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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利朝，男，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苏区研究》编辑部副主编；林秀云，女，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感谢杂志社授权转发。 2018年6月9-10日，“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会议由厦门大学与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苏区研究》编辑部共同承办。特邀专家、入选论文作者及期刊界专家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侃教授主持。江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汤水清研究员代表主办方致辞。他指出，有关苏维埃革命的研究，既是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鼎革与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部分。江西作为中共当年领导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团结全国学者，全面推进苏区史的研究、宣传与苏区振兴发展方面，责无旁贷。这次会议，目的是为全国研究中共党史和苏区史的专家学者搭建一个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从而进一步拓宽苏区研究视野，将苏区研究引向新的高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石红梅教授也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 本次会议，先后举行大会报告与分组研讨。在六场小组讨论中，与会者围绕“视野与方法”“国际与地方”“制度与组织”“群体与社会”“思想与文化”“史料与田野”等六个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论文和成果，并就苏维埃革命研究的多元视野与可能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下作一梳理。 一、大会报告 两场大会报告，4位专家应邀作了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报告的主题是“从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看苏区研究的前景”（全文见本期）。他以历史的三个比喻（历史是长河、人体、大树）切入，形象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整体发展的样态变化，即支系特别发达、枝叶非常茂盛、血肉空前丰满，成绩巨大，值得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出现了碎片化、历史虚无主义、玄学倾向、理论思维弱化等问题，比如历史理论发达，史学理论薄弱。从前景来看，苏区研究蕴含着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和历史理论价值。 以对近40年来中央苏区研究三个发展阶段的回顾为基础，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蒋伯英报告了论文《从革命到反叛：1927—1931年傅柏翠的人生轨迹》。他认为，这些年对傅柏翠的研究成为热点，但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奇人化、传奇化的问题，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以多元史料为据，详细梳理了傅柏翠的人生轨迹（全文见本期）。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紧扣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新革命史展开讲演（全文见本期）。他以问答方式，逐一就“何谓新”“为何新”“如何新”三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有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作用，但从方法和理论的适用性看，革命史并没有新旧之分。 此外，《苏区研究》主编何友良研究员在报告中主要介绍了《苏区研究》的办刊宗旨、理念及发展现状，表示期待学术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关注。 二、视野与方法 本场专题研讨7位学者先后报告，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进、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任伟担任评论员。 近些年来，“地域史”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学术增长点。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黄文治以《地域史导向的党史国史研究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为题，从相关学术理念及方法框架方面，审视与反思了地域史导向的党史国史研究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之关联与操作方法，旨在推动地域史导向的党史国史研究获得更为健康和切实的学术进步。他指出，地域史导向的党史国史研究者将历史文献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相结合，在理解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基础上建构一个地方性历史文化结构、变迁与过程，同时关照地域史脉络与整体的党史国史研究框架之关联与影响。任伟在评论中建议，该文的第二、三部分可以合二为一，并表示如果能够展示地域史研究背后遇到的困惑和挑战则论文更佳。 福建省委党校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主任魏少辉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他者”视野与苏区史研究》。他认为，尽管随着新方法的引入和视野的拓宽，苏区史研究近来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研究视野的狭窄，史料的单一，选题的陈旧，观点的同质化，内容的低水平重复等，依然是苏区史研究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制约苏区史研究深化的瓶颈。为此他建议，研究者应该转换视野，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展开探讨，这将有利于打破苏区史研究自我封闭的局面，形成与民国史研究的互动，以呈现整体史的大视野，而且也可以拓宽史料搜集的范围，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领域和内容，提出更全面、客观、新颖的学术观点。任伟认为，“他者”的视野很好，但除了国民党史料之外，还有地主士绅等日记材料以及叛变革命而“自新”的人的材料记述，也对深化苏区史研究有作用；此外，借助新史料研究可能会使研究进入到另一个陷阱，即大多是进一步证实现有的观点，而几乎没有拓展出新的观点。 1930年5月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文献，又是史学界史事解读和史料援引的经典文献。自其1982年底首次发表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游海华专文阐述了《寻乌调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即形成了“开调查会与典型调查法”等中共独特且成熟的调查方法，这是革命战争环境下中共独创的简便易行而又效果良好的办法，成为后来中共在调查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虽不属于学院派的社会学作品，但可列为同时代中国最杰出的社会调查之一；它还是中国学界的重要学术资料之一，被各学科所广泛征引。