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政与白帝天王信仰是湘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重要课题，相关研究已颇为丰富，但两者往往被割裂开来，其联系鲜有论述。本文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目的在于探讨屯政制度对湘西民间社会的影响。诚然，以往研究已经对屯政负担过重而引发的晚清民国时期湘西社会动乱有了比较深入的论述。然而，动乱是非常态的一种表现。在常态下，屯政对湘西民间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鲜有论者。因此，本文即以湘西民间崇拜的白帝天王信仰为视角，来讨论屯政制度的推行对湘西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一、屯政实行前后湘西民间负担的变化 乾嘉暴动后，清廷为恢复社会秩序，开始在湘西实行屯政。其中，以均屯养勇为核心。从嘉庆四年起至十年(1799—1805)，湘西乾、凤、永三厅及泸、麻、古、保四县共均民田61 000余亩，建立“民屯”。嘉庆十一年至十四年(1806—1809)，又大规模查丈“叛产”、“占田”，扩大屯田范围，建立“苗屯”。屯田分别佃给民、苗耕种收租以养屯勇和苗兵守边。[1]嘉庆十三年，民屯均田、土共76 000余亩，苗屯田、土42 000余亩，共计130 000余亩。自嘉庆十六年起，续丈田、土21 000余亩，共计屯田、土150 000余亩。[2](P34)所均田、土属公有，佃者不得买卖。就其结果来说，据学者估算，苗民所耕熟田熟土基本上都被充了公。以永绥厅为例，乾隆十六年(1751)清查，全厅成熟田共二千六百七十余亩(旱土除外)，以水田与旱土为一比二计算，田土总数为八千亩左右。而永绥民屯和苗民叛占田土达八万余亩。也就是说，如果在五十多年中，田土面积增加了十倍，也被全部归公了。[3]道光年间，辰沅道台赵文在在奏折中说：“自设屯田将田土清丈……苗疆田土存留于民间者已属无几”(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8，光绪本)。可见，苗民田土有相当大的部分变为国家公有土地，是一次对苗民土地占有制度的大调整。此前，国家没有清丈苗民田土，不掌握其田土数字；苗民不按田亩承担赋役，只按人头每丁一名交纳杂粮二升。理论上来说，负担是很轻的。均田后，苗人田土大部分充公，只得佃种公田，按亩纳税。而公田屯租很高，初为每亩一石八斗，后来有所降低，但也在每亩一石以上。伍新福据解放前湘西平均亩产214斤推算，屯租占到亩产收获物的60%左右。相反，湘西民间租佃率只在15%—30%，官方也承认应缴屯租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田赋钱粮200余倍。[3]可见，均田后，湘西民间负担骤然增加了很多。这一变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下文将以白帝天王信仰仪式和故事变迁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屯政实行前湘西天王神格及其形象 从文献来看，清前期，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天王神在解决民间纠纷上所具有的审判权威。雍正六年，镇竿总兵周一德和辰永沅靖道王柔兵分两路招抚、弹压上六里苗民。周氏从乾州一路进兵，途经鸦溪，听说白帝天王向来为苗民崇拜，于是设计招降苗民。据载：“苗人奉之谨，过庙不敢仰视。门常锁闭，或数十年不一开，椎牛岁祭皆设之门外”(《凤凰厅志》卷20，乾隆本)。这主要强调的是天王的权威性。乾隆年间，湘西及其周边也还是在强调天王在解决纠纷时的审判权威：“苗民遇冤岔，必告庙誓神，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谓之吃血。吃血后三日，必宰牲酬愿，谓之悔罪做鬼，其入庙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抱歉者，则逡巡不敢饮。