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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历史阐释框架 《公羊传》成功地构建起历史阐释的理论框架，后继者又能不断贡献出独创性的理论成果。西汉董仲舒在《公羊传》的基础上大力向前推进。其《天人三策》因推阐《春秋》“大义”受到武帝激赏，拔为江都王相，他又教授众多弟子，遂使公羊学成为西汉一代显学。《天人三策》强调“大一统”，将其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更成为公羊学发展的里程碑，《奉本》篇将《公羊传》所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发展为把春秋时期明确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公羊学著名的“三世说”。《楚庄王》篇又进一步阐释“夷夏可变论”，论述邲之战中晋、楚双方之所为，称“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 东汉末年何休著《公羊春秋经传解诂》，更是“比较完备的公羊义法的总结”。（杨向奎：《论何休》，《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休最突出的贡献，是总结出“三科九旨”这一公羊义法：“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如此以提纲挈领的形式对自《公羊传》产生以来几代学者的历史阐释作出总结，这在众多的传统典籍中极为罕见。同时，何休所总结的“公羊义法”，也为以后出现的公羊学论著提供了衡量其学术水平高下的标尺。何休又推进了“张三世”说，论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具有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启发人们向前看，克服历史倒退观念。何休的理想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当时他处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却能提出如此美好的理想，正说明他眼光远大、胸襟开阔。 造就有理论创新精神的名家 《公羊传》相继造就出勇于担当、富有理论独创精神的学术名家，他们善于吸收时代智慧并加以提升。乾隆末年以后，清朝统治急剧衰落，危机四伏，急需呼唤变革的新的哲学观作为指导思想，公羊学说遂因缘际会走向“复兴”。龚自珍对时代的变动有敏锐的感受，他大力发挥公羊学“以经议政”的特点，深刻地揭露清朝专制统治的残酷与腐朽，大声疾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他根据对时代的深刻观察，概括封建统治的规律是“治世—衰世—乱世”，实现了对公羊学说的革命性改造，大大增强了公羊学说的战斗性，因而成为晚清改革思潮的先驱。 魏源与龚自珍志趣相投，他结合清朝对外关系的新特点，倡导大力了解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至19世纪末，康有为更将公羊学说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结合并吸收《礼记·礼运》篇的概念，提出“据乱—升平—太平”，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新三世说，成为指导戊戌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因而使公羊学说再次风靡天下。 由此可见，公羊学说具有重视义理阐释、勇于理论创造、主张进化变革的品格，而且传承久远，生命力强盛，是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宝贵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公羊历史阐释学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公羊学说还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价值，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发扬）‘大一统’及民族学说，公羊学可以永放光芒。”（《繙经室学术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因为以往长期盛行重考证、重因袭的学风，公羊学说被视为旁门左道，这种学术偏见早该彻底改变。当然对公羊学中随意比附、穿凿武断的解释，以及迷信荒诞的说法，则应大力剔除。对这一课题深入开展研究，努力发掘其中的思想精华，必将为当前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