任伟在评论中指出，文中认为是因为中共有调查传统才有了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这个逻辑关系存疑，因为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这样一个调查传统，而是毛泽东自主探索才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他建议，本文可以与新近孟庆延的对毛泽东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展开对话。徐进也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是如何看待民国以来的社会调查法的？ 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主任陈安分享了自己关于新时代苏区史料运用的若干思考。他认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找准苏区史料运用的方向，这是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新时代苏区史料的运用，关键在于把握所处历史方位、确立指导理论、明确出发点和归宿以及做好技术处理，解决如何从史料中得出正确历史认识或历史结论的问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正能量和智力支持。任伟在评论中指出，本文高屋建瓴，观点正确，但是大多数做法的可行性低，而且论文中“人民”的概念空泛，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人，不是具体而有丰富个性的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生干宁在报告论文《长时段视野下赣南土地、宗族与革命问题再探讨》时指出，长期以来，赣南社会虽然是以小农为主的传统社会形态，但是其宗族依附性极强。进入20世纪30年代，赣南土地上形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色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与之相应的，在中共领导下赣南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因宗族情怀而模糊的阶级意识开始被唤醒，但此时革命、阶级这些现代话语仍无力穿透宗族的桎梏，以至于国共两党在处理赣南土地与土围子等问题上都不得不反复与地方宗族势力进行互相试探。从长时段的视野审视，赣南地区土地状态及地主势力的演变是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恰是能对近代中国农村政治社会结构变化的区域多元性进行有益的补充。徐进在评论时指出，本文的主体太散，没有聚焦一个中心问题来阐述；论文的第二部分既然是主要部分，应注重揭示“土围子”的凝聚力在哪里。他建议作者第二部分按照时间序列来阐述，要区分一定阶段的变化。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教学研究中心教授孙伟试图从多维视野下重新探讨袁文才、王佐被害事件。他发现，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袁王被害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如对袁王持反对态度的人，对杀袁王一事立场鲜明，蓄谋已久，且毫无悔意；对袁王持同情的人，既有对“左”倾滥杀无辜的批评，也有对袁王的深深同情；对袁王持中立态度的人，认为湘赣边界特委要负主要责任。国民党及反动地主豪绅的反应则是弹冠相庆，大做文章，借机挑拨井冈山的军民关系。徐进肯定了本文的论题具有考辨的价值，从不同立场的人的不同态度去阐述问题；同时建议要注重细节问题，包括时间段的变化（例如，彭德怀对袁王被害事件的看法在不同时间阶段内是有变化的），在考辨角度上，对于史实除了求真之外，更应该求解，这也是新旧革命史的区别。 依据长期在赣南的田野考察，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饶伟新报告了论文《从革命到自新：苏区“匪犯”自首供词解读》。他发掘的“匪犯”自首供词档案这一史料为以前少见，系在苏区革命后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对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及群众发出通告，要后者“自首”，并经过对“匪犯”的审讯和判决后产生的档案。这批档案包括六类：当局审讯“匪犯”的记录（供词）、受害者对“匪犯”控告的记录、亲友为“匪犯”担保的资料、“匪犯”为自新所作的保证书、区乡等当局各级组织解押“匪犯”的有关文件及国民党政府清乡或善后的有关文件。这批史料有助于学界分析普通的社会个体在苏区革命洪流中的立场、态度及行为，还有助于思考他们在革命后乃至1949年以后社会变迁中的遭遇。这一新型史料，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兴趣。 三、组织与制度 本场进行了8篇论文的报告与讨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才友、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黎志辉负责评论。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一博以《中央苏区的地方武装与社会改造》为题，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发展了大量地方武装，构建起包括赤卫军、少先队和红军独立师团等工农组织力量的地方武装体系。这些地方武装通过军事斗争、经济动员、文化教育、政权建设参与到社会改造中，他们既是破坏旧社会的革命力量，为中央苏区的社会改造创造条件并提供军事保障；同时又是建设新社会的组织力量，在保卫生产、经济动员和后勤保障等工作中积极作为，推动文化教育普及和社会风俗改良，以独特形式提高社会组织化水平，保障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央苏区的地方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社会改造的有效组织手段和有力实施工具。王才友在评论时提出，本文主体内容细致、清晰，但构建的框架过大，细节体现不够，对于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应该深入。 中央党校讲师任伟报告的题目是《中共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他的核心观点是：提及红军，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民主与平等。不可否认，草创时期，红军的确有过比较理想的实践，但那一过程极为短暂。随着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革命队伍被重新结构化、等级化，军官与士兵的物质生活也因而出现差距。虽然中共在制度上一直倡导平等，但是随着官僚制度日益成熟，居于上端的革命者无疑能更容易的摄取资源，由此，他们的生活也慢慢超脱出一般群众。虽然中共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平均主义”的实践——尤其是相较于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贫富分化并不算严重。但是从制度与历史趋势上看，“平均主义”走向破灭实属必然。王才友肯定本文的写法通俗易懂，但背后意义深远；同时建议作者深入研究如下问题：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对于等级问题处理比较成功的就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能够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庞振宇在《从政治指导关系到所属领导关系：苏维埃时期党团基层组织关系的演变》论文中指出，进入苏维埃时期，党、团两中央在吸取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共青团在组织上和工作上不能与党处于竞争地位。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党团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初期仍存着错误倾向。