其誓必曰：你若冤我，我大发大旺；我若冤你，我九死九绝。犹云祸及子孙也。事无大小，吃血方无及反悔。无则虽官断亦不能治。蓋苗人畏鬼，甚于畏法也。”(《凤凰厅志》卷14，乾隆本)相似的记载在乾隆《乾州厅志》卷2、《楚南苗志》卷4、《辰州府志》卷14等志书中都有出现，表明人们在当时强调的是天王在解决民间纠纷上的神力。由于民间深信神判的灵验，贵州松桃一带还在乾隆年间，将天王请去裁决土地纠纷，“距城松桃北五十里地名白抵，乾隆年间乡民争山土界，连年构讼，闻湖南镇竿地有天王神素灵验，遂舁此神至界所，鸣锣焚香，求示灵应，三日后地忽分裂数十丈、界限朗然，各方畏服”(《松桃厅志》卷12，道光本)。这些都说明乾嘉暴动以前，白帝天王的神格主要体现在审判权威上，民间少有将其与祈雨等施雨形象相联系。 三、由“审判”到“祈雨”：屯政负担与天王神格及故事演变 如前所述，屯政实行前，我们几乎没有发现天王神具有祈雨功能和游神赛会的记载。然而此后，白帝天王信仰仪式和故事开始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其神格由强调“审判”转向强调“祈雨”，是湘西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 制度推行可以是突然的，甚至不考虑后果而有违规律，但生产力的发展却不可一蹴而就。湘西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加上气候异常，农作物产量低且不稳定。这种状况不论对以发展农业生产为考核重要指标的地方官，还是对需要完粮纳税的民间来说，无疑都是一种挑战和压力。面对沉重的农业负担，在靠天吃饭的时代，官方和民间对风调雨顺的祈求自然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在时人编纂的湘西屯政资料中，各种有关强调应对自然灾害的记载相当多。从中，我们看到地方官为应对水旱灾害、保证正常收租，经常会率领民众去城隍庙、龙神祠等祈求晴雨(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24，光绪本)。而地方志中，也透露出这种信息。嘉庆年间，乾州厅开始明确出现官方和民间联合进行游神祈雨的仪式：“厅城偶遇旱年，厅官虔诚斋戒，诣龙神、城隍庙祈求雨泽，如迟久不雨，鸦溪设诚，求祷于天王庙。甚至迎神像入城，至龙神祠，请官行香祈雨”(《乾州厅志》卷4，光绪本)。凤凰厅在道光年间，也出现利用白帝天王祈求晴雨的记载：(道光)十六年，迅获本城凶犯钟潮栋等，以及接岁祈求晴雨，无不应时(《凤凰厅续志》卷1，光绪本)。 此前，我们并没有看到白帝天王具有祈雨神力的记载。苗民在雍正年间都不敢入庙，更遑论入庙迎神祈雨的活动。而后来这种神力的获得，可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鸦溪一带至少在乾隆时期便流传天王是其母“感龙而孕”的说法。江德量在乾隆后期撰《白帝天王》一文就有记载：“白帝天王，湖南乾州鸦溪人，姓杨氏。母感龙而孕，一产三子，各有勇，武艺绝伦。”(荣承增《广虞祁新志》卷38，嘉庆年)机缘巧合的是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到《广虞初新志》中。这部风靡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因其内容神怪离奇而广为流传，从而也使得“感龙而孕”的说法广为传播。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9、《来凤县志》卷9中有关天王的来历都参考了江氏之文，并对此深信不疑。可见“感龙而孕”的说法对官方和民间建构白帝天王祈雨神力有着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嘉庆二年的敕封使白帝天王地位进一步提高，天王神同龙神等国家认可的神明一样开始受到官方祭祀，并在祭期、陈设、仪注上固定下来。如在仪注上规定：“祭日，主祭各官着公服将事，行二跪六叩首礼，余与祭龙神祠同”。(《凤凰厅志》卷5，道光本)国家对这些由民间崛起的神明的认可，总是抱有两条理由：一是其能御大灾；二是能捍大患。