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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下载 [本文为作者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键期的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课题编号17AZS015）之阶段性成果。] 摘要：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的半年间，在中美谈判会场之外，台美间的交涉悄然进行。对于中美谈判，台当局是高度紧张的“局外方”。中美会谈是否会涉及金马“外岛”，会谈是否会升为外长级，在美留学生遣返是否会扩大到全体侨民，会谈是否会造成别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放弃武力声明是否无碍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等，此类问题在台湾当局看来皆为关系重大之事，而美国或持有不同主张，或不肯对外明确表态，或虽有表态但已造成对台不利的事实。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两个中国”问题。美国欲以两面手法和模糊态度游移于国共之间，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台当局在诸多具体问题甚至若干细微表述上的外交努力虽出自反共利己目的，但亦应肯定其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苦守与坚持。表面上看这场“暗战”收效微弱，然而，国共之间反对“两个中国”的默契更进了一步。 关键词：中美会谈；台湾；美国；顾维钧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①]付诸实施。美国与中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取得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的保证。1956年1月21日，美国首次发表声明说明中美会谈经过，其中的某些说法令台湾当局“骇异”。25日，台湾当局提交备忘录申明立场，措辞严厉，将台当局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暴露无遗。在此之前，围绕中美会谈之事，台美间早有交涉，双方分歧点甚多。 一、是否会谈及金马？ 中美会谈将涉及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一点在会谈之初虽已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等少数人获悉，[②]但在公众而言，多为媒体推测。美国为平息国内外极端反共人士及台湾方面的情绪，屡屡做出绝不出卖盟友的保证，称中美会谈所谈之事将不牵涉台湾当局之权益，仅限于中美“双边关系”（bilateral relations）。[③]但会谈是否果如传言一样涉及金马？中美间是否会有损害台湾方面利益的“秘密交易”？这样的疑问笼罩在焦虑恐惧者的心头。 中美会谈开始后，美国狂热反共主义者、共和党人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指控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计划出卖”台湾当局。其过激言辞虽已遭数位参议员反对，但亦足以刺激台湾方面敏感的神经。共和党领袖诺兰（William Knowland）随即于白宫对记者答复麦卡锡的指责，声明艾森豪威尔曾保证不背弃盟邦，并代表政府否认美国“在出卖、或卖出我们亚洲的盟友”。[④]诺兰本为美国国会“台湾帮”的代表，此次连他都站出来为美国政府辩解，可见舆论压力之大。同时，驻台美代办于2日、3日对记者谈话，解释美国对华立场没有变更，并以共同防御条约之实施、美军事顾问团之扩充及第十三航空队一部份移驻台湾等事实为证，盼台湾不要过份猜疑。[⑤]但这些声明和保证并不能掩盖国际上敦促中美扩大谈判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于7月31日决定将1953年美国11名乘飞机偷入中国国境进行间谍活动的罪犯提前释放，并通知执行机关即日办理释放手续，送出中国国境。8月3日《印度快报》评论“中美日内瓦会谈的范围必须扩大”，因中国的行动已为此种扩大创造了气氛。美国许多报纸也认为，双方将转入讨论中美之间现有的其他实际问题。[⑥]台湾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缓解舆论带来的恐慌。3日的《中央日报》头版除部分广告版面外，全部为关于中美会谈的内容：叶公超保证“决心保卫金马绝无问题”、38名“立委”声明如涉及台湾权益绝不承认、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断然声明不谈金马问题等等。[⑦] 9月中旬，中美两国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取得共识并发表了声明，中方提议进入第二个议程，讨论美国对华经济封锁和禁运，并为更高—级会谈进行准备以及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美方同意进入第二议程，但提出的议题是：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人员；放弃使用武力；偿还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外交财产。