随着苏维埃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团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经历了从政治指导关系到所属领导关系的转变，才真正实现了共青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工作成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才友指出，党团关系是个不错的题目。他的建议有二：政治指导关系和所属领导关系，在论文中后者的论述较前者的论述单薄；论文似乎没有回答当时的党团关系是否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讲师王瑞梳理了闽西苏区党政军建设的历史经验。她指出，闽西苏区地方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早期主要受益于党中央的指导与红四军的帮助，后期主要与中央苏区革命建设的现实需要相关，并积累了丰富的党建经验。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体现出民兵合一与军民融合的思想，并通过革命宣传、社会动员、扩军竞赛以及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取得突出的发展成就。苏区人民政权的建设，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其对民主法治的探索与实践，体现出执政为民的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起点。王才友一方面肯定了本文切合实际，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但还不够规范，例如没有学术回顾，难以体现论文的学术意义。 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佩芝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意义——以闽浙赣苏区党内政治生活为例》为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她梳理了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党内政治生活举措，总结其党内政治生活经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主要体现在：以方志敏为首的闽浙赣苏区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为标准，加强党员教育；坚持清贫自律、艰苦奋斗的作风，加强廉政建设，健全监督机制，严厉惩治腐败，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树立坚定的信仰和大局意识等。她认为，闽浙赣苏区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理论贡献和历史镜鉴作用。黎志辉指出，本文对闽浙赣苏区党内政治生活的描述非常全面，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论文题目对于“苏区史”话题空间来说时代感太过厚重，不够平实；论文第一部分文字过多，可全部删除，第二部分可浓缩为几百个字；论述党内生活选择的方面太泛，指向性不明确。 赣南师大中共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刘魁博士报告了《中央苏区时期党政关系析论》论文。他指出，在苏区政治权力结构的各个要素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反映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苏区革命中，党组织与政府组织是两个不同系统。由于苏维埃政府权威不够、党政地位的不对等以及苏维埃政府缺乏治事人才等因素，中央苏区时期的党政关系时常表现为相互混合、互相代替或互不相关。基于此，中共一再强调建立党团，以实现党组织既要与政权组织分开，又要加强对政权组织的领导。黎志辉评论时指出，报告精彩，超越了所提交论文的范围，但同时论文还存在几个瑕疵：一是题目本身难以讨论，可删除“时期”二字；二是缺少学术史回顾，论文主旨不明确；三是论述框架过大，三个部分没有什么区分度，没有理清楚层次关系。他建议，论文的写作应该重视叙述历史的真实性，尽量避免太过抽象的东西。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贺明提交的论文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反去“赤化”斗争》。他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在原苏区推行去“赤化”，给中央苏区政治、思想和舆论造成危机，为应对国民党在各方面的冲击，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包括：抓好党组织建设；对中央苏区原有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反腐败斗争；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舆论宣传上的反去“赤化”斗争。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共对中央苏区的领导。黎志辉在评论时肯定了贺明的学术追求，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是可行性较低，没有指出国民党反“赤化”的具体措施，二是中共的反去“赤化”斗争和国民党的去“赤化”政策缺乏联系，太过泛化，缺乏具体性。 厦门大学徐进重新考察了1947年中共整党决策问题。他发现，中共的革命经验特别注意其历史性的一面，即后一阶段的革命如何从前一阶段的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加以吸收或改正。1947年中共的干部整顿就充分吸取了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具体而言，晋绥地方干部整顿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促使中央决定开展这次整顿干部建设。而在这次整顿的试点和开展初期，晋察冀解放区本地干部也曾将之前的经验与认识反馈给中央，使得这次整顿得以克服困难顺利开展。总之，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整顿的决策往往能充分考量地方经验，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正是通过这次干部整顿，中央与其地方基层组织沟通更加畅通，其行政体系的运作亦更加高效。黎志辉肯定了文章的重要学术价值，同时提出如下商榷意见：（1）论文中宏观方面阐述较弱，牵扯的细节颇多；（2）论文缺乏地方经验如何上升为中央政策的论述，只谈刘少奇的领导就显得有点薄弱；（3）第二部分的标题可改为“晋察冀整顿干部的试点和教训”，以明确标题间的逻辑关系，增加区分度；（4）论文中主要论述的是整顿干部而不是整党。徐进在回应中指出，论文只谈刘少奇是因为在1947年的土改中主要是刘少奇主导的，与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没什么关系。 四、思想与文化 本专题一共有7人报告。评论人为魏少辉博士与黄志高教授。正如蒋伯英教授在主持时所指出的，“思想与文化”这个主题在苏区史研究中是相对薄弱的一部分，本场的设置体现了学者们对此的努力。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泽宇在论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重大节日纪念活动述论（1932—1934）》中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重大节日的纪念活动，包括“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样的国际共运节日，以及“八一”建军节这样的中国革命的节日。节日纪念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召开纪念大会、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发表纪念文章、举办文艺晚会等等，取得较为显著效果。因为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形势，所以这些纪念活动往往同扩大红军、工农业生产密切联系，以纪念活动推动扩红和生产。通过这些活动，刚刚上台执政的中共在民众中塑造自身形象，开展宣传鼓动，阐述政治主张，凝聚民众力量，建构集体记忆。