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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奇兜勒”可能是马其顿的音译，如果是的话，那么汉与罗马的互通在甘英时代已经实现过了。 公元98年左右，一个来自中国的使者在波斯湾东岸极目远眺，望着大海的另一边——罗马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使者依稀知道，那里就是极西的大国——“大秦”——的土地。也是他出使的目的地。但波涛澎湃的大海令他犹豫不决，陪同他的安息（帕提亚）人告诉他，渡过这片海可能要三年的时间，海里还有可怕的妖物，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一定。使者丧失了渡海的勇气，长叹一声，转身返回东方。 这是广为人知的甘英出使大秦的事迹。从地图上看，出使大秦并不需要从波斯湾渡海，走陆路也可以，当然渡海也不是很困难。所以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安息人不想汉朝和罗马建立联系，把甘英当傻瓜一样骗了。但甘英也不是毫无收获，他在西亚得知了一些罗马的情况，回国后向朝廷报告，这些资料经过几道转手，通过《魏略》《后汉纪》《后汉书》等史书传了下来。 《后汉书》等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罗马帝国，显然是一个辽阔强大的国度。“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具体的风土人情，有些是正确的，如“以石为城郭”“以金银为钱”“列置邮亭”（有发达的道路和驿站体系）等等，不过也有很多是夸张甚至荒诞的，比如说大秦的宫室都以水晶为柱，到处都是夜光璧明月珠之类的奇珍异宝。 但最有趣的还是政治制度的记述。说大秦王（罗马皇帝）有五座宫殿，每天去一座宫殿，御车后面跟着一个人拿着口袋，一路上收纳民间的上书，为民申冤。又置三十六相，一起处理国事（《后汉纪》）。而最出奇的是“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只要国中发生灾异，就要废掉国王，重新再立。这种政治文化的描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极为罕见。 这些说法很多都不符合罗马的实情，不过仔细想来，应该也有其根据。比如“三十六相”似乎是元老院制度的变形。至于“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虽然罗马已经进入帝制百年，但共和传统影响下，和中国的家天下仍然区别很大：皇帝被视为“第一公民”而不是天下共主，法律上并不比一般高官高出太多；大部分皇帝并非父子相继，皇位也并不被视为皇室的私产，而要由元老院任命。在甘英出使前一年（公元96年），罗马皇帝图密善被刺杀，元老院任命与之毫无血缘关系的涅尔瓦继承帝位，涅尔瓦在两年后去世，又将帝位传给了和他非亲非故的图拉真元帅，其时甘英或者尚在罗马边陲逡巡，这些消息多少会传入他耳中。 放在历史语境下看，罗马没有稳定的家天下不一定是好事，经常导致权力交接时的政局动荡甚至内战。但当甘英把这些遥远国度的传闻带回国内后，却引起了汉朝史官的慨叹，这不正是儒家典籍中推崇的禅让制度么！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一制度进一步向儒家的理想靠拢。比如汉朝一碰到灾异，皇帝就要让大臣背黑锅，有的甚至被逼的自杀。但在理想的大秦，却是大秦王自己下台让贤。 遥远的罗马因其富庶和辽阔而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真真假假的趣闻想必传来不少，但在口耳流传中，迎合中国士人的说法被放大、加工和记录，而与之相悖的就被忽略遗忘。所以，最后面目全非的大秦实际上是更理想的中国自己。无怪乎《后汉书》中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魏略》中甚至说大秦人“本中国一别”，和中国人同种！ 相映成趣的是，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罗马人身上。 公元100年左右，甘英回国的前后脚，有两个之前从未出现过的西域国家“蒙奇、兜勒”也遣使者来华，这和托勒密笔下一个马其顿商团访问赛里斯国——丝绸之国——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有人提出“蒙奇兜勒”就是马其顿的音译，如果是的话，那么汉与罗马的互通在甘英时代已经实现过了。至于166年“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大概并非官方派遣的使节，而和“蒙奇兜勒”一样是民间商旅。可以肯定，在东汉时期，罗马商人已经或直接或间接和中国有所接触。 在罗马作家的著述中没有“赛里斯国”的靠谱描绘，但罗马人对神秘的赛里斯国也充满了想象的热情。譬如在二世纪末的作家巴尔德萨纳笔下：“赛里斯人是居住在大地尽头的，他们拥有一整套法律，严禁凶杀、通奸、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赛里斯国，人人遵守法律，没有凶杀和盗窃，也不崇拜偶像，几乎是一个乌托邦。同时代的琉善甚至说赛里斯人能活到三百岁！ 事实上，汉朝搞的是“春秋决狱”，法制水平未必能胜过罗马，具体执行情况更不用说。罗马人看到的还是他们理想中更完美的自己。汉朝与罗马，在彼此心中互为远方的镜像。本质上，这也是一个文明通过寻找“他者”进行自我反省的方式。 到了近代，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仍在中国身上找到理想的镜像，但明清中国对于更为发达的西方却失去了了解的兴趣，最终在天朝上国的自恋中滑向毁灭。而当代有些人还对欧洲思想家的推崇沾沾自喜，认为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则是更深的悲哀了。 （作者系学者、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