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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阐释学”研究的兴起，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学者为建构中国特色阐释学的创新精神和学术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一重要论述为当前“阐释学”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张江先后著文提出“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理论。（《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他的主张得到了学者的积极回应，于沛评价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主张以此结合历史学学科的特点，进一步探讨历史阐释。（《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上述学者的论述使我深受启发，同时我要对此作些补充。本文要通过探析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春秋》公羊学说的特点，揭示其具有的独创性理论价值，为中国特色历史阐释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春秋公羊传》历来被视为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其他两部是《榖梁传》和《左传》），它从战国中期开始经口头传授，至西汉景帝时期被著于竹帛。《春秋》系孔子依据鲁国史册所修成，对此自汉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疑问。《春秋》记载史事极其简略，而孔子通过精心运用褒贬书法表达其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简略的文辞中包含着精深的义理，这就是《春秋》“重义”的特点。《公羊传》专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奠定了公羊学派历史阐释的核心命题，因其风格独特，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公羊学说的历史命运陡升陡降、近乎离奇，在西汉曾经盛行于世，而至东汉以后消沉了一千余年，到晚清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又再度“复兴”，并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将其进行发掘、剖析，就能揭示出其阐释学体系的精华乃集中体现于三个方面。 关涉华夏民族历史文化走向 《公羊传》所阐释的经典与华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走向关系至大，阐释者又能恰当地把握住其哲理内涵丰富的核心命题。孔子向往西周天下一统的局面，但他所处的是周天子地位衰微、“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要通过修《春秋》来表达其政治主张。在《春秋》开篇鲁隐公元年中他大书特书：“元年，春，王正月”，开宗明义表明他倡导尊奉周天子的立场。《春秋》中还有多处采用这种书法，隐晦而强烈地表明其要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事业，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践土之会，是周天子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以臣召君，因而采取隐讳的手法，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公羊传》大力张扬《春秋》这种尊奉周王室的政治立场，概括出“大一统”的重要命题，并作了有力的阐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统一”对于华夏民族的演进和政治观念的确立，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公羊传》所倡导的“大一统”就成为指导全国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 此外还有“张三世”“夷夏可变论”等。“张三世”的发端是：《春秋》记载史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历242年。由于年代远近不同，孔子修《春秋》面临着史料详略不同和年代距离越近忌讳越多的问题，《公羊传》对此加以总结、阐释，而概括出“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命题。这样就包含着不把历史看成混沌一团或铁板一块，而是认识到它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区分为不同的阶段的深刻哲理。再者，孔子对于民族问题有开明的态度，重视少数民族文明程度的提升，至春秋后期，对于原先落后的吴、楚改称为“子”，给予与“诸夏”国家平等的地位。这意味着不以种族或血缘区分“诸夏”与“夷狄”，而以文明进化程度来区分，以此观念作指导，就能鼓励“诸夏”与“夷狄”共同向更高水平前进，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和好交融。以上基本命题，反映了史实的本质，而且具有重要的经世致用的意义，因而为历代的公羊学家高度重视、大力阐释，对于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的演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进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