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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盛产各类“圣人”的国度，常言道：“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套过来讲，便是“三百六十五行，行行有圣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文圣”、“书圣”、“画圣”、“诗圣”、“医圣”、“草圣”、“药圣”……非常自然，与之相应，也有过“武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历史上普普通通的战将高高占据着“武圣人”的宝座，受人顶礼膜拜、馨香祝祷，他就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羽。 历代统治者对关羽屡次加封褒扬的结果，小说戏曲对关羽浓彩重墨粉饰的效应，使得其亡灵“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大”，步步青云，庙祀无限，位齐孔圣，名播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在广大民间，关公的声誉甚至有骎乎文圣人孔老夫子的势头。别的姑且不说，光是关帝庙就遍布于域内城乡僻壤，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祀奉孔子的“文庙”。而其所享受的墓葬规格，也与封建帝王的待遇相埒，建有气象森严的“关林”，与文圣孔子的陵墓“孔林”并驾齐驱，交相映辉！ 这种现象的发生，的确有让人感到诧异纳闷的地方。因为论资历，关公自然不及那位“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的“兵家鼻祖”姜太公；讲军事理论建树，关公远远比不上享有“百世谈兵之祖”美誉、撰著有不朽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一书的孙武子；比将德，关公在那位“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矢志“精忠报国”的岳武穆面前显然大为逊色；言战功，关公也根本不如“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白起等人。总之一句话，历史上关羽的武功并不特别显赫，理论上也无任何建树。可是偏偏就是他能够加冕那顶眩目摇神的“武圣人”桂冠（指自宋代以后），这究竟是历史的误会，抑或系人们的昏聩？遂酿成这一啼笑皆非的局面！ 要猜破这个谜底，还必须从分析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只有透过中国古代儒学文化的浓重氛围，才能够说清楚关公崇拜现象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自宋代起，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也日趋严密。这主要表现为二程、朱熹等道学家们喋喋不休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使得儒学文化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禁锢箝制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明清两代，在这方面更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于蓝”，后来居上，与时俱进。这种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也势必要在军事领域中得到顽强的表现。因此，对“武圣人”的遴选与钦定，自然不能以战功大小、韬略高下为主要标准，而合乎逻辑地要以封建道德的优劣作为基本评价尺度了。军事上的建树虽然依然是确定“武圣”身分的一个因素，但却完全处于十分次要与从属的地位。换句话说，当时盛行的儒家道德至上思潮，决定了“武圣人”不过是“文圣人”在军事领域中的化身，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特殊“传人”。 从这个角度观察关公的身后际遇，就可以明白他登上“武圣人”的宝座决非是偶然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最大限度上合乎儒家所提倡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基本规范。 首先，就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而言，关公他倾心孔学，尊崇儒教，据史书记载，他平生最爱读《春秋左氏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本传松之注引《江表传》）。于戎马倥偬之际，捧读儒家典籍（至于能读懂几分，则又另当别论），俨然一派身披戎袍的“儒将”气象。 其次，就“忠心事上”这一点讲，关羽他“匡扶汉室”，以保卫刘姓江山，维护汉室尊严为自己的天职。在他的心目之中，“君君，臣臣”畛域分明，“尊尊，卑卑”界限森然。“冰炭不同炉，汉贼不两立”。对于董卓、曹操之流的欺上罔君行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对于君权的象征――汉献帝和刘玄德，则是克职尽忠，尊事无贰。即使是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保献帝，忠刘备，成为其一生的奋斗中心，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迫不得已投降曹操的情况下，也要预设前提，所谓“降汉不降曹”，给自己的行为找台阶，打圆场。真正实践了儒家所汲汲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准则，实可谓义气干云，千载之后，犹荡气回肠，不胜凛然。 最后，就“勇”这个标准而论，关公也算得上是勇冠三军，光彩照人。