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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博展出的《石鼓文拓本册》藏着大秘密 这10块“大石头”在唐朝时就是国宝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陈仓石鼓被称为“镇国之宝”。辽博展出的《石鼓文拓本册》就是石鼓上的文字拓片，被称为“篆书始祖”。这10只石鼓在唐朝时就被尊为国宝，深受世人的珍爱。它们历经磨难，三次被毁，其中一只竟然被当作磨刀石。透过这些沧桑的文字，这10只石鼓展示出来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史记 艰难的南迁之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局决定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1.3万箱国宝南迁，石鼓也在其中。 石鼓大而重，每只石鼓重约1吨，字在石皮上，而石皮已与鼓身分离，稍有外力便会脱落。南迁路途遥远，凶险未卜，包装石鼓是首要问题。2010年，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1933年4月19日，10只石鼓与音训碑被包装成11个大木箱装上列车，直达上海保存。1936年，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批文物运离南京，途经徐州、郑州、西安，来到宝鸡，再迁至汉中，翻越秦岭，走蜀道进入四川成都。1939年7月运至峨眉，存于西门外武庙西配殿。1943年，峨眉县城的一场大火，差点毁掉石鼓。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又从重庆陆续运回南京。石鼓因笨重，走陆路，从重庆直接用汽车运回南京。运送途中险象环生，运载石鼓的汽车先后经历了两次翻车事故，10只石鼓险些再遭劫难。 1948年，蒋介石见大势已去，筹备将国宝文物转运台湾。此时，已被送回北京故宫保管的陈仓石鼓，被仓促运抵机场。但临近起飞时，飞行员报告说，飞机已严重超载，无法保证飞行安全。经过一行人的再三商讨后，这10只体积硕大的石鼓被留了下来，终得保全。 1950年1月27日，石鼓被安置于北京故宫的中和殿。自此，10只石鼓与潘迪音训碑一起留存于故宫博物院。2004年，故宫专设石鼓馆展出石鼓，近年来又将宁寿宫作为新的石鼓馆，重新改陈布展。 董宝厚说，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它所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以及笼罩在它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与珍贵。 石鼓文记录着汉字的演进历史，是“石刻之祖” 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书法展第二期展览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石鼓文拓本册》，它不仅隐藏着诸多的秘密，更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 史料记载，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年-649年），在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北坡的荒野之中，一位牧羊老人发现了10只怪异的花岗岩大石头。这些硕大的石头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窄下宽，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中间微凸，模样奇特。令人不解的是，当石头上的泥土被清除后，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一首四言古诗。因为笔法奇异，当时竟无人能识，又因石形如鼓，称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当时发现的时候上面总共有718个字，现在能辨认清楚的字只有300余字。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0只石鼓，其文字大多磨灭，尤其是第九鼓已空无一字。经过历代研究，根据鼓身上的文字，研究者将十只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qiān 公式）、田车、銮车、霝（líng）雨。 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记录着汉字的演进历史，被称为“石刻之祖”，它是大篆向小篆过渡的活化石，是“文字记忆定格”。“打个比方说，从甲骨文到石鼓文，汉字的演变类似于从猿人到智人的进化历程。”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说。 董宝厚进一步解释说：“石鼓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填补了史学空白。同时，石鼓文在中国金石史乃至书法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承上启下，是从甲骨文，散氏盘，秦公簋，到篆书演变的重要一环，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作‘篆书始祖’，后面的隶、草、行、楷都是它的子孙了。它本身的书法价值非常高。石鼓文线条较金文更加匀整圆润，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整齐而略呈长方，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严谨茂密，用笔圆劲挺拔，笔道遒劲凝重，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如晴空星月，字大逾寸，气韵淳古，雄强浑厚、朴茂自然，受到历代书家推崇，被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现在来说，凡设有书法专业的专业院校都把石鼓文定为必临习的碑帖，也可以佐证石鼓文的重要地位。” 韩愈的保护石鼓奏折被压了8年 故事再回到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代。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朝野。文人墨客纷纷慕名而至，一窥究竟，他们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寻名家研究。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的“古妙”，纷纷前来，争相为其作诗写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写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500余言：“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当时是希望朝廷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被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 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跑到陕西宝鸡雍城附近躲避战祸的唐肃宗听到石鼓的传闻后，心生好奇，责令州府官员将10只怪石运下陈仓山，迁往雍城城南，与驻扎在这里的文武百官一起赏玩。不料，石鼓迁至雍城不久，叛军逼近凤翔，文武百官出逃。为躲避战祸，石鼓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并对外宣称“毁失”。“安史之乱”平定后，陈仓石鼓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机。 