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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有机会参访欧美重要博物馆时，常惊讶于像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等，常有相当大的陈列室，展示非常多的世界各地、各时期的珠饰。珠子，包括管珠，最初可能是史前人类在吃完猎物后，将其肢骨切成一节一节，或再加以磨圆，穿在一起的装饰品。接着也可以用石头、蚌壳、美玉等质材仿作之。珠子可能是人类最早发明的装饰品，其历史不但早，而且从未断灭，更因为珠子体积小、易携带，可随着人群移动传播至相当遥远的地方。所以，珠子一直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欧美大博物馆里大量展示珠饰的现象，即可知西方学术界对于世界各地珠饰的研究已累积相当深厚的成果。反观我国学术界对于珠饰的研究，确实还在比较资浅的阶段。 我从事的专业是中国古代玉器史，过去并不特意关注珠饰，但最近我的玉友喻燕姣送给我一本她与同事合作的新书《湖南出土珠饰研究》。读了这本书后，我相信国内学界对于珠饰的研究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过去已有一些资深学者，如：刘铭恕、夏鼐、汤惠生、吕红亮、安家瑶、李永宪、霍巍等，或因考古发现等机缘，陆续发表过有关珠饰的论文。也有些学者为了研究服饰曾涉及珠饰。不过似乎近10年才出现有关珠饰的专书。朱晓丽、赵德云二位学者，对中国珠饰的历史以及境外传入珠饰的研究，已出版了很好的专著。喻燕姣主编的这本《湖南出土珠饰研究》，则是以湖南省内出土的珠饰为对象，作了深入研究。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新石器时代彭头山文化到清代，分5个时段，将湖南境内出土的510组件珠饰的图片及相关资料详尽发表。此外，还有喻燕姣写的《概论》，她从“珠饰”的定义谈到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而创新之处，则是提及尚存的问题。下篇则由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和他的多位同事发表的11篇专论组成，体现出该馆学者高度的专业。最后还有4个附表，把全部资料依质材分类，将时代、尺寸、出土地、典藏地等基本资料整理得一目了然，方便读者检索。 虽然过去我对珠饰只有粗浅的了解，但因为认真读完这本书，还真受到一些启发。在此提出三点拙见，虽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但或许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朋友的兴趣，日后作出更有深度的研究。 一是两周时期湖南珠饰前后二期的差异，反映本地势力的衰与旺。我注意到湖南地区在西周阶段的珠饰资料奇缺。而当时在黄河流域，正是以史前华西文化为底蕴的周文化圈。在周文化圈的各诸侯国里，极为流行可能来自西亚或印度的红玉髓珠管。 东周时周天子声望与实力大衰，周文化圈的诸侯相互竞争。以史前华东文化为底蕴的楚国迅速蓬勃发展。除了大量楚式绿玉制作祭玉、葬玉外，此时也看到很多蜻蜓眼玻璃珠的出现。这本是域外传入的“舶来品”，可能最初创作于西亚、埃及一带，流传范围广。战国时，长江流域楚文化极为强盛，这或许是湖南战国遗址出土很多蜻蜓眼玻璃珠的原因。但当时国人也学习自制，如何分辨外来品与仿制品，也值得深入探究。总之，西周与东周，湖南地区出土珠饰的数量与质量有着明显落差，实际反映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一统之前，华夏大地上，华西、华东两大区域文化的轮替兴衰。 二是汉代琥珀卧兽立雕具有国际性。如本书中图片所示的一件长1.75厘米的“西汉虎形琥珀饰”和一件长1.8厘米的“东汉兽形琥珀珠”。据学者研究，自约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晚期至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流行用多种质材雕琢各式小巧的带穿孔的珠饰。有些动物形微雕很可能是从中南半岛、印度、西亚等地，经南海郡、合浦郡传入，再通过湖南的长沙国等地继续北传。而长沙地区出土的琥珀，质地较接近波罗的海琥珀。这样的小巧蹲兽常被称为“虎”或“辟邪”。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们都是“狮子”，应称作“狮形珠饰”，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经印度、东南亚，传到中国。当然，两汉至南北朝的中外交流本是史学界的一大课题，如何通过这般小巧可爱又带点凶猛气息的蹲兽解读其创作与交流、融合的历史，也值得大家深思。 三是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出土和台湾省原住民一样的“耳饰玦”，具重大意义。书中一图片所示的“长方形耳饰玉玦”，出土于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属公元前的斗篷坡文化。须知耳饰玦在东亚地区出现早，分布广，但比较常见于东北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甚至西伯利亚境内、日本北部等地，造型以带缺口圆珠形最多。但是在菲律宾、越南以及我国广东、广西、浙江、台湾等地，常出现在圆周外围带几个凸起的所谓“带突玦饰”，此外，台湾东岸卑南文化也曾出土数件“长方形耳饰玉玦”。看来，斗篷坡文化与卑南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追踪探索的好课题。 总之，《湖南出土珠饰研究》一书既公布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发表了多篇极有深度的弘文，是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