只要符合其中一条，经由申请便有可能成为国家认可的神明。同时这也意味经国家认可的神明都要在这两方面负起责任。白帝天王正是因为能“捍大患”保障厅城等有功而位列祀典，其一旦被认可，便自然具有了御大灾的职责。这体现了官方对民间信仰改造的一种努力。随着“感龙而孕”说法的传播和神明的正统化，官方和民间自然将白帝天王与龙神等形象和功能联系在一起，因而想象其具有祈雨的神力。 因此，这些祈雨、游神等活动，最初是在官方的推广下按照国家规定的礼仪进行的，并影响到民间对这些新传统的继承。直至民国年间，石启贵先生(1896—1959)在对这一信仰做调查时，湘西各地每年都还举行天王祈雨、游神等活动，而乾州仙镇营尤盛：“每当三、四月间，或五、六月间，天旱无雨时，一般农民，不能耕作，望雨若渴，恐误农事，社会村民，往往发起迎神之举。至尊者，莫如天王神……香火甚盛，人民求雨喜迎之……启行时，燃烛烧香，大放鞭炮。迎神之人，捧香前行，鸣锣开伞，执事喧阗……鱼贯而行，秩序井然。到地即扎雨坛一座……用觋师一人，请神下轿，安排上座，打筶问神何日得雨……得雨后，相邀购办肥猪一只，酬谢神恩……食毕，请神上轿，一致送神，仪式一切，与欢迎同……送入庙中，安神上座，事毕矣。此种作法，各地皆有，惟乾州乡之仙镇营独盛，几乎成为惯例，年年举行。”[4](P481-482) 可见，自晚清官方对白帝天王祈雨、游神活动加以创造并推广以来，这一传统就深深扎根民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化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天王来历的想象和建构。晚清民国湘西天王故事中强调龙神应人祈祷、普降甘霖，然后与女性交合，最终产下白帝天王的情节恰好反映了民间的这种联想。显然，这样丰富的故事情节是很晚近才编造出来的，是民间对于白帝天王祈雨功能的想象和合理化解释。如此，我们回阅民国时期湘西民间流行的天王降生故事，就不难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了：太后娘娘之父亲……曰杨老栋官者……有田百亩在鸦溪龙井坝上……因当时天干地裂，旱魃过久，禾苗枯槁，即将殆尽……杨老携女于田边……虔诚求雨泽云：天老爷呀!旱灾流行，禾苗干枯，可怜农人，有种无收，请赐天恩，早降雨泽，救济禾苗。倘蒙降霖，不但仅是建醮答天，并愿将女穆英配之。决不食言……该处龙井之龙神，听见栋官祷告此语……便发动风雨雷神，涌水降霖，救全禾苗……一刹那间，田水满溢，禾苗复苏……一天，该女往龙井浣洗衣服……涌水来潮，扬波四起，该女竞被波涛卷起，推入井孔中而去。龙王得其到手，强迫成婚，遂结龙胎，始生三王。[4](P222-223) 整个天王降生故事，都在强调天王与龙神的关系，实际上是民间对天王祈雨神力的一种联想和合理化解释，反映了自嘉庆以来该地域深刻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对民间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民间故事中对“感龙而孕”和游神祈雨等神力的解释，亦体现出该地区自晚清以来官方行为的民间化和民间对官方行为的一种认同。 四、结语：制度变迁与地方因应 嘉庆以后，屯政成为湘西社会最大的负担，而且屯政并没有因为清朝的覆亡而结束，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在湘西民众抗日革屯运动下才被废除。因此，屯政是贯穿清末民初整个湘西历史的一条不可忽视的发展脉络，其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和地域延续性，反映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上，就是官方和民间为应对这一现实境遇和压力，对风调雨顺的虔诚祈求。故而，屯政实行以后，不论是白帝天王仪式还是故事，都在努力的强调天王神与龙神之间的关系和其所具有的祈雨神力，体现了民间在常态下，为应对屯政压力，对农业丰收所抱有的一种渴望和努力。 （本文原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