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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战功韬略都不顶尖的关公,为啥就成了“武圣人”

http://www.newdu.com 2019-03-15 爱思想 黄朴民 参加讨论

    
    
    中国是一个盛产各类“圣人”的国度,常言道:“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套过来讲,便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有圣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文圣”、“书圣”、“画圣”、“诗圣”、“医圣”、“草圣”、“药圣”……非常自然,与之相应,也有过“武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历史上普普通通的战将高高占据着“武圣人”的宝座,受人顶礼膜拜、馨香祝祷,他就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羽。
    历代统治者对关羽屡次加封褒扬的结果,小说戏曲对关羽浓彩重墨粉饰的效应,使得其亡灵“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大”,步步青云,庙祀无限,位齐孔圣,名播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在广大民间,关公的声誉甚至有骎乎文圣人孔老夫子的势头。别的姑且不说,光是关帝庙就遍布于域内城乡僻壤,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祀奉孔子的“文庙”。而其所享受的墓葬规格,也与封建帝王的待遇相埒,建有气象森严的“关林”,与文圣孔子的陵墓“孔林”并驾齐驱,交相映辉!
    这种现象的发生,的确有让人感到诧异纳闷的地方。因为论资历,关公自然不及那位“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的“兵家鼻祖”姜太公;讲军事理论建树,关公远远比不上享有“百世谈兵之祖”美誉、撰著有不朽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一书的孙武子;比将德,关公在那位“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矢志“精忠报国”的岳武穆面前显然大为逊色;言战功,关公也根本不如“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白起等人。总之一句话,历史上关羽的武功并不特别显赫,理论上也无任何建树。可是偏偏就是他能够加冕那顶眩目摇神的“武圣人”桂冠(指自宋代以后),这究竟是历史的误会,抑或系人们的昏聩?遂酿成这一啼笑皆非的局面!
    要猜破这个谜底,还必须从分析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只有透过中国古代儒学文化的浓重氛围,才能够说清楚关公崇拜现象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自宋代起,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也日趋严密。这主要表现为二程、朱熹等道学家们喋喋不休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使得儒学文化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禁锢箝制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明清两代,在这方面更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于蓝”,后来居上,与时俱进。这种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也势必要在军事领域中得到顽强的表现。因此,对“武圣人”的遴选与钦定,自然不能以战功大小、韬略高下为主要标准,而合乎逻辑地要以封建道德的优劣作为基本评价尺度了。军事上的建树虽然依然是确定“武圣”身分的一个因素,但却完全处于十分次要与从属的地位。换句话说,当时盛行的儒家道德至上思潮,决定了“武圣人”不过是“文圣人”在军事领域中的化身,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特殊“传人”。
    从这个角度观察关公的身后际遇,就可以明白他登上“武圣人”的宝座决非是偶然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最大限度上合乎儒家所提倡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基本规范。
    首先,就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而言,关公他倾心孔学,尊崇儒教,据史书记载,他平生最爱读《春秋左氏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本传松之注引《江表传》)。于戎马倥偬之际,捧读儒家典籍(至于能读懂几分,则又另当别论),俨然一派身披戎袍的“儒将”气象。
    其次,就“忠心事上”这一点讲,关羽他“匡扶汉室”,以保卫刘姓江山,维护汉室尊严为自己的天职。在他的心目之中,“君君,臣臣”畛域分明,“尊尊,卑卑”界限森然。“冰炭不同炉,汉贼不两立”。对于董卓、曹操之流的欺上罔君行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君权的象征――汉献帝和刘玄德,则是克职尽忠,尊事无贰。即使是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保献帝,忠刘备,成为其一生的奋斗中心,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迫不得已投降曹操的情况下,也要预设前提,所谓“降汉不降曹”,给自己的行为找台阶,打圆场。真正实践了儒家所汲汲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准则,实可谓义气干云,千载之后,犹荡气回肠,不胜凛然。
