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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40年辉煌而艰辛的道路。经过努力，民间文学、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些研究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反思。学科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描述性的学科，逐渐转为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描述与记录不再是民俗学唯一的目的，学者们采取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引入“语境”等概念，加强了对生活文化的整体性关照，凸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普通人的生活文化与精神世界被推到了前台，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实践、感受与言说成为研究的核心。民俗也不再被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化的对象，而是“主观的表达、直接被给予的经验、理所当然的日常”[注]，即主体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文化。 民俗学要回归生活世界，学术研究则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实践民俗学等概念的讨论层面，以及对非遗保护的深入研究与密切参与中，我们都能看到民俗学要介入社会、以自身力量为社会转型做贡献的期许。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让学科参与公共领域建设，和民众一起探索合理的生活模式成为学界的共识。学者普遍意识到要充分尊重社区民众，在和当地人平等的对话中进行研究。在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对话中，逐渐扭转居高临下地单向度利用、改写民间的局面，他们与民间不再是“我”与“他”的关系，而是结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我们”。 但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学科发展不平衡，民族志式的实证研究占了压倒性的优势，民间文学研究稍显不振，尽管后者也有大量成果，但其“热度”显然不敌非遗等“显学”。也正是如此，刘锡诚、刘守华与祁连休等老一辈学者要不断为民间文学鼓与呼。 其次，研究数量虽多，但同质化严重。很多研究尽管个案不同，但思路、方法、结论并无太大差异，属于低水平重复。此外，由于满足于对个案的描绘，缺乏理论剖析和提升，大量地方性经验无法上升为普遍性理论。 再次，旧范式的顽固性制约了研究的深入。无论是表演理论，还是实践民俗学，都蕴含着一种新的观念——民俗不是对象化的存在，而是民众自身的实践。但正如户晓辉所说：“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也仍被多数中国学者理解为一种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民间文学转向实践科学的可能性。”[注]部分研究将语境等同于社区文化背景，文本则被视为是由语境决定、形塑的对象，不但未跳出机械反映论的窠臼，还剥夺了民间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生活形式而独立存在的价值。 最后，对“朝向当下”的偏颇理解也限制了学术发挥更大的实践效应。对“朝向当下”，学界往往简单理解成“研究当下的事物”。而在笔者看来，在研究对象上紧跟时代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保持当下性。钟敬文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倡导这一概念，有推动学科转型的积极作用，而在如今，不加辨识地强调“当下”，不仅如赵世瑜指出的会忽视对历史维度的把握，甚至还有丧失学术自主性的危险。某些“热点”的产生，并不是受学科问题意识促动，而是和地方政府在利益促动下对民间文化的大力开发密不可分。在热切拥抱“当下”的同时，学者要警惕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帮凶。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民俗学一度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五四”先声的歌谣运动、延安的说新书运动曾经广泛参与到社会思想的建构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与社会一起转型、共同成长，在理论的探索上获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从以非遗研究为代表的学科实践而言，它显然离“一门伟大的学科”(吕微语)还有一定的距离。要从“锦上添花”之学，转变成真正的“经世济民”之学，我们还需要有更宽阔的学科视野、更多的原创理论，以及更纯粹的学科关怀。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