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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一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通过突出其日益衰败以至遭吞并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欲兴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而这种认知，因“三·一运动”的爆发却有了极大改观。其背后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所言那般成为了“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 1918年8月16日，朝日新闻社正式宣布原定于8月14日开幕的“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在延期两日后，最终不得不取消。在这项日后被称为“甲子园”的日本体育盛事的百年历史上，实属罕见。除了因太平洋战争曾停办四届外，1918年这次是唯一一次因故取消的大会。而取消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各地愈演愈烈的“米骚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经过“战争景气”的高速发展后，日本迎来了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米价随之水涨船高。执政的寺内正毅内阁却将大部分注意力聚焦于武装干涉苏俄革命的“西伯利亚出兵行动”上，非但未能及时干预市场，相反却大量抢购大米充作远征的军粮。这种火上浇油的行为，无异于引爆了各阶层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贫苦群众的请愿抗议最早发端于富山县鱼津附近的渔村，不出数日就演变成激烈的暴动，不仅向周边地区蔓延，还在全国各地激起无数响应者。到了8月中下旬，“米骚动”已波及包括东京、大阪在内的1道3府37县，全国参与者规模上百万人。整个混乱的事直到9月中旬才渐平息，寺内正毅为此负责下台。起初，元老权贵们希望敦请“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元老之一的西园寺公望再度出山来收拾局面，却遭拒绝。向来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西园寺公望转而推荐他长期以来的得力助手、众议院最大党“政友会”的总裁、新闻记者出身的原敬出任新一届首相，进而打破明治以来“藩阀政治”惯例，从此开创符合所谓“憲政の常道”的政党内阁新传统。 1918年9月27日，62岁的原敬奉诏进宫，正式领命组阁。他的新内阁除了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外，全部由政友会成员组成。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届非元老、藩阀主导的“政党内阁”，而原敬本人由于是第一位没有贵族爵位的日本首相又被舆论称为“平民宰相”。为缓解“米骚动”造成的社会动荡，原敬上台后马上就着手修改选举法，将选举资格从每年纳税10日元的男性，降为每年纳税3日元的男性，使投票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286万人。同时，对商贸、社会管制等内政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时代由此悄然揭开了序幕。然而，就在“民本主义”在日本国内渐成风潮的这个时代，日本却在殖民地及对外政策上走了另一条歧路。 除了“米骚动”的善后工作外，当时原敬内阁面临的最大事件便是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并不在意亚洲问题，由其继承德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当然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认为之前已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山东特权早已是其囊中之物。于是乎，将“山东问题”拿到和会上讨论似乎只是一个手续问题，形同“正式过户”以获列强背书同意而已。当时日本派出的谈判总代表便是提携过原敬的西园寺公望。和会期间，除中国因“山东问题”、抵制抗议“二十一条”与日本争锋相对外，欧美列强出于各自利益对日本在远东种种索求也颇有微词，例如美日就曾围绕关岛等太平洋海岛的归属问题爆发过激烈争论。正当原敬内阁全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山东问题”并忙于对欧美列强协调之际，已吞并多年的朝鲜爆发了另一场危机。 1919年1月22日凌晨，被迫退位多年、被降为“李太王”的高宗突感不适暴毙，终年68岁。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称其死因为脑溢血，而世人皆持怀疑态度，坊间传说是因为高宗谋划秘密遣使参加巴黎和会谋求复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遭日本当局毒杀。巴黎和会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尤其是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内容，对当时韩国各界触动极大，借此国际风潮以复国似乎忽然有一线希望。2月后，大批在日的韩国留学生多次公开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主张韩国也有权依照巴黎和会的精神来践行“民族自决”的主张。