黄志高指出，近年来纪念史学兴起，本文选题是个不错的切入点。从论文来看，把时间定在中华苏维埃时间，那么应该追问这个时期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异。另外，在纪念活动中如何树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权威，以打破中华民国的权威。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苗体君报告了论文《项英与苏区精神的形成》。他指出，1930年12月30日，身兼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项英来到了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为止，在中央苏区近四年的时间里，项英对苏区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苏区精神的培育者，更是苏区精神的践行者。魏少辉在评论时认为，题目与论文主旨稍有不符，论文中主要论述的是项英在苏区是如何践行苏区精神，而与苏区精神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论文内容没有体现出论文标题的特色，换成“毛泽东与苏区精神”这个题目也可以。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白冰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回顾了“赤白仇友”的一场讨论，探讨了“苏俄革命的中国化难题”。即1925年10月，在《晨报》《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等报刊上爆发了一场围绕“赤白仇友”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围绕“联俄与仇俄”的问题，论战双方分别从联俄与仇俄的理由、意义，及其利害等方面加以阐述。虽然这场讨论不像五四时期“三大论战”的影响深远,但是，这场论战的发生揭示了苏俄政府在十月革命后的对华政策中所暴露出来的制度问题和现实考量的不足。该文深化了人们对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外在阻碍与内在困境的理解。魏少辉评论时认为，论文在结论中阐述了对国共合作的影响，但在第一部分的背景交代中却没有谈及有关国共合作的背景；结论中“知识分子群体对苏俄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阻碍”这一表述有疑。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靳涛涛报告的题目是《鄂豫皖苏区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他阐述了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途径、成效，发现随着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配合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愿意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农民是土地的直接受益者，更重要的是农民接受了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魏少辉在评论时认为，从论文来看，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题目要稍作修改，逻辑关系存在问题，可直接改为“鄂豫皖苏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2）论文针对鄂豫皖苏区的研究特色论述不明显，没有引用较多的与该苏区相关的史料；（3）论文论述过于薄弱，缺乏史料的支撑；（4）文字表述有待加强。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党校讲师谭琪红在《革命与话语：苏区动员的语言载体形态与特征》报告中指出，语言载体是人类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传播符号。在文化相对滞后的中央苏区，中共充分运用音乐歌谣类、戏剧舞蹈类、谈话讲演类的语言载体进行民众动员和宣传鼓动。这些语言载体充分呈现了信息传播与教育认知相统一、情感沟通与艺术表达相统一，价值灌输与思想启蒙相统一的特点，快捷有效地传播了中共革命文化、革命情感和革命价值的红色文化，发挥了认知、沟通、调适、慰籍、激励和凝聚的功效。黄志高评论指出，论文对话语和语言两者的关系与区别似乎阐述不明；不同苏区话语是否存在差异性，如果存在，如何解决？论文中的语言载体是如何承担动员作用的，建议要将其与理想信念教育区分。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魏建克探讨了中央苏区革命中红色戏剧的发展问题。他指出，武装斗争的“武仗”和发动群众的“文仗”是苏区革命发生和政权巩固的两个“拳头”。为唤起军民的军事斗争热情和政权建设信心，改变苏区传统落后的甚至是阻碍革命的封建观念，文艺战线上动员和传播功效相对显著的戏剧从红军队伍中发生并逐步走向乡土社会，成为苏区宣传工作体系的重要一环。苏区红色戏剧的创作及民间普及，经历了直面传统、走出传统，最终形成具有独特革命特质和民族品格的乡村新戏。新戏的创作与上演不仅抑制了军民纯粹娱乐化的消遣倾向，动员了大家的参战热情，助推了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黄志高在评论时认为，本文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是：（1）当年的苏区人民对现在人定义的“红色戏剧”是如何称呼的？（2）标题中的“发展考论”有待商榷，论文对红色戏剧的发展过程没有一个具体的呈现，标题中的“考据”和“论述”也有些欠缺。（3）该地区的红色戏剧与其他地区的红色戏剧有什么差别。 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伟英以塘石村为案例，考察了红色文化构建中的国家与乡村关系。她发现，聚族而居的塘石村形成了宗族主导的乡村传统，而血缘亲情在革命中起了重要的感召作用，真实的革命历史是红色文化之源。围绕红色文化的构建，历史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关系如下：建国初，新政权开始无意识地构建红色文化，尊重、利用并参与到乡村传统中，树立起国家权威，建立起利益共同体；乡村社会利用族谱开始构建以本宗族为中心的红色文化，折射出政治认同的转型。进入21世纪，国家与乡村开始自觉地构建红色文化，乡村传统与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融汇在一起。国家以远远超越乡村的力量，对原苏区进行反哺，赋予红色文化以感召力和领导力。至今，红色文化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堪为其他地方红色文化的构建、传承与弘扬提供一个实践层面的借鉴。黄志高评论指出：（1）本文的选题“革命如何嵌入乡村”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2）论文中论述的红色文化建构的范围过大，而且主要是从宗族文化的角度阐述的；（3）在红色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国家和乡村之间是否有互动，是怎样互动的？（4）论文中有些地方的表达有待商榷，要明确构建红色文化的范围；（5）论文时间跨度过大，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五、国际与地方 本场专题研讨，有7位学者报告了论文，评论人为刘一博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何志明。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宏卿阐述了毛泽东创建的“遂川模式”。他指出，江西遂川，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1928年毛泽东与早期中共党人苏维埃运动的重要“试验田”，在工农兵政府、群众路线、党员教育等层面都颇具特色并有开拓性意义，报告对其苏维埃运动的理念、政策与效果等层面进行有效的梳理与提升而归纳出的“遂川模式”，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建政实践的一个蓝本，对之后的中央苏区甚至于建国后的党建实践与党群关系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宣传动员民众、群众路线与党建实践、红色圩场建设、游击军事战略上颇有开创性意义。