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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研究1949—1966年文艺的学者都提到了有关“文艺标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讨论，但是正如前文何其芳所言，“艺术性较高则尤为珍贵”。所以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口头文本转换为书面文本或以书面文学形式呈现的民间文学（现在我们一般称为“写定本”）的艺术性问题，这就涉及今后民间文艺的批评问题。这一争论焦点在后来逐步消解在民间文学研究与鉴赏，或前文所述科学研究和群众读物两个不同研究路径之中，但至今我们也不能否认写定本作为文学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大量的民歌创作，其中当然良莠不齐，还有60年代兴起的新故事创作与讲述等，都在文学史上影响颇大，也恰是民间文艺介入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呈现。 正如《叙事的本质》所述:“当口头表演……进入一种准文学传统，真正的口头传统并不会受影响。然而，最终可能对其形成挑战的乃是从新建立的文本传统中所衍生出的伪‘口头传统’。”作者给口头传统一词加了引号，恰说明了书面文本对于民众生活和民间文艺的影响，也是我们日常所论的民间文学回流现象。所以在1949—1966年间，民间文学领域试图构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文学话语批评体系，但是只能在时断时续的讨论中看到此思想的火花。 （二）民间文学搜集“十六字方针”的形成 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指导方针———“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简称“十六字方针”。它的提出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资料搜集及其研究工作。这一方针影响深远，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搜集整理”问题的理论总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俗文艺和民间文艺受到极大重视。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其主体精神继承了太行山根据地通俗文化研究会的理念与思想。1949年12月22日，通俗文艺组向周扬请示，拟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民研会的组织和倡导下，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艺搜集全面展开。对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新中国文艺的建构紧密相连。这一时期“文学民间源头论”成为文艺领域的主流思想，新编纂的文学史都以它为方向指导，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作用被夸大，这引发了文学领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重要性之争论，一度流行“文学民间正统论”“文学民间主流论”等论调。 1958年7月，民研会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文学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同时就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提出了指导性的工作方针，即“十六字方针”，曾经的争论至此尘埃落地，民间文学研究被区隔为以搜集科学资料为目的与以文学普及为目的两部分，这也就是说在民间文艺理论中将民间文学“鉴赏”及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分割。这种分割不利于对民间文学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80年代以后，科学实证主义占了绝对优势，鉴赏或批评逐步淡出了民间文艺学。这本是民间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民间文学与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之处，同时也是生发民间文艺学自主话语的重要土壤。当然民间文学的批评也并非荡然无存，在研究者与民俗精英中依然有其痕迹:在研究者民间文学经典选本的编纂（其中包含研究者的文本选择与审美标准）中，哪些通俗文化被选择，哪些被提升，都是批评家或者研究者具有自主性，同时也是他们的文艺批评运作以及权力话语的影响。另外就是民俗精英（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我文艺、理论规范，他们希望形成自我的文艺理论。但是学界越来越忽略它的存在，系统梳理极少。 总之，随着科学实证主义的全面推广，民间文艺的研究与民众日常生活渐趋隔离，她逐渐变成学者、政府、民间艺人的文化资源或文化资本，与其拥有者———民众越来越远，正如本文开端所述一苇搜集整理《中国故事》的缘起与初衷。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