用韩国抗日反殖民运动领导人金九的话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由此爆发了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金九所说的“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就是1919年3月1日爆发的“三·一运动”。 高宗暴毙后，根据朝鲜总督府的安排，定于3月3日举行葬礼。于是，自2月后，大批民众从半岛各地涌向京城（现首尔），而主张抗日复国的各方人士也开始加紧准备。3月1日午后，以天道教、佛教、基督教为主的“民族代表33人”在京城塔洞公开集会发表宣言，号召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集体山呼“万岁”并组织数以万计的民众向停放高宗灵柩的德寿宫游行。此后，不断有大量群众加入队伍，到下午3时已达30万人之多。除京城外，各地同时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时间要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风潮席卷了整个半岛。 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不仅让日本当局措手不及，还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中国各大报纸都竞相报道最新动态，不仅涉及京城的局势，也事无巨细地报道半岛各地的情况。例如3月14日《申报》就称：“黄州（今朝鲜境内）基督教徒等三百人示威城中广散独立文书，呼高丽独立，警察宪兵以刀剑枪刺驱散之，被拘于受伤者各数人。群众继乃示威警署之前，复被拘及被击伤者若干。人众于署外闻受刑者呼痛之声，于是有人拾石掷碎警署之玻璃窗。”根据事后统计，自3月至5月间，整场运动的参与人数达到205万人，各类反日抗议示威活动超过1500起。 面对汹涌的抗争风潮，除了驻扎半岛的军警部队外，日本当局还从本土调集了大量军警、宪兵增援，而镇压手段同样严酷。《上海泰晤士报》就曾报道3月4日时日本军警为阻止韩国学生在总督府门前的抗议活动，甚至砍掉一名韩国女学生的右臂。另根据《北华捷报》的消息，由于相信正在举行的巴黎和会将确保韩国之独立，以至于每天都有民众聚集在京城的法国和美国领事馆前欢呼。为此，时任朝鲜总督、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特别发布告示表示“外间谣传朝鲜之独立已于巴黎之媾和预备会经列国之承认云云，系全无根据之流言”，又声称“朝鲜无关系之民族自决说”，因此相关谣传不可采信。此外，还安排原朝鲜王朝亲日的旧贵族致信巴黎和会，声称“韩人居日本治下殊为满意”。 在“三·一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多将韩国视为近代化道路上的反面案例，通过突出其日益衰败以至遭吞并的历史来警醒中国广大民众。早年的陈独秀甚至认为朝鲜“欲兴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而这种认知，因“三·一运动”的爆发却有了极大改观。目睹运动规模之浩大后，陈独秀在以笔名“只眼”发表的 《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中一改过往的看法，转而称赞“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傅斯年亦在《晨报》上撰文呼应：“实在算得上‘开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并感叹“回想中国真个可叹。一般没有自觉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有自觉的，也还是心气薄弱的很。” 除了对韩国独立事业给予极大同情与敬意外，陈独秀还以“建议”的形式对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希望日本人，纵然不能即时承认朝鲜独立，也应当减少驻留朝鲜的军警，使他们有适当的自治权利”，甚至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想富于自由独立大和魂的日本人，对于朝鲜人这回悲壮的失败，都应该留几点同情的眼泪”。 “三·一运动”在日本政坛确实激起了极大风波。日本当局并未料想到在吞并朝鲜半岛近十年后，还会爆发一场胜过1918年“米骚动”的反日抗争运动。自1919年3月中旬开始，在日本国会的议场上，围绕所谓“鲜人暴动”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争论。既有众议员就此事件原委向原敬质询，也有贵族院议员批评朝鲜总督府执行所谓“善政”不彻底，才激化矛盾引发了“骚乱”。原敬在回应时，承认寺内正毅、长谷川好道先后两位“军人总督”以“武断政治”为主的殖民地政策确实存在问题，进而认为“朝鲜总督府官制有改正之必要”，故考虑变“军人总督”为“文官总督”。1919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修订《朝鲜总督府官制》，删去了要求总督必须是现任陆海军大将的条款。接任长谷川的新总督是当时已转为预备役的原海军大将斋藤实，名义上勉强实现了“文官总督”的目标。实际上，在对台的殖民政策上，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几乎与斋藤实同时上任的新任台湾总督是贵族院议员田健治郎，而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文官总督。 然而，在改正官制的同时，原敬内阁却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日、反殖民运动的镇压力度。首先，于4月针对“政治犯罪”制定了新方针，扩大了“政治犯”的认定范围。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规模的急速扩张。