[⑧]尽管双方期望的议题相差甚远，但不管在哪一方的议题中，金马问题是避不开的。 自中美发表关于平民返国的声明，蒋介石就已有心灰意冷之感，认为“美国外交如儿戏冷暖无常，不足为奇，能否反攻，全在于自我”。[⑨]蒋不理会美国放弃“外岛”的意见，加强金马防务，亲拟督导与手示多种，并亲自巡视金门。[⑩]台湾外交部门亦明白，劝说美国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论金马是徒劳无益的。美国以负有台湾防务之责为藉口“全权代理”台湾事务，在台湾尚且无法真正离开美国扶持的情况下，台湾外交人员也就无法在这一问题上据理力争。台湾方面唯有适机要求美方，尽早停止中美谈判。[11]谈判停止，金马“外岛”才可能不再出现在会谈议题当中。弱势一方向存在依附关系的强势方进行所谓交涉，其效果可想而知。在中美会谈开始之前，台湾当局就已明白美国有意“牺牲”“外岛”换取台海和平、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事实。[12]在金马随时可能被“出卖”情况下，蒋介石唯有以行动尽可能防止“外岛”丢失，并不断告诫民众自立自强，以示不屈。 二、是否继续升级？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主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来代替目前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这一发言被英国等国媒体认为是温和而和解性的。[13]中国将美国11名间谍提前释放的决定亦被艾森豪威尔等人给予充分肯定，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乔治（Walter F. George）亦称：“这证明日内瓦会谈是值得举行的”。[14]乔治曾在24日电视讲话就主张中美进行外长会议，[15]起初美方解释说，那不是美国国务院的意见。但会谈开始前后中美间互释善意，此种局势令舆论猜测不断。若果升级为外长谈判，外交承认之意更加彰显，台湾当局甚为忧虑、紧张。 8月2日，杜勒斯答记者问，说并无升级必要。顾维钧随即拜会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S. Robertson），请美政府酌予一较有力之正式书面保证。饶伯森表示，关于美不拟与中共商谈有关台湾权益之问题，除非有台代表参加或先征得台湾方面同意一点，已经美方一再声明。按目前情形，除非中共方面忽有意外变更，外长级会议绝无可能。若谈保证，则艾总统与杜卿之声明均有记录（transcript）,此种对国际公开之声明较任何对台湾的声明都更为有力。[16]因美方不肯示以书面承诺，台湾当局不能打消疑虑。[17] 在9月14日的第15次会议上，中方代表王炳南就结束第一阶段议程并为更高级别会谈做准备的事提出建议。中方认为，只有举行中美部长级会议才是解决两国争端切实可行的途径，特别是要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尽管美方代表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一再向新闻界强调，在全部美国平民得到释放之前讨论这些问题为时过早，但仍无法打消记者们的种种推测与解读。美国政府为减轻压力，也试图在内部统一意见。21日，饶伯森与乔治就关于中美举行外长会议一事交换意见。乔治表示，若中共能声明放弃武力政策，则中美举行外长会议“当属不远”，但他也认为中共未必能作此声明。[18] 约翰逊的谨慎言论和乔治的预设前提并不能体现在所有舆论之中。蒋介石等人已有如惊弓之鸟，他感到会谈升级将被国际认为是美国朝着承认北平政府的方向迈出“确切的一步”。[19]19日，杜勒斯同意进入第二议程。对于会谈升级一事，美政府未曾给出明确的官方否认态度，而是留有余地。24日，“外交部次长”沈昌焕致电正在纽约访问的叶公超，请其向杜勒斯当面表达坚决反对之意，并请顾维钧接洽美国务院。[20]副国务卿胡佛（Herbert Hoover）向顾维钧透露美政府对外长会谈提议的态度，说美国对王炳南的答复是，此系程序问题此时不谈。虽然乔治曾有外长会议的提法，但那是“此翁年迈忠厚所言，显未曾将其可能包含之意义预为防阻而加以说明，致一般新闻记者擅自申引其意而惹起各方误会”，乔治本意并非如此。美政府认为中美外长会谈是“在能预见之将来为不可能之事”。[21] 此后，每当顾维钧等人询问中美会谈是否会升级时，美方的答复总以“此系程序问题，不在会谈范围之中”、“此非属于日内瓦谈判范围，系完全另一问题”之类搪塞。[22]尽管台湾当局对此甚为焦虑，盼能得到美方官方的回绝保证，却盼之不得。美方不打算在此问题上断了后路，是以准备与中共谈下去的拖延心理为背景的，他们以为若中共愿意保证在台海放弃武力，会谈升级之事还是可期的。至1956年1月，台湾当局不得不发表备忘录，声明：此项会谈如提高至外长级，则足以进一步显示对中共政权“事实的承认”，“并为中共进一步提出其他要求另辟途径”，[23]请美国政府慎重考虑。 三、留美生回国问题 对于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留学生，美国禁止其离境。杜勒斯认为应按照1952年《移民法》进行审查。[24]争取中国留美学生回国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阶段重点要解决的事。王炳南在8月2日的会谈中指出，在日内瓦领事级会谈中，美方通知中方有27名留学生可以回国，但只回国21人；4月8日美方通知中方有76名留学生获准归国，但因美方未提供名单，无法确认回国情况。王炳南反对美国移民署要求中国留学生限期返国，否则就须申请永久居留的做法，要求美方提供在美中国侨民（包括留学生）的名单，取消中国人回国的禁令和限制出境时间等做法。[25] 因台湾当局自视为中国“唯一代表”，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控制”全体中国留学生。