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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出文献对三代世系的新证与补充。《史墙盘》铭文印证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前半段，《逨盘》铭文则补上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后半段。西周青铜铭文提供的西周王室世系与《史记·周本纪》所载完全一致。 王国维、郭沫若用于证明夏禹存在的两件青铜器，属于春秋时代。2002年出土的遂公盨铭文年代为西周中期，而且其铭文不仅记载夏禹名字，并且有关于夏禹历史的详细记载，相关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山海经》《天问》相互印证。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王成汤之前的先公先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大致对应，而自上甲开始，均以天干十日为号，上甲以前虽不以天干，但也与太阳崇拜有关。商族先公的历史属于先商时期，在整个夏代的时间范围内。关于五帝时代的名号，也有许多出土文字资料可供印证。 第三，新出文献对于古代史事的新证与补充。这方面的材料特别丰富，前景尤其广阔。关于商代，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后期历史文化的认识。其中，小屯村北系的黄组卜辞与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较多，内容涉及征夷方、征盂方等重要历史事件。由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关于征夷方的讨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因此提出商代晚期的狩猎中心不在传统所认为的河南沁阳，而在山东泰沂山脉。 关于周代。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有利簋铭文可证。武王平定三监之乱，有大保簋铭文。周公东征，有禽簋铭文。周初封康叔于卫，有沬司徒疑簋铭文。封伯禽于鲁，有索氏铜器、卣人戈铭文、徐子鼎铭文。成王营建洛邑，有何尊铭文及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出的甲骨“成周”刻辞。这些都可以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相印证。2016年新公布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所出的“薄姑”腹甲卜辞，提供了武王伐商、周公东征之前，东方薄姑国与周王室友好的一段历史，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之空白。 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学科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传承民族文化，总结古史发展规律，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四个自信”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通过新出文献对先秦经典作新证与补充，恢复其时代原貌。这对于正确把握民族文化，理解其中的民族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通过新出文献印证的先秦古籍，去研究认识更真实的上古历史文化。以此为基础，可以更好地总结中国古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自身特点。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先秦古籍中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记载，有关玉器、甲骨、青铜器礼仪的记载，有关血缘管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记载，有关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思想的记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我们应该对这些内涵丰富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作全面梳理总结，从而建构中国古史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还应该与世界古文明相比照，展示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丰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