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志高报告了论文《〈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共产国际的中国历史书写》。他指出，《英勇奋斗的十五年》是米夫在1936年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而撰写的，是中共纪念史学开创性著作之一。这部著作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共历史体系，对中共的成立时间作出定论，对中共历史上的若干重要会议、事件、人物都有所评述。米夫力图将唯物史观贯彻于中共历史的书写中，注重分析中国革命的经济社会根源和民族解放背景，关注中共历史的丰富性和活动主体的广泛性。不过，米夫毕竟是共产国际的负责干部，其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使得这部著作无论在史学观点还是史学思想上，都带有浓郁的共产国际中心论色彩。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江明明重新探讨了国际视野下的苏区党团制度。他提出，党团制度原本是西方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产物，经过苏俄的改造后传入中国。中共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党团制度，形成了“一党党团产生于另一党之中且以获取另一党的领导权为目标”的新的党团生成路径。开辟苏区以后，中共成为苏区唯一的执政党，处理这一新条件下的党政关系对中共党团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共希望通过党团作用既要加强党对非党组织的领导，又要非党组织的独立自主。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苏区党团融合国际党团的许多经验形成了自身特色。但在实践过程中则由于对中共、党团成员和苏维埃成员的要求都很高而难以达到中共预期。以国际党团演变史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中共苏区党团制度的地位与特点。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陶祺谌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相关档案，以日方的观察来考察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摸索与实践，进一步证明中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在东北地区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抗日实践，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东北的抗日实践根据东北面临的严峻形势，采取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下领导或协助抗日义勇军的灵活调整措施。1933年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抗日实践转变为有原则地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扩充为反日统一战线。通过观察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情况，日本方面形成了对这一策略的基本认识：由中共领导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动员范围广泛，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中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论点，提供了反面证明。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刘水展报告的论文是《党群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破裂：以永定暴动前的溪南地区为例》。他指出，以往对革命时期中共与农民这一党群关系的研究，多偏重从中共政策推行的角度进行解读，而较少从乡村社会的复杂因素来探究中共转入乡村发动暴动前后党群关系的变化过程。本文以永定暴动前的溪南地区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党群关系从建立到发展再到破裂这一变化过程的内在机制，以此来探究宗族、阶级斗争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对党群关系构建的作用和影响。他发现，中共在利用宗族影响的同时打破宗族束缚进而构建起自身与农民的关系；中共对两种阶级斗争的运用：作为整体的乡村对县城势力的阶级斗争以及乡村内部的贫富阶级斗争，推动了党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地方社会经济崩溃下中共无法解决农民生存问题导致了党群关系的破裂。 杭州师范大学王才友在论文《由“社’入”会“：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中从革命社团入手，讨论了浙江党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的演进过程。报告指出，1925年前后，革命社团逐渐由大城市嵌入到县域社会，成为各地中共党组织发展的重要工具或外围组织。“清党”后，大多社团虽然转入地下或逐渐消失，但其会社嵌入的方式一直伴随着浙江革命。甚至在1929年前后，当主流苏区正以分田运动组织和动员革命时，浙江仍以兄弟会和救穷会等形式延续着浙江革命的潜流，成为红十三军的建立和浙南革命发展的重要基础。他认为，只有在对浙江中共革命这一动态嵌入过程作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浙江革命区别于主流苏区革命之所在。 江西师范大学黎志辉报告的题目为《中共革命中的官绅心态——以〈劫后群言〉为中心的官绅话语分析》。他指出，在中共革命中，地方社会的官绅心态值得研究。报告聚焦于《劫后群言》的文本分析，具体的阐释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红羊”：对共产革命的认知；（2）“义师”和“宰官”：基层官绅的政治观；（3）目中无“党”：官绅文化传统的没落。无论史料还是议题，该报告都令人耳目一新。 在具体的评论中，刘一博认为，本场报告体现了会议的主题“多元视角”，且都是从很强的问题意识出发，如国际视角、国际比较、国内比较，还有很深入的案例的研究，让我们对历史细节有了更好的把握。何志明提出，总体来说上述七篇文章有三个特点：一是选题新颖，二是材料丰富，三是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与此同时，何志明针对这些报告逐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黎志辉的文章采用诗集，选题比较新，但应该将官与绅区分；王才友分析了浙南非中心地的一个情况，但是1934年以后的情形缺乏关注；文章涉及一个团体的变化，但没有说是推动的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此外，似乎缺乏国民党一方的资料；刘水展的文章有三个有待完善之处：材料可以补充国民党一方的资料；访谈人的身份要体现出来，这样才能知道其与作者的关系；文中的“群众”概念有些模糊，应该更加精确;陶祺谌的文章用了日文资料，从日方眼光来看待统一战线，但日方获得的情报可能会失真，也缺乏对于共产国际的记录，而且中方资料似乎不够丰富，如果能够对照使用，将更能说明问题；江明明文中的“党团”问题要注意，使用材料时注意不要直接用，要鉴别；黄志高的论文提出了有意思的问题：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地位高，米夫对中国共产党评价高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米夫和斯大林的书写有无差异？ 六、群体与社会 本场研讨会由8位学者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游海华与黄伟英两位专家给予点评。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志明在《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淘汰机制探析》报告中指出，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川陕苏区建立伊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干部荒。