美国与中共开始讨论中国留美学生遣返大陆问题后，叶公超4日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不反对美政府许可少数在美留学生自请回返大陆，但美政府决不能违反当事人意志作强迫遣返大陆之举。[26]台当局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指斥中共“企图控制留学生及威胁华侨”，并请美国不要直接或间接承认中共对留美学生全体有“任何干涉之权”。[27]驻美“大使馆”与其所谓“文教顾问委员会”主办的“中美友谊会”及部分侨团共同发起抵制活动，策动美国重要社团如退伍军人会等分头进行抗议。[28]在奉“外交部”指示进行各方策动外，驻华盛顿“大使馆”分电驻纽约、旧金山等地“领事馆”，使其各尽所能进行活动，并提醒各地分支机构在策划活动时特别注意：“策动侨团学生务须缜密不露痕迹，与学生接洽时尤宜小心，以免及贻人以指摘我方策动之口实”。[29] 在留学生回国问题上，台湾当局在与美交涉时一个重要的意图是尽量缩小所涉及范围：首先不能是全体侨民，其次在留学生方面，不能是即将毕业回国的全部中国留美生。既然不能是全部中国留学生，那美国自然不能满足中方要求，向其提供名单。这一意图无非是要表示中国留学生不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侨民更是如此。此点说到底仍是“法统”问题，是争夺“中国代表权”之意。期间传闻美国将对中共妥协，使印度等第三者代理中共处理在美一切事宜。此举涉及全体侨民，亦有外交承认的含义，台湾当局自然又添一层忧虑，顾维钧遂就此事与美交涉，要求美国公开予一保证。美方表示，美与中共会谈要使被扣美民全部被释放，假如发表此类保证宣言，将增加谈判困难。若要发表宣言，可由台“驻美大使馆”酌为表示。[30] 经过14次会谈，中美大使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声明在9月10日公布。双方声明，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平民愿返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英、印分别被委托对愿回国的美、中平民提供协助。[31]这是在持续了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唯一形成文字的成果。随后，美国务院发言人向报界说明，“所发宣言系双方相互通知之办法并非国际协定，且无其他暗藏意义，此外亦无秘密协议或谅解，并说明此次所定办法并无包含承认中共之意，亦无允许中共对在美华人伸张其控制权之意”。[32]美国此举为一贯的两面手法，此类说明仅为堵台湾当局及其他反共人士之口，其欲盖弥彰之意甚明。事实上，宣言文中所提华人并未专提留美学生，其范围涉及到了全体中国侨民。美方在提供留学生名单一事上亦未如台湾当局所愿，而是提供了已经声明愿返大陆之学生名单76人。关于第三方代理的问题，中美达成协议：在美华人如有欲返大陆而被阻者，可向驻美印度大使馆申诉代为交涉；如有旅行上需要，亦可由该大使馆予以经济上协助。 四、联合国席位问题 虽然美政府一再声明中美会谈不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问题，但会谈消息一经公布，在当时是令世界震惊的大新闻，[33]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主张随之热烈起来。日本公众领袖大山郁夫对记者表示：“许多国家都认为应该举行一个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没有中国的参加不能完满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尤其是远东问题”，并主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迅速恢复。”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社论指出：“美国同中国正式打交道，说明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力量和重要性这个事实。这应该最后导致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的步骤——这是英国所希望的”。[34] 台湾当局以“正统”自居，鼓吹“反共复国”，反对国际上有关“两个中国”的主张。在美国与中国谈判一事上，有关其隐含的承认之意，台湾当局甚为在意。8月4日，叶公超对媒体称：会谈开始前美已做出书面及口头保证，此项会谈决不隐含对中共任何程度之外交承认，台湾当局深信此项保证之可靠。[35]在台美交涉中，避免造成事实承认印象一点屡屡被顾维钧等人提醒和强调，告诫美国不能对中共退让，以免“坠其计中”。[36]其实，事实承认印象的造成并非仅因美国坠入谁的计谋，许多时候，恰恰是因为美国自身有意骑墙，才会使外界有此印象。 中美会谈的举行使美国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中的表现备受关注，媒体纷纷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问题是否会在该届大会中得到解决。8月4日，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洛奇（Henry Cabot Lodge）指出，美国将继续在下个月的大会中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6日，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公开重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37]大会当月，美国务院答复前来探询情况的顾维钧，表明对台湾当局的绝对支持，并言国务院在起草一份秘密通令指示美国各使团注意这一事实。