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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社会视野下的行业神崇拜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意识到地方神明崇拜研究的潜力和学术价值，开始了“走向社区传统”的民间信仰研究。透过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可以考察特定区域的民间文化、社会组织形态与动员机制、资源竞争、族群关系、市场体系等社会秩序的各个面向。简言之，地方社会的大小神明与神庙的仪式和象征体系，不仅可以呈现不同层级的社区系统的结构，更可以反映这一结构的历史过程，或者如高丙中所说：地方神崇拜的研究“都在有意无意地回答一个问题：特定的神的信仰如何使一个地方在时间、空间上成为‘这一个’地方”。 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类型，行业神研究也体现出“社区传统”的学术取向。由于行业神崇拜与特定行业及其群体紧密相关，区域性行业神崇拜对于揭示地方的产业结构、经济生态与社会网络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由于一些行业在地方发展成为主业，行业神崇拜的影响由行业扩大到地方社会，单一行业神崇拜“升格”为地方信仰，比如山西的煤炭业、景德镇的瓷窑业等。因此，对较有特色的区域性行业神信仰的考察，也逐渐成为深化行业神和区域社会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论者多从“行业神与地方社会”出发，将行业神崇拜置于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进行讨论，涌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个案研究。 景德镇是典型的产业型市镇，随着瓷业经济的发达，不同从业人群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崇奉行业神的活动日益繁盛，形成了以御窑厂神灵崇拜为主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和以风火神童宾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体系，这种信仰格局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剧烈的演变。从作为财神象征的华光神被作为忠义象征的关帝取代，到清朝御窑厂对景德镇本土的风火神崇拜的有意扶植，并使之成为御窑厂最核心的神灵崇拜，这不仅反映出“明清权力更替背后统治者对神灵之信仰崇拜的变迁”，更反映了“国家权力主导思路的转变”。官方通过将原本作为对抗象征的人物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窑神，实现了其介入和干预民众信仰的目的。 在以造纸作为地方主业的四川省夹江县，造纸匠广泛流传着对祖师神蔡伦的崇祀，芝加哥大学艾约博(JacobEyferth)的研究就揭示了蔡伦崇拜对于像造纸技术这样的传统技艺的传承所具有的重要影响。而肖坤冰则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夹江县的槽户结社——“蔡翁会”，讨论了围绕蔡伦庙公产收入体现出来的地方政治以及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蔡翁会”的解体与地方社会的变化。她的研究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传统会社组织如何让位于现代新式地方组织提供了一个业缘性的个案。但是，“蔡翁会”的解体并未使祖师神蔡伦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消失，1933年，在四川省夹江县政府拟对造纸匠征收“架槽税”时，华头镇的纸匠们把洪川神像(一个与灌溉有关的当地神祇)挪出地方中心神庙的主祀位置，代之以从晚清就已收于偏室的蔡伦神像，然后开始了持续数周的游行。研究者因此认为，虽然民国政府通过压制“迷信的”崇拜活动和扩展现代教育等措施实现中国农村文化转型的改革，导致了传统造纸业的整合模式衰落，但“纸匠们依然围绕在他们的守护神周围，用旧帝国时代的生计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修辞话语来进行抗争”。 提供井盐的四川、供应煤炭的山西，则是资源导向型区域社会的代表。在宋代，四川是全国重要的井盐产区，为控制财利之源，在信仰体系中，官方塑造出很多作为食盐发现者的盐神，“意图在意识形态中强化食盐垄断的合理性”。而食盐作为民众日用必需品，盐神也承载着民间利益诉求，由此，作为食盐发现者的盐神也显现出一定的平民色彩，证明“平民同样拥有盐权的合理性”，官民围绕着盐神的塑造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博弈。裴一璞认为这种博弈“并非单纯体现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功能呈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资源在地方社会所触发的各群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各方围绕这种资源的博弈所呈现的纷争与妥协”，“最终官民双方在围绕食盐资源的博弈中寻求到一种合理的盐权分配秩序”。不同于对盐资源的控制，官方对煤炭的开采相对开放，反映在行业神崇拜上，即窑神崇拜的平民化色彩更加浓厚。张月琴的研究为观察行业神崇拜与以煤炭资源导向的矿区社会提供了一个来自山西经验的个案。从她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窑主、人伙柜和窑工从各自利益出发，借助煤窑神对窑规进行重新阐发，“体现了他们对生命境遇的认识和对生存话语权的争夺”。 不同于产业型地区、资源导向型地区，河北安国形成了以药材交易为主导的商业性市镇。围绕着药王祖师崇拜，同样存在着多重叙事话语，而话语背后是民众、药商等多种异质性社会群体对共享符号资源的把持和诠释，徐天基认为多主体间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趋同性和认同，为传说、庙会及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语境。 与上述拥有特色产业或资源的区域不同，在北京、上海等流动性较强的都会型城市，行业众多，行业神的种类也因而更为复杂。同时，大量工商从业者由不同的地域来源进入城市，行业组织的结合原则兼具业缘性与地缘性，显现出与其他产业型城镇不同的路径。在都市行业神信仰的研究中，北京地区最具典型性，同时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成果也最为集中。会馆和寺庙是承载行业神信仰的祭祀空间和物化实体，明清以降北京城供奉行业神的庙宇和会馆有相当分布，研究者也多围绕这些信仰空间展开。