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秉忠：山西柳林人，1975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土耳其研究》主编，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荣誉成员。主要从事土耳其、欧盟、英帝国、库尔德问题研究。 2018年6月24日，土耳其共和国在其历史上首次同时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在任总统埃尔多安获胜，这标志着土耳其从议会制开始转为总统制，土耳其政治发展由此走上了一条新路。2018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翻倍，并要求进一步审查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土美关系日益走向低谷，僵局短期内难以破解。另外，土耳其与欧盟关系自2017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土耳其与整个西方的关系步入历史拐点，这对具有逾百年西化历史的土耳其而言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土耳其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颇有热情，而且土耳其对于中东事务也前所未有地高度介入。土耳其似乎正在探索某种多元化的外交道路，试图结束100多年来唯西方马首是瞻和与西方结盟的战略方向。 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 中国社会科学网：库尔德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您是库尔德问题方面的专家，现在有很多人都对库尔德问题感兴趣，但又往往搞不清楚这一民族的来龙去脉，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库尔德人的历史和现状。 李秉忠：库尔德人是生活于西亚的古老居民，习惯于部落生活，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是其主要的效忠对象。17世纪以来，库尔德人摇摆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不同的部落往往效忠于不同的帝国，由此难以形成共同认同和统一的政治体。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但该条约最后被《洛桑条约》取代。根据新条约，库尔德斯坦被再次分割，分化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库尔德问题就此产生。 对土耳其而言，库尔德问题最大的挑战来自库尔德工人党，由此导致土耳其东南部一度陷入“准内战”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正以政党政治的形式得到体现。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真正恶化的起点是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伊拉克国家失败为代价，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区获得了“准国家”地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近期爆发源于叙利亚内战，当下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正在谋求“民主自治”的地位。比较而言，伊朗的库尔德问题在“马哈巴德共和国”覆灭后，处于沉寂期，库尔德人与政府相处较为融洽。 区域局势的动荡和域外大国的干涉，导致库尔德问题趋于激化，库尔德人习惯于从域外大国中获取支持，却又屡遭大国的背叛。当下中东旧的秩序正在消逝，新的秩序处于襁褓之中，库尔德问题的走向是观察中东未来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出版的专著《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探讨了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彼此作用和影响，请您谈谈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一书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以库尔德问题为主线，采用历史学、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彼此作用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民族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与库尔德问题演进关系的著作。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蒂姆·尼布洛克为本书作序时指出，“它是由一名中国学者完成，带有着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观察世界的视角……该专著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对于土耳其和极其重要的中东的理解，学术界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研究将会从中受益”。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土耳其国内左派势力的联合，逐渐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库尔德族裔政治与土耳其传统的民族国家构建之间存在一种对冲的关系，族裔政治可能导致民主化偏离原有运行轨道，从而强化了这种冲突的特性。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还很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一旦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就容易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旗帜。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分外谨慎，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尤其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