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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近40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种种变化，无不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调。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随之而兴的思想解放，以及中美的正式建交，对美国史研究的兴起都是至为有力的杠杆。在80年代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中，我们的研究者不仅拂去了覆盖在美国历史上的浮尘，而且开始就许多以往未曾触及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并着手编纂大型的美国通史和美国历史词典。在90年代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美国史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水准逐步提升。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加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兴起，国际交流更趋活跃，美国史研究也获得了新的生机。回顾40年来的历程，对于我这种亲历整个时期的研究人员来说，真不免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就我的知见所及，虽有改革开放的东风之助，但美国史研究在这40年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哪怕是某一点细微的进展，都是在克服许多困难、排除各种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以美国在许多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美国史在诸国别史中最易于同政治风向、外交变化乃至人们的好恶形成联动，以致学术和其他问题的边界总是纠缠不清。我们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于具体问题的理解也须冲破某些思维定式的桎梏，而一些挑战成说的新探索和新见解，还难免受到猜忌和误解。另一个突出的不利因素在于研究条件简陋，资料严重匮乏。有很长一个时期，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美国史藏书为数不多，通常比较老旧，原始材料尤其稀缺，而且交流和分享也甚为不便。当时的国力也不足以支持较多的学者出国做研究，要去美国往往需要借助于境外的资助。就更大的学术环境而言，整个中国史学都处于重建和转型之中，本土理论资源相当缺乏，外国史研究的积累尤其薄弱。因此，美国史研究难以从本土学术和思想中汲取充分的滋养，这对它的成长和成熟更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 但无论如何，美国史研究一直在朝着乐观的方向发展。在启动和奠基的阶段，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刘祚昌、邓蜀生等老一代学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回国后经历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本土化，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带给他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于是，他们唤醒早年学术训练的积累，发挥老当益壮的精神，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来建设中国的美国史学科。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和著述来确立学术标准，并示后学以轨则；另一方面，他们大力组建学术梯队，扩充研究资料，成立学术团体，培养研究人才，推动国际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基础完全是由他们奠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后来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在人才培养和代际交替方面，老一代学者更是做了极富成效的工作。目前，他们当年指导的研究生大多正当壮年，而且接过了人才培养的接力棒，把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送入这个领域。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保持活力、稳步前行的基本保障。 在这40年里，我们的研究者始终在进行两方面的思考和摸索：一是如何使美国史研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有益因素；二是如何通过与美国史学界的交流、合作而不断提升研究水平。中国的开发和建设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需要加入世界市场，需要和平而开放的国际环境，这无疑是举国上下的共识。美国以其发展速度之快，综合国力之强，国际影响之大，很自然地在这些方面成为最受重视的国家。美国史研究者无疑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迫切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出力，因而普遍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正是他们从事专业工作的热情和力量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国内研究基础薄弱，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很大的局限，于是特别注重同美国史学界进行交流。他们倾力译介美国史学著作，邀请美国学者前来讲学，远赴大洋彼岸从事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方面所提供的各种资助和机会，美国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以及美国史学资源的开放和利用便利，都给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助益。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品格，在国内史学界也大体上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形象。虽然研究者大多满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十分看重课题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也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但是在解读史料、构筑解释框架和提炼论点时，他们则首先考虑学理和历史语境，倚重脉络清晰而可以把控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自觉地以历史主义来稀释“现时主义”。