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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努力，民俗学逐渐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为一门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前台，学科的伦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为学科发展不平衡、重个案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囿于旧范式的窠臼、重视当下而忽视历史等。此外，民俗学在实践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民俗学；改革开放；学术史；学科范式；反思 作者简介:祝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项目批准号：18ZDA268)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在这40年里，学界经历了几番学术范式变迁，形成诸多研究的热门领域与经典话题。本文将热点分析和对学术发展趋势的勾勒结合起来，对其得失加以点评，以期能对掌握学科动态、推进学科建设有所裨益。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间的成果极为丰富，挂一漏万，难以穷尽，故只选择能更直观体现学科发展的一些领域加以论述。 一、民俗学的复兴：学科重建与范式转移 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来自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歌谣、故事、神话展开系统搜集与研究，开创了以民间文学为主的研究传统。此后，随着学术队伍的壮大，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信仰、仪式、物质文化等各个方面。学科发展尽管一直受到时局动荡和人事变迁的影响，但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变得颇为曲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它需要改换面貌，以“人民口头创作”的名目出现，形成了民间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民间文学被视为“民众心声”，其“人民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扬，民间习俗则被视为有待引导与改进的对象。学者在搜集整理、展开“移风易俗”的改造上作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新中国的学科发展有很多新的因素，但也有与“五四”一脉相承的地方，从中可以窥得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传统与属性。第一，民俗学诞生于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它一直与政治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学者在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介入民俗学，“五四”精英利用民间资源是为了启蒙大众；对于新中国来说，民间文学的作用是对民族遗产展开创造性继承，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学者只是在单向度地表述民间，并没有真正“到民间去”[注]。第二、中国民俗学起源于文学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文艺学的方法成为民俗学的主流，局限在对民间文学的内涵、形态与历史沿革的分析上。同时，它又吸引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参与，但多数学者没有受过系统的民俗学训练，对学科性质、理论和方法也不甚了解，从而影响了民俗学成为一门独立自觉、内涵清晰的学科，这一点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困扰学科发展的问题。第三，学科深受英国进化学派的影响，关注的是远古的“遗留物”，研究以文化史式的溯源考证为主，学科的视野是指向过去的。[注] “文革”结束不久，有识之士着手恢复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顾颉刚、钟敬文、张紫晨、刘魁立、乌丙安等前辈都贡献了力量。其中，钟敬文先生起到了主导作用，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迅速恢复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等课程。1978年，中国正式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使命，民间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同年，钟敬文、顾颉刚、杨堃等七教授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建议开展民俗学研究工作并建立机构。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钟敬文先生担任会长。一直以来，这个学术共同体团结学院学者、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基层文艺工作者，在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学术的成长离不开专业化的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民俗学建设获得长足进步，通过制定学科规划、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举办讲习班、开展常规化的研究生教学，学界培养起了一批专业化人才队伍，带动了民俗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各学校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和各有特色的学术传统，为学科的长足发展积累了人才储备。 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大量民俗学的理论著作与调查报告得以出版，“东方民俗学林”“原始文化经典译丛”“三足乌文丛”等丛书产生了广泛影响，“三套集成”的推出更是大大推动了民俗学的资料建设，进而推动学者去认识民俗存在的鲜活世界。诸多刊物，如《民间文艺集刊》(1981)、《民间文学论坛》(1982，今《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1985)、《民族艺术》(1985)陆续创刊，不少高校学报也设置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专栏，为刊登学术研究、宣传学界动向提供了理论阵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恰逢“理论热”与“方法热”，民俗学界也不例外，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打开了学者的眼界。他们积极展开对外交流，引介海外的新方法与新理论，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对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力推动了学科知识的更新，奠定了新生代学者的知识结构。 面对社会形态的大转型，中国的民间传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民众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新民俗大量出现。在新形势下，传统的学科定位显示出了局限性，如何重新定位民俗学的学科使命、推进符合当下需求的学术研究、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成为学界普遍思考的问题。 早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钟敬文就开始重新思考民俗学的属性，认为民俗学应该既是“古代学”又是“现代学”，更重要的是“现代学”，搞民俗既要立足农村，也要搜集和研究现代都市民俗。[注]1990年代初，钟敬文进一步推出了“民俗文化学”的学科构想，倡导将民俗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中，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民俗。[注]为了丰富这一理论，他还提出了“三大干流”的思想，将中国文化分为分属统治阶层、市民与底层民众的上、中、下层文化，提倡在不同文化层的交流中，展开对民俗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注]“民俗文化学”既承载了他整合、发展民俗学的苦心，更寄托了他要将民俗学从研究过去的学问，转变为更贴近现实的学科，进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期望。 高丙中完成于1991年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注]则体现了年轻一代学人的思考。在梳理了民俗学学科核心概念“民”与“俗”发展逻辑的基础上，高氏以萨姆纳的民俗理论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镜鉴，采取“生活整体”的学术取向，提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要从民俗事象向民俗生活转变，研究范式应该从文化史研究向民俗整体研究转变。这一提倡意味着民俗学要突破溯源式的文本研究，把视角转到当代民众的生活上，精准地抓住了时代的脉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成为这二十余年来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要理论资源。 在新老学者的努力下，中国民俗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民”的概念的扩大，从阶级性的“劳动人民”扩展到社会中的全民群体，“民”不仅指乡村中的手艺人和农民，也指城市中的市民，乃至任何一个群体。学者面对的是鲜活的人，需要将“俗”还归于“民”，把重点转向对“民”的研究上。在溯源性的考证之外，有大量的学者选择了立足当下的研究，他们把眼光投向鲜活的社会生活，关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聚焦于传统资源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以及人们民俗主义式的实践，从而出现了都市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影视民俗学等分支学科。对当代民俗的研究日渐增多，民俗学要“朝向当下”的追求日渐浮上水面。 其次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民俗学异军突起，其势头盖过了民间文学。在发展中，民俗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逐渐显现，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借重实证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化日趋明显。[注]学者习惯了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获取资料，在实证的基础上提炼理论。到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明确把民俗学设为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民间文学则被包含在民俗学之中。 民俗学回归生活世界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变化，也预示着对学术实践价值的重视。研究不仅要揭示现实生活，更要充分发挥学科的实践效应，介入民众的生活，促成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注]因此，近年来学界加强了对学术公共性的建设，每年都会推出《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发展报告》(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山东大学)等成果，不仅总结发展趋势，更彰显了积极参与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的雄心。而在理论建设上则出现了户晓辉和吕微的“实践民俗学”、高丙中的“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等概念。实践民俗学倡导要突破认识论的、实证主义的视角，转向实践论的视角。学者要超越经验性的研究，将民众的行为事实及其先在的目的条件作为研究的重点，[注]其“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社会确立以理性公识为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制度”[注]，体现了民俗学要通过知识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学术抱负。 经过学者们的努力，民俗学形成了新的局面。从一门属性模糊、指向过去的学科，逐渐转型为“朝向当下”、具有鲜明追求的学科。在这一背景下，学科形成了哪些热点与成就？得失如何？下文分论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