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与联结作用，如1919年10月上海市油漆工人罢工前，就“先在公所里举行由来已久的仪式，在神祇面前焚香祷告”；1920年初，5000多名中医药剂师也是在“药王庙举行了一次总集会后”，进行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说明，旧式行会中的各类行业神信仰、庙宇等神圣空间和仪式传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商业的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仍然有不同程度地延续，还从另一个有趣的角度展现出新时代的文化重构和社会整合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