[38]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在美国作用下，大会通过了其提出的不对中国席位代表权进行变更的提议。 虽然如此，美国开始同中共谈判的事实，毕竟已使一些国家如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叙利亚等，开始改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拟先谋求恢复经济关系，有的国家甚而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立场上产生犹豫。据意大利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称，中意谈判颇有进展，还有传闻说中意两国可望举行贸易会议。故台湾当局认为，美方虽声明中美谈判不影响台湾权益，但事实上已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未曾有之国际外交关系。顾维钧请美政府接洽各国，表明用意。[39]当然，这一请求是台湾当局的无奈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各国经贸往来的先行已成事实，这并非美国料想不到之事。然而，对于美国所期待的谈判目的而言，这是可以被忽略的附带效果。 五、放弃武力问题 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是美国要借助会谈达到的主要目标。[40]在9月14日中方提出将禁运问题和准备进入外长级会谈作为第二项议程的议题后，美方拒绝对这两项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直到10月8日，美方提出中美应首先发表放弃使用武力声明。 中方认为，“如果说，所谓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就是中美两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那么，这正是中国所一贯主张的”。然而，不使用武力是指中美两国的国际事务而言，绝不能同任何一方的国内问题混为一谈。 “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争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虽然中国政府曾一再表示，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这个中国内政的问题，决不可能成为中美会谈的题目”。 1955年10月27，王炳南提出中美关于放弃武力问题的声明草案，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中美同意“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为此中美应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美方不同意中方草案，11月10日，美方提出的对案称：“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放弃武力。美方欲混淆“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同中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国内问题，要求中国承认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现状，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能接受的。由于美国坚持所谓“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中方在12月1日提出的对案也被否定，1956年1月12日美方提出对案再次强调“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问题。[41] 台湾是中国领土，对于美国来说，根本不存在“防御权”的问题，美国如此要求，是企图继续控制台湾。面对美方的拖延与无礼，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公布中美会谈经过并说明立场。21日，美国国务院做出回应，从美方角度解释会谈经过，称：“美国已经完全表明，放弃使用武力，任何一方也没有放弃其目标和政策，而只是放弃用武力实现这些目标和政策。”[42]在答记者问时，饶伯森进而表示，“自卫应有权利”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美军事领袖无一不认台湾为美国安全席中一重要锁链”，并称“台湾之主权问题自日本放弃后始终尚无法律上之解决”。[43] 美国提出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一点后，中共本不愿与之讨论。[44]为不使谈判破裂，中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之间争端的说法。中美之间争端的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是不包括台湾地区的。这是美国不愿接受中方说法的分歧点。在台湾问题为中国内政一点上，两岸的努力方向都是避免台海问题成为国际问题。