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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紧张的战局与混乱的财政状况下，能否及时、足额兑现成为问题的关键。尽管转运粮饷、赏赉有功主要为文官之责，但戚继光在转战东南期间，不断地“请饷”“请功”“请赏”，这些看似“不雅”甚至“越权”之举，恰是保证募兵存续与表现的关键。主将戚继光对粮饷、功赏的重视对保障戚家军的存续以及激励其战场表现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戚家军常有较低伤亡，甚至零伤亡的战绩。除鸳鸯阵、练兵、武器等因素外，更多地应归功于戚继光对以多击寡战术的坚持，这与雇佣兵役制特点有直接关系，因为过高的伤亡易于偏离应募收益，进而影响募兵的存续与表现。因此，戚家军在东南沿海“飚发电举”，极力捕捉有利战机，并以不断的胜利为其获取持续、稳定的收益。 文武相协成就戚家军 明中后期社会转型也引发了政治环境与官场生态的变化，对于推行募兵制产生了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镇戍体制”的建立与运行。随着明代兵制以及军队形态的多元化，新的军事管理体制——镇戍体制被建立起来，其最大的特征便在于“以文制武”，并突出表现在文武职官军政职权的划分。虽在不同情况下表现不同，但总体而言文官掌握着募兵权、指挥权、后勤保障、勘功记过等核心军政权力，而武将仅有领兵作战权。这一体制延续了明代一贯的军事集权思想，实施的重点便在于对武将的防范与抑制。这一体制下，武将不仅身家性命系诸文官，其作为更仰仗于文官，试以戚家军为例。 戚继光转战东南期间先后得到监军赵大河与汪道昆的鼎力相助，这是戚家军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首先，突破武将募兵限制。戚继光曾多次呈请募兵，均遭驳回。至嘉靖三十八年，总督胡宗宪才“假以便宜”，准往义乌募兵，并特命县令赵大河主持。透过赵大河，戚继光既避开武将募兵禁忌，又使其选兵练兵思想得以贯彻。据戚继光《止止堂集》，“（赵令）协臣教练，以故臣得展底蕴，法立令行，力齐心一，皆大河联属指示之功也”。其次，强化戚家军的户籍控制。赵大河为时任义乌县令，而汪道昆为义乌前县令，二人在控制戚家军的户籍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知尹（赵大河）素得民心，且尺籍在握，逃者易缉”。对“义乌旧父母”的汪道昆，“兵士犹恋恋有甘棠之爱”。正是得益于“尺籍在握”的新旧义乌县令出任监军，使得戚继光恩威并施，弹压有的，戚家军军纪严明，号令统一。最后，有力保障戚家军后勤。明代军队欠饷问题由来已久，不时引发军队哗变事件。戚家军以客兵入闽，体制上更是不顺。闽浙两省在粮饷、功赏等问题上抵牾颇多，多次引发戚家军畏难与鼓噪。但是，身为监军的汪道昆勇于任事，上下协调，转饷赏功，“相协奖励多方，众士卒方一心”。在其“护军”之下，戚继光在闽转战期间，事无掣肘、后勤无忧。据《止止堂集》，“世人论三年之功，继光之力，此非知兵者。援我方略，假我便宜、饩廪者，实是汪公”。 明中后期社会阶级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管控弱化，商品经济与雇佣关系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与官场生态的演变等，对募兵制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戚继光为代表的一批军事改革家，主动因应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围绕控制户籍进而控制军队这一核心，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募兵这一基本问题，并通过兵籍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有效抑制了募兵为害问题，为后世利用募兵制建军提供了成熟经验。同时，他们在充分重视雇佣兵役制特点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募兵武装的激励与运用问题，为后世运用募兵武装提供了直接借鉴。此外，良性的文武互动，有效缓解了体制弊端的影响，创造了文武相协、各尽其才的典范。 （本文系福建省高校智库“海丝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