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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4年的一天，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市国家广场上，一位鞭痕累累的白发老兵向人们诉说着悲惨的晚年，他因家园被侵略者烧毁而无力缴纳国家赋税，借了贵族的钱后利滚利难以偿还，两个儿子已经抵押给债主当了奴隶，他也因无力偿还一再遭受债主鞭打。人们认出老翁是曾经举国皆知、为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人们愤怒了。 当时许多罗马平民类似这位老兵的困境，还有大量的罗马平民处于破产边缘，即将沦为债务奴隶，而贵族阶层享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且以权谋私不顾平民死活。此刻正值外敌即将入侵，作为罗马军队的组成部分的平民们拒绝出战，携带武器撤离罗马城，聚集在城外“圣山”上，扬言另起炉灶、独立建邦。最终政府派出代表同平民谈判，接受了平民的要求：一、债主放弃无力偿还者的债务；二、原来的债务奴隶恢复自由人身份；三、选举代表平民利益、拥有否决权的保民官。危机解除后的罗马城邦内部团结一致，接连打败周边强邻入侵。 罗马历史上共发生五次平民撤离运动，都以贵族的让步而告终。公元前449年，第三次平民撤离运动导致了“十二铜表法”的诞生，它对罗马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想象，在周边群雄虎视的情形下，如果平民们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如果罗马贵族只顾眼前利益，互不妥协，后果是严重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杀人一万，自损八千，无论平民阶层还是贵族阶层获胜，都无法抵御强大的外部入侵。历史不乏其例，如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内战中获胜，却被关外小邦满清一击即垮、捡了桃子。 “平民撤离运动”避免了血流成河的内战，体现的是和平非暴力的妥协原则，是一种社会成本消耗最低的解决国家内部阶层冲突的途径。必须承认：早期罗马民族智慧而理性，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平民撤离运动不仅避免了国家诞生期的危机，而且其中妥协的原则派生出千年帝国长盛不衰的基础，那就是法治、公平、合理的社会基础（除奴隶阶层的历史局限外），诚如蒋百里先生指出的那样：罗马人的精神即“公平合作”。罗马公民社会结构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平等性的，这样的民族不仅可治理同种同族，亦可治理异种异族。历史上许多通过内战或征服建立的帝国和朝代之所以短命，就在于社会结构是压迫性的，是一部分人统制、征服另一部分人，这种社会始终处于持续的冲突和内耗状态，因而根本上是脆弱的。 同古希腊的“梭伦改革”一样，罗马人化内战为一致对外、变崩溃危机为崛起机遇，深化完善了国家治理，为未来的富强夯实了基础，从而使“平民撤离运动”成为历史上“梭伦改革”后又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同是解决权力财富分配问题、土地问题，有的民族用暴力革命来解决，有的民族用非暴力妥协来解决。西方是从古希腊梭伦改革到罗马平民撤离运动，再到英国大宪章运动，走的是后一种路径。 后期罗马帝国衰落正好是前期崛起的反例，当罗马灭了迦太基后，天下已无对手，顾盼自雄之际，先后出现凯撒、庞培、克拉苏前三巨头和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后三巨头，他们争权夺利引发的持续内战极大消耗了罗马帝国的元气，导致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弱，一个伟大的民族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 罗马盛衰荣辱的历史令人掩卷唏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和衰败虽然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根本上取决于内部冲突的解决方式。这可能是极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也是罗马帝国留给我们当代人的政治遗产。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