在面对具体的研究题材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探究史实、提供可靠而可信的知识为首位的考虑，而不再采取道德化或情绪化的姿态来批判和谴责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们密切关注欧美史学的前沿进展，努力拓展研究领域，发掘新的题材，尝试新的方法。他们也越来越重视问题、材料和理论之间的适配性，并尽力在本土需要和国际对话之间寻求平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努力调用多种多样的理论工具，尝试构筑富有新意的解释模式。在这40年里，许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借鉴现代化、跨国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大力批判美国例外论、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和霸权主义等思想取向。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基于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力图开掘中国学者在视角和解释资源上的长处，极力促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形成某种特色。他们相信，中国学者有身在“山”外之利，凭借本土文化的铺垫，基于中国人的视角，可望取得不同于美国学者而又能为他们所看重的成果。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的命题。不过，各种形式的文化隔膜、“西方主义”和其他偏见，也对历史地理解美国、学术地处理具体题材，造成了很大的妨碍。 毋庸赘言，美国史研究水平的逐渐提升，离不开资料方面的革命性改善。在主要依靠纸质文献的阶段，多数学者都深为资料匮乏所苦，材料的单一和单薄乃是多数论著的最大软肋。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以许多大学投入资金购置数据库，出国研究的机会也明显增多，于是资料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现在，我们的美国史论著在所征引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十分惊人的变化。一部专著的参考书目往往多达数百种，有的甚至在千种以上。资料种类则包括研究文献和原始材料，而且后者所占比重大为上升，有些论著所用史料还有一定的多样性。 诚然，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美国史的研究人员良莠混杂，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所出论著泥沙俱下，片面追求数量、低水平重复乃至抄袭和剽窃的事例也不罕见。但是，从总体上看，近40年所取得的进步仍然是足可称道的。据有关统计，在研究人员、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专著以及在权威期刊登载论文的数量方面，美国史在诸国别史中均居于首位。另外，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协调方面形成了稳定的机制。这个学术团体定期举办会议和评奖，组织国际交流，推动信息和资料的分享。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最显著的地方在于领域不断拓展，路径时有更新，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著逐渐增多。在最初阶段，政治史、外交史和劳工史几乎构成了美国史研究的全部。直到近期，政治史和外交史依然是美国史研究中最丰产的园地。起初，政治史学者关注的是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后来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公共政策、底层抗争、身份政治、权利革命等题材，并借助政治学、法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极大地提升了对具体课题的解释力。外交史曾长期采取政治史的研究路径，侧重探讨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些学者受到欧美史学中“文化转向”的启发，开始关注文化与外交的关联以及文化作用于对外关系的方式，探讨外交理念和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另外，在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勃兴的潮流中，外交史研究的空间维度也开始超出美国的国土疆界，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讨论具体问题时的视野也更加开阔，更加多维。同外交史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于冷战史研究。尤其是在“新冷战史”兴起时，中国学者不失时机地融入了这一前沿的趋向。 另一些史学的经典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史学史，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但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不过，这个时期我们的研究者在欧美史学的启发下，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和题材。尤其广受称道的是，美国城市史研究从无到有，在不长的时期内形成了有规模的学术团队，研究题材也从城市物质空间扩展到人文空间，从美国城市延伸到多国城市的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开始涉猎环境史、生态史、疾病和医疗史等新兴题材，并推出了一些颇受关注的论著。尽管这些研究难免带有尝试阶段的稚嫩，但所显示的可能性仍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回顾和评估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时，我们还可以选取几个相互联系的比较视角。从纵向来比较，在1978年以前，国内的美国史研究虽已有起色，但基本上属于编译或编写的范畴，而且深受非学术性因素的支配；到了1978-2018年这个时期，自主研究的成分逐渐增加，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也慢慢多了起来；而且，2018年的状况较之1978年时也不啻有天渊之别。在横向的维度，美国史研究固然不能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史研究相比，因为两者在传统、规模、研究方式和影响力等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较之世界史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是其他地区和国别史)，美国史在成果量和认可度上都是居于前列的。 不过，如果把国内的美国史研究与美国史学相比较，我们的心情立刻就会变得沉重起来。