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并汲取社会资源，苏区建政之初采取了从旧人员和乡村边缘人群中吸收乡村干部的权宜性方式。迫于生存压力，苏区政权建设呈现了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尤其强调对于乡村资源的汲取，特别是在分配土地财产等方面。因关涉自身利益，这些乡村干部往往表现为消极抵制或者贪污腐化，进而引发清洗与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在实践中发现的贫农积极分子。然而随着苏区生存危机的加剧，往往又会出现新一轮干部清洗。这种频繁的、非常态的干部流动体现了针对乡村干部的选拔与淘汰机制。尽管这种机制的形成与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紧密相连，但它造成苏区的基层干部资源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的社会动员效能。游海华提出，这篇报告选题很好，结构清晰，且有很好的比较思维；同时存在的问题有：文章内的党政干部要区别，分田运动和查田运动什么时候开始的要交代清楚，文中看不到乡村干部整体的样态，到底有多少干部，资料不足；湘赣革命根据地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要做区分，材料也要区分。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林秀云报告的题目是《苏区时期通信兵群体述论》。该文依据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报刊、回忆录等相关史料的阅读、收集、分类，构建苏区时期红军无线电通信群体的形象。苏区时期的战争环境，使无线电通信成为当时通信联络网中重要的一环。伴随着无线电通信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无线电通信员群体从无到有，在苏区联络、新闻传播、服务战争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逐一考察了无线电通信员兵的遴选条件、入伍过程、专业成长及社会功能等问题，试图为探讨苏区革命与战争提供有益补充。游海华认为，报告的选题不错，有自己的思维，但缺乏近期的学术史回顾；全篇读下来是从无线电事业上来说的，题目有点大；内容可以大大拓展，可以从时间空间上另外写一个方面，且最好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写。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梁君思以《“三起三落“：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际遇与政策空间》为题，立足时间性维度的延续和空间性维度的延展，试图揭示中央苏区知识分子政策的“变与不变”。与中央苏区时期地域空间变动不居、人员流动频繁往复的历史场景一样，“变”似乎成为考量中央苏区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个体生存空间唯一不变的法则。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共政策调整与实践探索中，大致形成了一个“三起三落”的“波浪式”模型，即“一起一落：从‘发动者’到‘异己者’”；“二起二落：从‘缺位者’到‘沉默者’”；“三起三落：从‘建设者’到‘背叛者’”。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为其后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总结提供了无穷的回味空间。游海华肯定了报告资料非常扎实，文笔老道，但更多地说中共知识分子的变迁史，没有谈群体的生存际遇。 四川文理学院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何先成以《匹妇有责：红四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为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更多地是通过执行内防任务、担负各种战勤任务、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等艰苦繁重的工作以及直接配合主力部队参与前线战斗等方式来实现对革命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压缩自己的女性性别特征，把男女平等片面理解为无性别差异的男女一致，这恰恰反映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仅匹夫对天下兴亡有责，匹妇亦有责。但是，其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游海华肯定了本文的选题、学术史回顾以及丰富的资料，同时认为有待完善的是：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文章标题不符合；需要对妇女团的历史用几百字进行梳理交代，为后面的讨论做伏笔；论文用这个标题是否合适；可以从性别史角度去创新。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齐霁探究了苏区的烟毒问题及其治理策略。他指出，苏区地处偏僻的农村，革命前大多为罂粟种植的严重地区，民众吸食鸦片现象非常普遍。烟毒泛滥，危害巨大，尤其是给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鉴于烟毒对人民的严重危害，在苏区境内采取切实可行的禁烟政策和措施，对烟毒问题进行了综合治理。经过苏区党和政府的努力，苏区治理烟毒问题成效显著，有效地遏止了烟毒的流行，对于节约社会财富，增强人民身体健康，为红军保障强壮体魄的兵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黄伟英点评时指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是，土地革命结束后及建国以后对禁毒有无影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副研究员薛金慧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实践及其启示》为题，指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北地区实际相结合，以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明确了陕甘边根据地农村社会建设的核心理念，颁布了土地革命、设立集市、发行货币、解放妇女、创办列宁小学等一系列政策，改造了根据地农村落后的社会体制和各种陋习，使根据地农民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生产热情高涨，踊跃参军支援革命。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黄伟英点评时追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的建设与其他地方相比有无特殊性？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郑继汤报告的论文是《闽西苏区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他指出，闽西是全国最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地区之一，在政权建立后，闽西苏区进行了法制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闽西苏区立法活动主要分布在政权组织建设、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刑法、反腐倡廉和党内法规七个领域。较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有两次：1928年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的立法实践、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立法实践。此外，还有执法和司法活动。