1919年9月，朝鲜总督府在半岛各地增加巡查（即基层巡警）1300余人，并计划最终扩充至25000人。与之相对，当时日本本土的巡查数量亦不过45000人，密度之高、管控之严可见一斑。此外，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为了镇压独立运动，日本陆军至少增调了6个大队超过3000人兵力，同时另派有400名宪兵。之后，在陆军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原敬内阁继承了大隈内阁时代制定的扩军方案，不仅同意在朝鲜半岛至少部署两个师团，还使之制度化。1921年4月，第19、20师团正式编成，分别驻扎罗南（咸镜北道首府）与京城。另值得一提的是，原敬内阁还通过修订《朝鲜军司令部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总督权限：若事出紧急，总督可以绕过朝鲜军司令部直接调动、指挥驻扎朝鲜半岛的日军。 在整场“三·一运动”中，韩国民众的伤亡者数以万计，另有超过12000人遭逮捕。期间，发生过多次针对民众的屠杀事件，例如1919年4月15日的“水原屠杀事件”。当时，日本军警为了抓捕当地运动首谋，不惜残忍屠杀了至少29名普通民众。之后，这桩暴行遭美联社记者、传教士揭露曝光，引发世界舆论哗然。原敬不得不公开回应，表示：水原事件将交由军事法庭审理。若属实，负责将校将接受处分。然而，涉事的日本军官最终均获判无罪。 至1919年夏，“三·一运动”在各地引发的独立风潮已被日本当局所扑灭，但其思想冲击却影响着整个东亚。傅斯年就曾如此评价：“然而此失败与惨剧，即所以使朝鲜人永远不忘朝鲜，所以是他国人认识朝鲜人之团结能力，与不挠之意志，认识日本人无制驭朝鲜、同化朝鲜之能力。”因此 “朝鲜独立，多一次之失败，则近于成功一步”。只要“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种精神自必继续下去”。“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抗日运动人士流亡至中国，并于1919年4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1919年5月5日，在北京学生写给大总统请愿信中以朝鲜为殷鉴，称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谁人不知：“日人利用我南北和议不协，以对待朝鲜手段，利用李完用其人，隐为操纵。于欧洲和会提出强硬之主张，岂仅目无公理，直为亡国导线。我等与其坐而待亡，如朝鲜今日之现象，万劫千亿而不能复；孰若乘一息尚存之时，及早唤醒卖国之贼，以谋挽救。”在“五四运动”于中国各地如火如荼之际，相当多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也投身其中。5月7日，上海60多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国民大会”，号召抵制日本对山东的侵占。会上，曾有30名韩国人以“青年独立团”的名义，散发反日传单，控诉日本殖民政策的劣迹。此事了引起日本在华谍报机关的注意，甚至派遣情报人员潜入现场并紧急向朝鲜总督府报告了相关情况。 “三·一运动”后，日本不得不对“治鲜方针”进行调整，其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开始由“武断政治”向“文化政治”转变，提倡所谓“内鲜一体”——不仅允许殖民地人民建厂设业，还准许发行韩文报刊。伴随日本市民社会对“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想象以及民本主义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流行，也曾有声音认为理应彻底反省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例如时任《东洋经济新报》的主笔、二战后曾成为首相的石桥湛山就公开撰文表达他对“三·一运动”的理解与同情，认为“三·一运动”是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甚至主张日本应该主动放弃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满洲”在内的殖民地。然而，就在“大正德谟克拉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裁军的背景下，日本的军费却在逆势增长。原敬组阁时，日本陆海军军费占政府总岁出的13.3%。1920年即“三·一运动”后次年，军费占政府总岁出比例猛增至19.7%，1921年时又进一步上升至21.1%。在这三年间，日本最大的军事行动除了在西伯利亚地区干涉苏俄革命外，就是在朝鲜半岛的武力镇压与清肃。1921年11月4日，原本计划前往关西出席政友会活动的原敬在东京站丸之内南口大堂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右翼分子。原敬之死似乎成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一个“凶兆”，也预示着当时日本“政党政治”的梦想又或是“民本主义”的精神迟早都会被军国扩张的莽撞冲动彻底碾碎。 1926年，在韩国电影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阿里郎》上映，开启民族电影的黄金时代。这部以“三·一运动”为背景、充满着民族反抗精神的故事片，仅仅上映半年，观众已达110万人次。《阿里郎》的导演、主演罗云奎就曾因参与“三·一运动”而被捕下狱，1923年出狱后才开始接触电影。用韩国著名导演李庆孙的话来说：“上映《阿里郎》的电影院氛围，好比某个义烈团团员在京城的某个角落公开抛掷了一颗炸弹一样。”而“三·一运动”背后的不屈精神正如傅斯年所言那般成为了“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