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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瓶”之新旧：歌谣音响的身体属性与阶级起源 将歌谣的文体形式理解为“旧瓶”的说法，凸显出左翼新诗歌谣化运动的一种症候性的思想范式，即其所秉持的内容与形式的截然二分法。在左翼诗人看来，歌谣的普及性既源自于其内容贴近人们的所思所想，又源自于其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音响结构，后者正体现着大众对“自然节奏”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歌谣为左翼诗人提供了大众化诗歌所能使用的自然节奏样式的丰富的贮藏库。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是对歌谣的原有内容与意识形态立场进行彻底的清洗，使它们先成为“空瓶”。不过，在讨论“清洗”的具体操作之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一瓶与酒的二元论，左翼诗人提出了一种关于歌谣之起源的全新论述。对他们而言，“旧瓶”与“旧酒”的剥离与切分构成了将歌谣的音响形式挪用到当代动员政治中以发挥其作用的必要前提。换句话说，在这一切分背后，是对“形式”本身的时间性的掏空与置换——只有将歌谣中的“旧”因素归诸其“内容”层面，“形式”才能没有历史包袱地被循环利用，进入当代的诗歌生产。 在发表于“歌谣专号”的《略谈歌谣小调》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中，叶流将歌谣的起源追溯到了人类在劳动中的“一呼一吸”的生理节奏及其声音表现。在他看来，人类劳动时，由于“人体内的生机作用”而“下意识地哼出几声只有音而无意义的‘咳’‘噯’‘唷’”构成了所谓的“劳动呼声”，而正是这种“‘劳动呼声’促成了歌谣的根源，等到人类语言进化到复杂化和人的思索密接以后，歌谣就有了一个轮廓来”［15］。穆木天进一步阐述道，诗歌、音乐、舞蹈的节奏，事实上全都源自于人类在集体劳动行为中的生理机制所产生的身体节奏：“劳动的节奏，就是决定诗歌、跳舞、音乐的节奏的。生活的节奏，决定了艺术的节奏。这一点，从原始社会的诗歌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了明了的概念。”［16］ 左翼的这种歌谣即节奏起源论，包含了两个重要的面向。第一，它将歌谣的音响节奏与人的生理节奏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赋予两者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关联。正因为诗歌的音响节奏起源于劳动者的身体节奏，它便具有了能够打动、呼应劳动者的身体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内在于歌谣的起源之中，成为诗歌感动听众的真正力量所在。换句话说，对歌谣（以及歌谣化新诗）的音响节奏的讨论，内在地指向了诗歌影响、呼应，乃至塑造听众的生理运作与身体感官的可能性。诗之“声”内在地关联着诗之“身”。 第二，诗歌的音响不仅源于人的生理“呼声”，更源于劳动过程对生理机能的规训。对“劳动”过程及其组织的强调，透露出其“左翼”的政治内涵。在这里，对歌谣的历史起源的厘定，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性的文学史考证。相反，将歌谣的起源奠定在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之中这一论述方式，清晰地指向了左翼文化政治的阶级论属性。左翼诗学试图通过给出一种歌谣的历史发生学，来把握歌谣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原始社会中的歌谣是否确实源出于劳动者的身体劳作，而是借由这一起源神话，劳动者与歌谣之间的关系，被确立为一种自明的、规范性的、关于歌谣之历史发生的认知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被赋予了一种面向未来的、超历史的适用性。换句话说，一种追本溯源的历时性叙述，被翻转为一种共时性的政治-文化策略，一种在当下制造诗歌音响形式的方式。为了让歌谣在当下的阶级政治中发挥其革命动员潜能，左翼诗学重新规定了歌谣的时间性，将其当代化。他们为歌谣的起源重新勾勒了一种与先前的歌谣运动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当歌谣研究会将歌谣视为传统的产物与历史的遗存时，左翼诗人则将歌谣视为依旧充满活力的当代现象。依据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分期法——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到贵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穆木天详尽地描述了劳动实践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组织方式，如何决定了这些时期内所产生的诗歌作品的形式特征。他指出，“诗歌作品中的节奏，事实上，是同生活的节奏相一致的。……那一种节奏，是决定诗歌的形态的。诗歌的形态，就是用语言的声音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节奏。”归根到底，它们都是“一定的社会的、阶级的必要的产物”［17］。 重要的是，社会与阶级的组织形态与关系虽然随历史而发展，这种发展却未必是均质的、同步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在回答“在我们的时代里，需要什么样的体裁”的问题时，穆木天写道：“这一点，是只能从我们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中国，一边，是踏进了二十世纪的门槛，而，一边，还是没有脱出封建的、手工业的社会。而且，在我们的国土里，还存在着很多的草昧未开的原始民族。”由于阶级发展水平的不同步，中国各地区的劳动方式与“生活的节奏”也同样千差万别，各种生活节奏共时地并存着，也便同样要求着各种不同的诗歌节奏的并存。正因为如此，穆木天总结道，“提到运用旧有的民间文艺体裁，有些人会提出一些的反驳来。他们认为那些体裁太陈旧了，而且，没有充分的表现力。事实上，文艺体裁，是社会生活决定的。如果一种体裁，还具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还能健全地生存着的话，那一种文艺体裁，就是活的。”因而，“民谣、通俗诗歌、鼓词、大鼓书词等的制作”依旧是新诗大众化的必要而有益的组成部分［18］。 通过将形式的“新旧”的决定因素从纯粹的历史时期的晚近，置换为社会阶级关系的发展程度，左翼诗人为歌谣在当代世界的适切性与“生命力”留出了位置。于是，歌谣的形式特征不再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绑定在一起，而是与当下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相关联。社会生活（及其劳动组织）发展的不同步性，意味着大部分劳动大众依旧生活在与歌谣的节奏相呼应的那种生活与劳动节奏中。歌谣由此被赋予了一种当代性，它不仅解释了其流行至今的原因，更为利用歌谣的音响节奏样式提供了理由。我们或许可以说，名为“旧瓶”的歌谣节奏事实上并不“旧”，而恰恰因为它并不“旧”，才使得它具有了对当代劳动大众的吸引力，具有了装入“新酒”的潜能。 瓶与酒的二分法既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又蕴藏着内在的悖论与困境。一方面，为了征用歌谣的形式特征及其政治潜能，左翼诗人不仅在诗歌文本中实验了各种化用其节奏样式的方式，更为歌谣的历史起源提供了一套理论叙述。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其文本实验的成败，这些工作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诗人与读者/听众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其合法性的追问：新酒真的可以免于旧瓶的污染吗？大众对“保留”在歌谣化新诗中的“自然节奏”所给出的感官反应与身体愉悦，真的无损于他们对文本中的革命理念与意识形态信息的接受吗？这些问题在在困扰着左翼诗人，并导致了伴随歌谣化运动始终的焦虑与自我批评。而在考察这些焦虑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旧瓶装新酒的新诗歌谣化，在文本实践的层面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左翼诗人如何将歌谣的音响结构剥离出来——或者说，如何在一首表达全新的意识形态讯息的诗歌中重建歌谣的音响结构，以使其能够在大众中召唤出同等程度的感官愉悦与身体参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