闽西苏区这些决议案、法律和条例的贯彻实施，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不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还促进了革命的继续深入，同时还存在不完善的一面。黄伟英点评时指出，法律的执行情况如何？规定与执行有差异。 1950年代初中共新政权是如何将统治有效扩展到水域社会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刘诗古的报告《从“化外之民”到“水上编户”：1950年代初鄱阳湖区的“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即以此问题为中心，以鄱阳湖区为案例，梳理了“民船民主改革”运动在湖区的开展和实践过程，以及水域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的过程，并讨论了水域社会船民、船帮组织的旧有复杂结构以及外力介入下的社会经济秩序重建。本文运用的人物档案，主要包括案犯登记表、处理意见、判决书、调查材料、反省书、审讯笔录和群众控告材料等类别，颇具特色。而对县级“民船民主改革”文书档案、相关中共高层文献、民国报刊资料，以及人物的年谱、传记和回忆录的综合运用，也是本文一个特色。黄伟英点评时发问，鄱阳县档案馆比较难进入，刘老师有何成功的经验分享？刘老师在回应时指出，过去10年间，我们走了100多个县，但成功率很低，中国历史是一个史料学的问题，我们要向社会学学习，因为社会学启发我们的思考，要有系统地研究，史料太多，要辨析。他认为，我们对史料的解读，认识和深度还是不太够，不仅要收集史料，还要花大功夫去研究，要把两者整合起来。 七、史料与田野 本场专题研讨开始时，《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编辑吴志军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现在大家都重视从事民间文献整理，但民间文献的利用率非常低。这是为什么？他希望学术界能加强合作，整合全国性的力量，着力回答民间文献的具体运用问题。他介绍说，明年《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将和华东师大合作，举办全国性的专题研讨。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李健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中下）主编闻名苏区史学界。他首先回顾了川陕苏区史料搜集的历程和代表性成果。他指出，川陕苏区史料的编纂起步早，但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资料都是节选，即只选择与川陕有关的几句话，用起来不便。为此，课题组在资料编纂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文献的完整性。即使是一份3万字的文件，里面只有20个字有关川陕苏区，依然会全文收录；二是整理文献时尽量恢复原件，如当年隐去的人名给予恢复；三是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合作；尽量以省档案馆完成的复制件为基础，参考其他资料；四是充分对资料进行考辨与修复；五是在分类时，鉴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分类不太妥当，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即按照资料的文体，如文件、报告、讲话、电文、标语类等。同时，剔除后人写的回忆录。在出版“集成”后，接下来课题组的计划有二：一是整理编纂口述史材料，二是整理中央苏区报刊中的川陕资料，这是弥补以前的疏漏。李健呼吁，应该高度重视对地方档案馆中民国史料的搜集；要尽可能地综合运用各种史料；在各个苏区搜集史料时，要充分关注中央苏区。作为回应，吴志军指出，口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既是历史的问题，又是体制的问题。当年完成了很多的口述访谈资料，但是开放度和利用率都不够。 东固苏区史专家丁仁祥先生报告了井冈山根据地史料收集的新进展。自2012年以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开展了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目前已取得三个方面非常明显的阶段性成果：（1）井冈山根据地的资料集成（10卷本）已进入出版程序；（2）和各地合作，整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的13块根据地史料，每个地方至少100万字以上，成果已进入出版程序；（3）中央苏区报刊史料的数据化工程，已将20卷《红色中华》全部数据化，并出版；《红星报》《斗争》都完成或正在数据化，进入出版程序；《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群团的刊物也将实现数据化，前者刚开始进入资料整理阶段。与此同时，这些工作也存在不足，如很多中央层面的史料没有收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问题，只限于从1927年9月到1930年2月的井冈山和周边6县；诸多新史料有待发掘和整理，如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访谈史料（将近几百万字），目前正在整理。他介绍，自己多年来收集东固资料时最大的体会是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并将收集的史料向全国公开。此外，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在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收集中存在“地域化”的现象，即固守地方或本地的立场，虽然这大大推进了党史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但也造成了地域的割裂和历史环节的断裂，在资料收集与党史研究中导致了很多问题，如只关注领袖而不关注地方党组织，只注重武装斗争而忽略了群众运动，只关注重点根据地而忽略了一般根据地等等。 刘佩芝副教授分享了近年来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研究中心对闽浙晥赣苏区史料收集工作的经验。该苏区曾被毛泽东誉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模范省，但全国范围的相关研究和关注度十分不够。她介绍，相关史料的收集工作起步早，1950年代，赣东北各有关县市就收集整理了革命故事、红色歌谣、革命干部的回忆等史料；1980年代，江西牵头，4省合作，出版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党史文献资料选编》《闽赣省党史资料》等一系列综合性的、专题式的史料。自2015年起至今，中心在资料收集上取得了以下突出成果：一是总量可观，共计1600多篇、300多万字的档案文献，以及200多万字的国民党报刊史料，其中有300多篇从未公开出版的文献。二是在专题史料上有补充和突破，如收集了300多件法制文献资料，以及在台湾的“赣浙皖闽边区彻底剿灭方志敏纪实”。三是资料的编排。与西华师大的文体编排法不同，中心按照时间、地域等地方特色和事件脉络，一共编排了8册文献，目前已完成了三校，年底即将出版，并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接下来，中心还将前往台湾（档案馆）、俄罗斯等地，补充相关的史料。 从博士论文开始，多年来黄文治就一直从事鄂豫皖苏区的史料收集工作。他分享了自己编纂《亲历苏维埃革命》及在安徽、湖北等地方党史办、公安厅、史志办搜集革命史料的心得体会，从资料的收集来看，21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匪资料选编”、石叟档案等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等，14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18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上下册及附卷》等基础性史料很重要。至于地方，《安徽省现代革命历史资料从编》（1-4卷，1-2卷是苏区史料）和河南编纂的《丰碑》（1-16卷）资料很重要，尤其是后者，专题之后附录了非常多的口述访谈资料，价值连城。他重点谈到地方的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珍藏的资料。