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请朝内的名家主持挖掘。韩愈还因此上书朝廷，请求移石鼓至京城太学府内妥善保管。但韩愈的请求未引起朝廷重视，奏折在朝堂上被积压了8年。公元814年，郑余庆就任凤翔尹，兼职国子祭酒，主掌国家教育、文化。他偶然看到了韩愈的奏章。于是，重新奏请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陈仓石鼓。于是，曝于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当地孔庙。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蚀迹斑斑，石鼓上的字迹残缺不全，引得无数名家学者叹惜。更可惜的是，由于一直被弃于荒野，其中一面“乍原”石鼓居然莫名遗失。90多年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坍塌，风翔孔庙在战火中被焚毁，庙内所藏的9只石鼓也被人盗走。 寻找了200多年的国宝 被当成了捣米臼、磨刀石 北宋一统天下后，宋仁宗无意中发现了关于石鼓的传奇纪略，对遗失百年的陈仓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令人遍地寻访、查找陈仓石鼓的下落。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几番周折，终于找到石鼓，但寻到的石鼓只有9只，早在唐末便已遗失的“乍原”石鼓仍没有踪迹。司马池为了得到皇上的嘉奖便私下遣工匠仿制出一只假的“乍原”石鼓。不料，被宋仁宗和名家学者识破，司马池获欺君之罪。经历了造假风波，失踪的“乍原”石鼓立即名动天下，坊间认为其价值能以一敌九，随即便引发了全国寻找“乍原”石鼓的风潮。 公元1052年，北宋时期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得到一份石鼓文的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乍原”石鼓已遗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问世，这张新拓本从何而来？经多方探查，终于查明这份拓本源自关中的太氏家族。 唯恐夜长梦多，向传师立刻备马出发。当抵达太氏村庄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原来，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于瘟疫。官府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财产全部烧光。向传师只得就近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隔日清晨，向传师被后院传来的磨刀声惊醒。原来，客栈后面一个屠夫正在磨刀，向传师循声走到屠夫跟前，只见屠刀被磨得寒光闪烁，而令向传师一惊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虽然破旧却有几分石鼓的风貌。他走近细看，磨刀石上隐约浮现一些熟悉的字迹依稀可辨。原来，这就是那只失踪了200多年、引得几朝几代人魂牵梦绕的“乍原”石鼓。但是，此时的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乡民削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损毁严重，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公元1110年，“乍原”石鼓运抵京城，石鼓被正式移送至太学内保存，10只石鼓终得团圆。 转眼到了宋徽宗时期，他对石鼓更是痴迷，居然下令在10只石鼓上的文字槽缝之间填注黄金，为其装了金身。“靖康之变”时，金兵攻入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这10只石鼓因填注了黄金被金兵视为珍宝，随着徽、钦二帝北迁。石鼓被运到燕京（今北京）后，金人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黄金，将石鼓丢弃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战祸而被遗失荒野。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军攻破燕京，随军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发现了掩藏在废墟之中的10只石鼓。王檝将其保存于孔庙之中，并请专人看护。而后的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在北京孔庙内存放。 宋代拓本存留501字 最好的拓本保存在辽博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yōu母鹿）鹿速速，君子之求。骍骍角弓，弓玆以寺。吾驱其特，其来趩趩（chì chì，踟蹰不前）”。这是石鼓文“吾车”中著名的一首诗，其文采可以比肩《诗经》，深受世人喜爱。 那么，这些石鼓是何时何人刻制的呢？ 答案是秦朝或秦朝以前。 秦时，国君喜欢将自己的丰功伟绩刻于石上，流传后世。秦始皇东巡曾留下了诸多石刻，目的就是刻录自己的丰功伟绩。“以此推理，石鼓应该是秦国疆土到达了发现石鼓的地方——陕西宝鸡陈仓，是最先到达此地的秦国国君，或者在此当政的国君所立。”董宝厚说。 由于石鼓文刻石中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年代和官员的信息，所以到底是秦的哪个国君所为，争议不断。宋朝郑樵《石鼓音序》确定石鼓为先秦所刻，这一观点得到多数人认同。清末震钧认为是秦文公，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如今，对石鼓的年代考证仍在继续中。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代欧阳修也曾经拓过石鼓，当时辑录了石鼓上的465个字，这个拓本现在已经失传了；明代大收藏家安国藏有宋代石鼓文3个拓本，其中‘中权本’存留501字，是现存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但这个拓本连同其他两个宋拓本流落到日本，现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董宝厚不无遗憾地说。 据了解，国内现存最早的拓本是明朝拓本，因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二字不损，故称“黄帛”本。国内已知“黄帛”拓本有上海博物馆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两件、上海图书馆一件。 辽博收藏的石鼓拓本，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二字未损，推测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拓本，一共残留344个字，是石鼓文拓本里最好的版本。辽博本次展出的拓本，共计167个字。据董宝厚介绍，此拓本最早为收藏家朱翼庵先生旧藏，上有朱翼庵、王懿荣等收藏印。 石鼓如此珍贵，但石鼓上除了有石鼓文，竟然还有行楷。 董宝厚说：“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喜欢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题诗题跋。他还题过石鼓诗，并刻于石鼓之上。”据文献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正月，时年80岁的乾隆开始研究石鼓文，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考证颇具传奇色彩的“乍原”石鼓的流传过程。乾隆帝据韩愈《石鼓歌》中写到的“为我度量掘臼科”句，认为“乍原”石鼓在唐代时已成臼形，而非宋时散佚后所为，因此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诗跋，并命刻在石臼周围平面上，从此，此诗便与“乍原”石鼓共存了。 记者 吴 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