    最后,就“勇”这个标准而论,关公也算得上是勇冠三军,光彩照人。这既表现为在战场上他出生入死,骁勇善战,温酒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闯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擒庞德,降于禁,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号称“万人敌”(《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为蜀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更表现为他爱惜羽毛,贞守名节,败走麦城,沦为战俘后,能做到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杀生成仁。真正体现了儒家“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大勇”精神!
    总而言之,在关公的身上,充满了儒家所推崇的各种美德。借用文天祥、赵孟頫等人评价岳飞的话说,就是“忠义与日月争光”;“忠孝素根于心”。这样千载难逢的“《春秋》义薄云”式的“儒将”,自然为“孔圣人”在兵林中的化身,是所谓“武圣人”的最佳人选了。绝非光懂得厮杀,不知道道德操行为何物的韩信,白起之流所能比肩;也不是仅仅会玩韬略诡道手段的孙武诸人所能颃颉的。\r
    毫无疑问,关公成为“武圣人”,也是整个社会一致心理认同的逻辑结果,是所谓“大传统”有意积极引导和所谓“小传统”无意识顺从响应的自然产物。在上层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关羽乃是忠孝节义的楷模,其突出的封建道德情操,实有助于收揽人心,推行教化,稳定统治秩序,巩固一姓江山,因此就多方加以利用,拼命予以褒扬。清代乾隆皇帝诏改关羽谥号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信息。当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其间曾多次下谕,嘱令馆臣按照“圣旨”办事。其中有一道谕旨这样写道:“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按《三国志》本传记载关羽的谥号为“壮缪”)……今当钞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为了褒扬关羽,不仅追加封号“灵佑忠义神武大帝”,而且还居然篡改史书,而其立足点却扎扎实实落在了“忠义”两字之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封建专制统治者尊崇关公的真实用心于此也就昭然若揭了。
    至于普通下层民众,也从关公身上看到了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神武和大义凛然、以身殉志的风范,因而充分肯定,敬若神明。至于“桃园三结义”故事所体现的对友谊忠贞不渝,为“大义”不惜献身的崇高情操,更与下层民众对相互理解、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强烈心理渴求相契切、相吻合。因为“义气”是人们在黑暗社会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主要依托和动力,在法制无法保护人们权益与生命的情况下,唯独“义”使人看到渺茫的希望,不至于完全丧失生下来,活下去的信心。就是个别具有叛逆思想倾向的文人、学者,他们对于关羽,也是备为推崇、不胜仰慕的。例如那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明代激进思想家李贽(卓吾),就曾这样表白过自己对关公的敬慕态度:“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张良、韩信,而曰刘备、张飞、关羽。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园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指关羽)为逑。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焚书》卷四)。
    儒家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统治阶级利益为本位,同时兼顾各阶层的需求,发挥阶级调和功能的文化机制。它之所以比法家等学说来得高明,受人欢迎,就在于它的不少内涵在很多情况下能以貌似公允的姿态出现,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保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即从双方的利益关系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这一点在关公崇拜现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显而易见,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概略地说,统治者看到的是关公的“忠”,而民众所珍视的是关公的“义”),在接受关公作为精神支柱的问题上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识,达成了相当程序上的一致,于是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关公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也正是关公之所以千百年来坐稳“武圣人”这把交椅的根本缘由。换言之,关公由人到神的文化嬗变现象,系由时代所造就,也是历史所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三国演义》及有关三国戏所起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便不再占据历史舞台的主角,由儒学文化精神塑造而就,依附儒学纲常名教而存在的“武圣人”关公,也不可避免要丧失过去的特殊地位。于是笼罩在他头顶上的神圣光环渐渐黯淡了,完成了由神到人的复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关公完全失去了市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关公仍是崇拜的对象。这一点,我们只要到南方城市的许多商铺中观察一番便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在那里,关公已被许多商家供奉为财神,人们乞求关公随时显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阖府平安。这也表明,儒家文化的传统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对其进行改造和扬弃,依然是我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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