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北、河南各省革命历史文献资料，这是最核心的资料，在北京私人手上收藏的红四方面军200多人的口述访谈资料，价值非常大。从研究方法看，他认为：一要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问题意识可能来源于学术史梳理、原始档案的阅读、历史现场的田野工作；二是研究者要对地方史料进行编研，清理其生产流程和发现过程、辨识和整理；三是研究者尤其不能忽视主干资料和其他微观资料的互证；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档案资料与县志文史口述等资料的互证；县志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此外，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脉络，尽量实现史实、逻辑和思想的统一。 来自湖北的工程师、民间历史爱好者王智仁先生在报告中以自家与革命的经历为例，强调家谱对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以自己整理、父亲口述的《柴山保往事》一文（《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为楔子，以家谱中的记载和口述资料为基础，对照地方革命史和相关人物回忆录等书籍的记载，对村庄人口的变动、革命者家属的遭遇做了重新的考证与叙述。他论证了《红安县革命史》《新县革命史》等记载的“严重错漏”之处，主张党史革命史学界大力注重族谱的搜集与整理，以便“对每一个在土地革命中失去的生命进行统计，善待每一个生命，谱写完整的革命史”。他的报告，借助于将自身的经历与革命的史事融为一体的叙述，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只有从多元视野才能立体地展示苏区历史。 作为此次会议协办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民间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一员，戴利朝首先简介了设置本专题的初衷，即邀请研究各苏区的学者代表分享各自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经验，作为深入探讨并建设“苏区史料学”之初步尝试。接下来，他以兴国县为例，报告了中央苏区县级革命史料的生产机制与收藏现状。从前者来看，县级史料主要来自历史遗存、外地复制、当事人访谈（座谈、口述）、向民间（收藏）征集及函调、实地调研、本地部门及人员编写等；从收藏来看，以下七类较为集中：（1）革命历史文献、文件等；（2）报刊及摘录；（3）革命回忆录与口述资料；（4）实地考察记录；（5）史志材料；（6）歌谣、戏曲集等文艺史料；（7）其它。他认为，苏区革命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亟待“走向历史现场”。 张侃在报告中首先提出，近些年来史料的收集整理，已经成为史学界的热点（如国家重大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选题）。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但又不仅仅是史料学，不要没有主题、问题，盲目去找史料。他以近两年团队在闽西的工作为例分享了“后苏区时代革命史料的收集工作”的经验，畅谈了体会：一是有自己的问题意识，针对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找资料，不是什么都做，还是以问题为中心。为什么要研究“后苏区”？因为“后苏区”的很多资料对我们理解苏区很有帮助，努力将革命时代和革命后时代联通起来，对苏区的问题做更多的、多视角的理解。这也是从民国时期王亚南、章本乾先生就开始的工作。二是重新进入基层档案馆，希望用丰富的档案去认识后苏区时代和苏区时代。为此，团队申请了学校“稀见革命史料”项目，任务是编修并出版1万页的档案资料。选编的思路是：一是根据研究问题找相应的档案；二是档案要系统、具有一定的规模。如正在进行的两个卷宗：与上杭县档案馆合作编纂（影印）的5千页《闽西义勇军档案资料》，与永定档案馆合作的4千多页“永定碉堡和军事资料”。他所强调的聚焦于后苏区时期、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要有问题意识这两点，对于苏区史料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厦门大学两位学者对本场报告进行了综合点评。饶伟新阐述了如下看法：（1）在收集方面，对于具体的史料，还是不要像张侃提出的先入为主（先有问题）那样，要注意史料来源。史料生产的环境在变化，要了解史料的最原始性；（2）在整理方面，史料的分类是个难题，但必须面对。从资料本身的生产机制来分，按地区。每个地区内部的史料，又如何分类呢？不要切割史料的本身、原始体系。（3）研究的问题。革命史与当代史乃至当下关系密切。如何处理？比如情感的问题。有的只能研究，但不能发表。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史料？都要紧扣时代。每种史料都具有时代性，要尽量还原到史料出现的时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董兴艳主张，苏区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如各地有各自的工作模式，像李健老师的大团队，我们是小规模的团队作战，像戴利朝老师所谈的史料生产问题，涉及到怎样和档案馆、博物馆等打交道等问题，都很有意思，如果有时间，希望就此展开更充分的交流。 八、会议总结 研讨会闭幕式由何友良主编主持。第一、二组代表戴利朝和董兴艳分别对两组6场报告予以小结。以小组报告为依据，在大体梳理了苏维埃革命研究的主体、内容、选题、方法以及取向的基础上，戴利朝汇报了第一组3场报告的收获与启示。收获在于，学者们共同分享了“组织与制度”“思想与文化”等具体议题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专题研讨了苏维埃革命研究的多重“视野与方法”，从而深化并拓展了与会者对苏区革命的认识。启发在于，未来的苏区史、革命史研究还应该注重关系丛、制度史和长时段等三个关键词。董兴艳汇报了第二组3场报告的内容与收获。她认为，本组的研讨会反映了对史料收集与整理、田野方法、文献利用率的一些共识，认为大家一致赞同实现史料的共享，强调文献资料搜集过程中的完整性，注重国共双方资料的结合，对史料发掘的突破（如地主乡绅的日记），真正体现了“多角度、多视野”。 张侃在闭幕辞中指出，本次会议的结束不代表讨论的结束。这次会议，讨论很激烈，内容很丰满，但是着眼于未来，他强调：第一，“多元视野”并不代表漫无目的，应该在关键问题上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在核心概念上有继续深挖的空间；第二，从“中共苏维埃革命”的逻辑到革命的逻辑，我们要继续推进思考，比较各种革命的异同；第三，我们在讨论“长时段”的同时，也要在连通性上继续努力，要有一个联通的角度，比如日本档案等。同时他表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邀请海外的学者，缺乏国际对话；由于时间紧，分组讨论没有回应环节。 这次会议，是《苏区研究》编辑部自创刊以来主办或联合组织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最大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对新革命史的尝试与探索，受到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逐渐转向组织与制度、过程与机制、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等维度的阐释，揭示了苏区革命的多维面貌与丰富内涵；二是苏区革命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以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等为例，近些年来史料的挖掘和建设成果显著，并带动了本领域的实证研究。正如会间郭若平教授所言，这次研讨会不仅有学术研讨的意义，而且蕴含了代际传承的意味。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党校和科研院所的老中青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共襄苏区研究盛会。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学术界的探索与争鸣，密切了作者群与刊物间的互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