如郑永华对清代北京商业会馆中行业神崇祀的社会功能的讨论，习五一以京城祭祀行业神的寺庙殿堂和会馆为切入点，探讨近代北京行业神信仰的实用性和式微趋势。在京城供祀行业神的寺庙中，又以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最为突出，有很多行业性的香会组织在东岳庙中捐资修建祖师殿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如鲁班会，信众多为瓦木行、石行、棚彩行等建筑行业从业者，清至民国初年这一祭祀组织经历了由多个相关行业共同祭祀到因行业间独立发展、利益冲突造成的分化过程。还有马王老会，其会众多为京城蓄养马、驴或从事马、驴交易的人，如马市、驴市和骡马行的弟子，从明清以降马神祭祀群体的逐渐多元化可以看出，伴随着王朝马政的兴废和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马神从国家政治的象征符号转变为代表行业利益诉求的象征符号。至于为什么数量较多的行业性香会活跃在东岳庙中，修建殿堂供祀行业神，陈巴黎认为这主要因为东岳庙地处京城漕运要道，加之朝外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从业者起初只是作为普通会众附庸于某个香会捐资出力助善结缘，到独立的行业性香会组织开始形成，影响力不断加强，因而将行业祖师信仰习俗带进了东岳庙。那么，为什么是这些行业而非其他行业在东岳庙或建立祖师神殿，或成立香会组织举行祭祀活动？赵世瑜通过分析东岳庙西廊行业祭祀的碑刻资料认为，东岳庙虽然因其国家正祀性质而成为一个跨地域的祭祀中心，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街区性特点，在此供祀行业神的香会组织，主要是东岳庙邻里地区的某些特定行业群体。 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行业神信仰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特点。如移民社会，伴随着地方社会的移民化过程，行业神崇拜基于同乡关系建构出的人际网络加以传播扩散，逐渐改变了迁入地的神灵系统及神灵的象征意义。如陈云霞通过对瞿真人、鲁班、虹庙信仰这三个行业神个案的研究，展现了外来信仰通过移民这一媒介进入上海城市的过程，以及上海开埠以后包括行业神崇拜在内的城市民间信仰在外来移民及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发生的转变。潘荣阳、黄洁琼则从闽台整体区域社会的变迁入手，对戏神进行了研究，认为伴随着移民过程，戏神信仰被以各种形式带到台湾，并且在戏业艺人的行业习俗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当地民众按照自身需求附会了雷海青的种种传说，促成了雷海青从戏神向民间神祇的转化。又比如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自身行业的发展以及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亦有其独特的行业神崇拜现象。维吾尔族行业祖师就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宗教性，与汉族地区行业神崇拜的世俗化特征明显不同。维吾尔族的每一个行业祖师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行业内构建起‘安拉——行业祖师(使者)——从业者(信徒)’伊斯兰化的宗教秩序”。何岭则将目光集中于广西、贵州地区布依族八仙乐演奏业的祖师神崇拜现象，论述虽失之于简单，但仍有启发意义。 五、余论 作为中国庞杂神灵系统中的独特门类，中国行业神崇拜从20世纪上半叶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的研究历程，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甚至文学、艺术等不同学科在这一领域持续耕耘和开拓，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若借用民俗学的学科话语，中国行业神研究经历了从“民俗事象的研究”到“整体研究”的转向，即放弃将行业神崇拜这一民间信仰文化“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的做法，而是将其作为“语境中的民俗”置于“民俗传承的具体时空”中加以考察。若用历史学的学科话语，行业神研究则经历了从经济史到社会史的转向，即最初将行业神崇拜现象视为附着于中国行会的传统活动之一，置于行会史的研究视野中。而后则在社会史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路下，在具体的社会群体与地方社会的脉络中探讨行业神崇拜，日渐表现出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那么，在已有较为丰厚的研究积淀之上，未来的研究应该提出并解决什么新的问题？原有研究还有哪些不足之处？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路径？这是研究者们应该不断反思的问题。 在研究的广度上仍可以不断拓展。比如在行业类型上，学者大多关注的是那些受到广泛崇拜、行业实力也较为雄厚的行业神，对于那些知名度较小、研究比较薄弱的行业神，还应该进一步挖掘其研究潜力，完善和丰富对于中国行业神崇拜体系的整体认识。又比如在地域类型上，除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消费型都会城市，景德镇等产业型、资源型市镇外，一般的内地商镇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行业神崇拜还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其后，在更为充分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还应该进行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对比研究，以对行业神信仰形成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当然，在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现状下，如何持续提升行业神研究的深度，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上文所示，行业神崇拜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民间信仰、行业组织与地域社会三种取向，笔者也拟从上述三个角度提出未来研究的几点展望。 第一，从民间信仰的路径出发，需要在“宗教的社会网络”中更动态地揭示行业神崇拜体现出来的中国“宗教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转换与整合的机制及其过程。