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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起源是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家养动物的起源是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内容。家养动物的出现及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存关系，对人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家养动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追究将特定的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动机，学界至今尚未取得共识。 国内外学者先后从文化生态学、社会内部动因、人与动物关系等不同视角给出了驯化家养动物动机的不同解释。“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认为，资源减少、环境恶化是推动驯化的首要原因。当理想的野生资源变少，人类不得不扩充食谱，将低能量回报的动、植物纳入食谱，并等待资源的滞后回报，以此来弥补能及时获得提供高能量的大型动物的不足。“文化生态位构建理论”（cultural niche construction）则认为，资源丰富且来源稳定的地区更适合人类作为生态位构建的主导者，将不同物种融为一个整体，进行动物驯化。本德（B. Bender）认为，领袖人物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并取得当地的权威，通过驯化物种可以有效地控制社会资源与劳动力，而为了进一步巩固财富积累和树立威望，强化食物生产最终导致了驯化和农业的产生。里德（C. Reed）的宠物理论认为，将驯服的小动物带回人类的居住地饲养是驯化的基础，在小动物成长或偶然繁衍的过程中，人们才逐渐发现了这些动物除却宠物之外的其他作用。 然而，并没有哪一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刘莉、陈星灿指出，驯化的出现既有生态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物种驯化中心大多位于自然资源富庶的地区，而且那些物种长久以来都是人类食谱组成的一部分，既提供了必要的主食，也可能作为奢侈品在夸富宴中使用。 关于驯化的动因莫衷一是，关于驯化的具体步骤也是讨论家养动物起源的热门话题。瑞兹（E. Reitz）和维恩（E. Wing）将最初的动物驯化过程概括为三个步骤，即捕获和控制动物、驯服动物、控制动物的繁殖。泽达尔（M. Zeder）则提出动物驯化经历的三种途径：“共生途径”（the commensal pathway）、“猎物途径”（the prey pathway）和“直接途径”（the directed pathway）。唯有“直接途径”是其中唯一一种人类有明确目的的驯化，通过这一途径驯化的动物主要为人类提供了肉食以外的次级产品或供人类使役。因此，这种驯化对人力的投入、技术的支持均有一定要求，可能并不发生在驯化的最早阶段。 笔者认为，随着大量的考古新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动物驯化过程都纳入了研究的范畴，单一动因的理论模型受到了质疑，将自然环境、物种生态、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纳入综合考虑的范畴，进行全方位的思考，逐渐成为动物驯化研究的主流。而具体的驯化的步骤和途径，各个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及驯化动物具有独特性，依据不同的资料难免会有不同的认识。这里主要围绕中国的资料进行分析，以求对中国古代驯化动物的动机进行再探讨，并思考中国的考古材料如何帮助回答驯化起源这一全球性课题。 驯化包括驯化者和驯化对象两个方面。驯化是一个以人的意志为主导，从以往人猎杀动物变为人完全控制动物，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繁殖和选育的过程。依据中国的资料，我们认为，严格地说驯化动物的缘起可能并非出于明确的补充食物短缺或夸富宴等功利性目的，因此生态学的理论或社会政治的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的驯化起源。相反，宠物理论强调了动物的陪伴和娱乐性质，符合动物最初的驯化为了娱乐的假设。在讨论驯化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个起于娱乐的开端。而真正具有功利目的的驯化是在古人熟悉特定动物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及产生特定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们以狗和猪的驯化为例简要论证这一过程。 狗在世界各地都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我们推测，最早可能是狼来到古人的居住地附近，在古人的生活垃圾中寻找食物，人和狼有了相互照面的机会。后来，人偶然捕获了狼的幼崽，作为玩耍的宠物饲养。狼崽的食量小、食性杂，容易养活，而其与生俱来的生态特征，便于人与饲养的狼（或者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狗）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狼驯化为狗之初，当时的人很可能是首先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毕竟，这是当时除了人自身之外，第一种与人亲近的动物，而且它亲近人的行为，如摇尾巴、舔舐和陪伴等，都会增加古人对它的好感，希望它随时待在自己身边。这种行为出自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而后，在作为宠物狗饲养的过程中，古人逐渐发现了它们的一些特殊功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发与利用。 我们推测，野猪驯化成家猪的过程与家狗的驯化过程具有相似之处。野猪也是会到古人的居住地附近觅食的动物。古人通过与野猪的接触，逐渐认识到野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一般而言，成年野猪的性格暴躁，不易被人控制。对野猪的驯化应该是从幼猪开始的。从开始喂养幼小的野猪到积累了较为成熟的饲养经验，可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随着喂养经验逐渐丰富，喂养技术不断进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喂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功利性行为，如吃肉、用于祭祀等。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上看，自开始饲养家猪到以饲养家猪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这个过程，历时长达2000多年。这与古人从采集野生植物到主要依靠栽培农作物的漫长发展进程十分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驯化从初始到走向成熟之不易。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通过渔猎活动便能基本满足肉食需求，尚无为了满足人口增长而需大量饲养家猪的迫切性有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饲养家猪的多少与实际的需求密切相关。饲养家猪的多少是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人的主观意志又受到实际需求及饲养方法的控制和影响。 在探讨狼和野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及中国古代狗和猪的出土状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古代驯化动物起源的动机及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古人最初驯化动物是一种近似于饲养宠物的娱乐行为。古人开始饲养动物幼崽作为宠物，以娱乐为目的，可能是当时的真实意图。古人一定没有想到，这个随意的行为，带来了日后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2）从狭义上理解，真正的驯化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目的的行为。古人驯化动物的目的是因为这些动物对自己的生活有特殊的帮助。 （3）驯化包含了驯化者与被驯化者双方的互动。人和动物是驯化的一体两面，我们应从两方面同时考察驯化的相关问题。古人控制动物的活动范围和喂食，这类人类行为可以归结为驯化的举措，这与被驯化的动物为适应人的生活方式而主动配合驯化的行为是互动的。尽管人类在驯化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中也包含古人为适应动物的特征而做出的主观努力，比如不断向特定的动物提供食物、满足某些动物的特殊食物要求等。 （4）驯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场经过长时段的、包括多次反复在内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考古》2018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