诚然，国内的情况与美国大不相同，而且我们的研究方式和旨趣也有自己的特点；可是，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学术的水准和影响方面，我们同美国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很少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更缺乏重新界定研究领域的能力，甚至还没有达到进行有效的国际对话的程度。国内学者中固然不乏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人，但很少有人能真正从事前沿性的研究，更遑论在问题和方法上引领研究的潮流。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在国内应是比较成熟的领域，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材料较多且易于获取，而在中国材料方面也有一定的“近水楼台”之便。但是，从问题、方法和解释模式的角度看，我们在这方面也很难说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的前沿，因为即便是最出色的论著，大抵也是追随“文化转向”和“新冷战史”等美国史学趋向的产物，至多只能说是“预流”而已。 那么，做这样的比较岂不是自挫士气而徒增烦恼吗？其实未必。对一个明智而心态开放的学者来说，通过这种比较不仅能看到差别和差距，避免沾沾自喜和故步自封，而且有助于理性地思考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我们知道，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按照研究领域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开放的国际性研究领域，比如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拜占庭学、中世纪史、二战史和冷战史等。在这些领域，虽然欧美学者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毕竟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专擅，多国学者一直都在参与和合作。正是在这些领域，国内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最多，其研究活动和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第二种是半开放的区域和国别史，因所涉及的区域和国家在国力和学术资源上存在限制，自身的研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于是欧美学者乘势而入，捷足先登，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确立了范式和标杆。诸如非洲史、拉美史、东南亚史、印度史、中亚史、中东史等，都属于这个类型。按理说，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借助本土学术的支撑，也可以参与其中。不过，目前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的水准和影响都有待提升。第三种是对西欧(主要是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美国、俄国和日本历史的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均有着深厚而博大的史学传统，占据丰富的学术和出版资源，在语言和文化上又大多具有亲缘关系，彼此交流切磋，相辅并行，不仅在这些领域研究成绩斐然，而且往往引领国际史学的潮流。在这些领域，其他国家的学者想要取得发言权，真可谓难上加难；不独中国史家如此，其他非欧美日的学者也面临相似的困难。 美国史既然属于第三种类型，国内的研究难以产生国际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若干年来，我们的研究者始终在两个颇具张力的选项之间徘徊：到底是追随美国史学的模式，以在英语刊物上发表文章为终极追求，还是融入中国史学，努力参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就前一选项而言，其主要难度在于，在国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基本上出身于国内大学，自美国学成归国者为数极少；他们所受的训练，所承袭的“家法”，主要来自中国史学，因而在选题、研究、解释、语言和写作各个方面，都难以适应在英语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于是，很少在国际期刊上露面，就成了质疑国内美国史研究水平的主要依据。在第二个选项上，美国史研究也面临许多难题。外国史研究普遍积累薄弱，在研究方式和解释工具上无法从中国史学传统中获得支援，追随欧美史学又有“拾人牙慧”之讥，于是就不为治中国史的学者所看重。不独美国史研究者，世界史其他领域的学者也有处于学术夹缝中的尴尬，其深层的困惑和苦闷并不易于为外人所理解。由于难以从本土资源中获得有力的支持，外国史研究无以做出有别于欧美学者而又能为欧美学者所承认的成绩；又由于不能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外国史研究又难免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轻视。其实，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扬声器”，中国学者无论治中国史还是治外国史，其声音要为国际史学界听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到底，未来的美国史研究究竟应取何种走向呢？是极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还是完全融入中国史学？从长远看，似乎应取两者兼顾的策略。诚然，走向国际史学前沿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但我们相信，在中国研究美国史是必要而有意义的，许多可供开掘的领域和值得讨论的问题在等待我们问津。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在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这些传统的领域，我们需要借助新的方法，采取新的视角，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写成有价值的论著。在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环境史、医疗史、知识史、学科史等较新的领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做更多的尝试。就研究策略而言，我们要了解国际学术前沿，选取规模适度的题材，重视史料(尤其新材料)的搜求和运用，借助合用的理论工具，并将自己的论题嵌入相关的学术史脉络，以形成讨论和对话的格局。另外，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还要把握新的机会，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以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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