虽然对“宗教资本”的定义多有不同，但大体而言，“宗教资本”是指“一个人的宗教知识、技能和感受的积累储备”，“涵盖教会仪式、教义知识、与其他信徒的友谊、甚至信仰”，是“由对某一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附程度构成”。而所谓“社会资本”，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则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在中国社会，宗教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形式之一。作为体现业缘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神明崇拜系统，行业神信仰和祭祀仪式实践构成的“宗教资本”，经由不同路径转化成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建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及网络机制的“社会资本”。同时，作为“宗教资本”的行业神信仰体系的形成与积累，也是一个强化行业群体认同的文化符号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中国民间信仰的非排他性结构下，行业神的塑造也往往充斥着各类民间宗教资源的竞争。现有研究更多呈现的是这一复杂过程的结果，缺乏对具体历史过程的揭示，我们更应该了解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哪些行业信仰哪位神明以及如何奉祀，而是不同的行业组织在建构各自的行业神信仰时经历了怎样的文化选择、诠释与再创造，以及这一“宗教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径与过程。 第二，在行业组织的研究视野下，对于传统行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行业神崇拜的变化，还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讨论。由于行业神信仰具有的行业聚合功能，其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信仰文化、社群活动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行会、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等业缘性社会组织达致新的理解。但总体来看，对行业组织与行业神崇拜在中国近代化变革中趋新面向过度强调的倾向，虽然在近来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纠偏，诸如裴宜理、艾约博、沈洁等学者，已经注意到新式工商同业组织与旧式行会组织两者并存格局的长期延续，承认行业神信仰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复杂性，但在多数情况下，行业神崇拜仍然以一种“旧式行会的落后因子”的形象存在。特别是在既定的现代科学话语下，在“传统－近代”二元对立中，行业神崇拜往往被视为“行会传统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具体表现”，甚至将“是否开展神灵崇拜活动作为区别商会(新式商人团体)和行会(旧式传统组织)的标准之一”。因而，在作为近代的“先进”的行业组织形态——商会和同业公会的研究中，不同程度上仍然存续的行业神崇拜自然大多不在讨论之列。这显然不利于全面理解近现代中国工商行业团体的变化过程，更甚者，也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问题复杂性的重新认识。 第三，区域社会视野下的行业神信仰研究，应更多关注行业神与其他社区神的关系，探究包括行业神在内的多层次的民间信仰体系在地方社会如何形成，进而揭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进程。现有的区域性行业神个案研究，仍多以探究某种行业神崇拜的地方性特点为旨归，落脚点仍在信仰形态本身，并不在于行业神信仰所寄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空间。但是，社区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信仰本身，正如郑振满、陈春声所言：“吸引众多的研究者去关注民间信仰行为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这种研究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或如陈进国所言：不论是华北民俗学者的整体研究取向，还是华南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所谓的民间信仰或地域崇拜体系，其实只是诠释‘语境’和‘地方’的一个文化工具或分析符号而已”。就这样的研究路径而言，赵世瑜对明清北京行业神崇拜的研究是具有典范性意义的。如上文介绍所言，这些研究以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的行业神殿为中心，讨论了土木行、骡马行和梨园行围绕各自的行业神——鲁班、马神、喜神——形成的祭祀组织及其活动，从东岳庙这个神圣空间展现清代以来北京城市的街区意识和角色日益凸显的过程。而后，作者又将东岳庙诸行业神的研究，和同一座庙宇的其它研究——包括东岳庙与京师五顶即东岳大帝信仰与碧霞元君信仰关系的研究、东岳庙中各类善会组织的研究——整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东岳庙故事”，试图从“城市中的微社会场景出发”，呈现京师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社会空间表现出来的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温和的互动”。这样以“小历史”看“大历史”，以地方民间信仰活动看“国家的在场”与“文化－权力”的研究取向，是深化区域性行业神研究最有可能的路径。 总之，笔者认为，行业神崇拜是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与组织形态的一个切入点，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已经显示了这一议题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诸多问题上的可能性。若能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继续拓展、挖掘，并充分融合多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我们相信未来的行业神研究还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