这既表现为在战场上他出生入死，骁勇善战，温酒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闯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擒庞德，降于禁，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号称“万人敌”（《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为蜀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更表现为他爱惜羽毛，贞守名节，败走麦城，沦为战俘后，能做到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杀生成仁。真正体现了儒家“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大勇”精神！ 总而言之，在关公的身上，充满了儒家所推崇的各种美德。借用文天祥、赵孟頫等人评价岳飞的话说，就是“忠义与日月争光”；“忠孝素根于心”。这样千载难逢的“《春秋》义薄云”式的“儒将”，自然为“孔圣人”在兵林中的化身，是所谓“武圣人”的最佳人选了。绝非光懂得厮杀，不知道道德操行为何物的韩信，白起之流所能比肩；也不是仅仅会玩韬略诡道手段的孙武诸人所能颃颉的。\r 毫无疑问，关公成为“武圣人”，也是整个社会一致心理认同的逻辑结果，是所谓“大传统”有意积极引导和所谓“小传统”无意识顺从响应的自然产物。在上层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关羽乃是忠孝节义的楷模，其突出的封建道德情操，实有助于收揽人心，推行教化，稳定统治秩序，巩固一姓江山，因此就多方加以利用，拼命予以褒扬。清代乾隆皇帝诏改关羽谥号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信息。当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其间曾多次下谕，嘱令馆臣按照“圣旨”办事。其中有一道谕旨这样写道：“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按《三国志》本传记载关羽的谥号为“壮缪”）……今当钞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为了褒扬关羽，不仅追加封号“灵佑忠义神武大帝”，而且还居然篡改史书，而其立足点却扎扎实实落在了“忠义”两字之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封建专制统治者尊崇关公的真实用心于此也就昭然若揭了。 至于普通下层民众，也从关公身上看到了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神武和大义凛然、以身殉志的风范，因而充分肯定，敬若神明。至于“桃园三结义”故事所体现的对友谊忠贞不渝，为“大义”不惜献身的崇高情操，更与下层民众对相互理解、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强烈心理渴求相契切、相吻合。因为“义气”是人们在黑暗社会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的主要依托和动力，在法制无法保护人们权益与生命的情况下，唯独“义”使人看到渺茫的希望，不至于完全丧失生下来，活下去的信心。就是个别具有叛逆思想倾向的文人、学者，他们对于关羽，也是备为推崇、不胜仰慕的。例如那位“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明代激进思想家李贽（卓吾），就曾这样表白过自己对关公的敬慕态度：“古称三杰，吾不曰萧何、张良、韩信，而曰刘备、张飞、关羽。古称三友，吾不曰直、谅与多闻，而曰桃园三结义。呜呼！唯义不朽，故天地同久……某也四方行游，敢曰以公（指关羽）为逑。唯其义之，是以仪之；唯其尚之，是以像之”（《焚书》卷四）。 儒家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以统治阶级利益为本位，同时兼顾各阶层的需求，发挥阶级调和功能的文化机制。它之所以比法家等学说来得高明，受人欢迎，就在于它的不少内涵在很多情况下能以貌似公允的姿态出现，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保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即从双方的利益关系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这一点在关公崇拜现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显而易见，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概略地说，统治者看到的是关公的“忠”，而民众所珍视的是关公的“义”），在接受关公作为精神支柱的问题上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识，达成了相当程序上的一致，于是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关公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也正是关公之所以千百年来坐稳“武圣人”这把交椅的根本缘由。换言之，关公由人到神的文化嬗变现象，系由时代所造就，也是历史所选择。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三国演义》及有关三国戏所起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便不再占据历史舞台的主角，由儒学文化精神塑造而就，依附儒学纲常名教而存在的“武圣人”关公，也不可避免要丧失过去的特殊地位。于是笼罩在他头顶上的神圣光环渐渐黯淡了，完成了由神到人的复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关公完全失去了市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关公仍是崇拜的对象。这一点，我们只要到南方城市的许多商铺中观察一番便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在那里，关公已被许多商家供奉为财神，人们乞求关公随时显灵保佑自己生意兴隆，阖府平安。这也表明，儒家文化的传统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对其进行改造和扬弃，依然是我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