1955年11月16日，叶公超致函杜勒斯，声明台湾当局反对中美讨论“放弃诉诸武力问题”的立场。[45] 1月21日美国的声明使台湾当局得到这样的印象：中美就“放弃武力问题”达成双边协议，不但等于事实上承认中共，且暗示美国不反对中共解放台湾，打击了台湾士气，助长了“两个中国”论调。[46]饶伯森就该项声明的发言虽非第一次出自美方官员之口，但其随声明出之加重了对台当局的打击。美方的说法是缺乏法理支撑、并与历史事实和历来国际重要文件相悖的狡辩。而“美军事领袖无一不认台湾为美国安全席中一重要锁链”竟然也成为理由之一，足证其荒诞。 忍无可忍之下，台湾当局决定发表备忘录，对公众说明立场。备忘录指出，会谈实已与台湾权益“发生重大关系”，与美国迭次对台之保证不符。谴责美国自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放弃武力”之害，指出“会谈过程中美国曾迭向中共保证，说明中共如允放弃使用武力，决不足以妨碍其在台湾区域以和平方法推行中共政策”，台湾当局“对此一事实之揭露实深骇异”，重申 “收复大陆之政治目标保持不减”。[47] 在经过了大约半年的交涉后，台湾当局明白劝说无用、阻止无效，唯有以备忘录声明立场。1956年1月25日备忘录的提出可被视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背景下台美交涉的一个小结。此后，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如禁运问题，如放弃武力问题，仍在中美谈判中持续进行着，但就台美交涉而言，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的半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围绕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台美矛盾集中得到展现，双方对有关问题的立场有了明确的各自表述，而交涉的结果、会谈的发展等问题的大势已显。 六、结论 美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同时也明白这一目标基本是空想。若无法达到这一预设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中美会谈尽量拖延下去。在谈判中，台海紧张局势自然缓解，以非武力的方式维持两岸分离现状，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为保持会谈之门不致关闭，美国常持以暧昧态度，并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可能触怒中共的公开声明。尽管私下里对盟友台湾百般安抚，官方言论则往往避重就轻、闪烁其词。关于会谈是否将升级为部长级等事，台湾当局十分在意，多次与美交涉，美方人员仅以程序问题不在讨论之列作答；关于放弃武力声明，美国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放弃解放台湾，因而对放弃武力之说加上“无碍各自目标和政策”的说明，尽管这种说明损害了台湾当局的权益；而蒋介石极为盼望的美国对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声明，或对自身“坚定”立场的表明，这自然是望之不得的。美国游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其模糊政策、“走着看”的态度仅取于自身利益需要。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成功出席日内瓦会议，并在英方陪同下与美国代表进行谈判，此事开始影响到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台湾当局自始至终反对中美接触，但这种反对不能产生足够效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一度将美国逼入困境。1955年春，美国借助联合国干涉解决台海紧张局势的试图落空。4月初，美国已经决定放下包袱，将金门马祖等“外岛”视为可有可无之地。因此，在4月下旬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对和平谈判表态之时，美国其实已经具备接过橄榄枝的主客观条件，且已意识到接过橄榄枝为其从台海危机中脱身的唯一途径。尽可能地保持与中共的谈判状态，这是美国在会谈开始之前就定下的基调。[48]台湾当局试图终止中美会谈，只是徒劳。 若不能劝说美国尽早结束会谈，台湾当局能否在议题与美方谈判对策上起到实质性作用呢？事实证明，这亦为空想。美国为达到在避免卷入战争的同时占有台湾的目的，不惜在盟友面前出尔反尔，违背不在盟友缺席情况下谈及盟友事务的保证；不惜违背自己签署过的多个重要国际文件和声明，将台湾地位变为“不确定”；不惜持两面政策，以模糊说辞伤害台湾当局，而为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留下退路；不惜以所谓“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作为要挟，使台湾当局无法继续向美国争取权益。若说在其他一般性事务上，台湾尚可接受美国干涉。然而，在中美会谈中的许多问题实属关涉台湾当局权益的大事，台当局不得不再三向美接洽。在会谈开始后的半年间，台湾当局为不致损害其所谓“正统”身份，为不致造成“两个中国”与美国进行着一场台面下的“暗战”。只不过，这场战斗因实力悬殊、处境迥然，主客已定，收效甚微，台湾方面的苦苦劝说并未能阻止或改变美国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的态度或言论表述。 表面上看，台湾方面无疑是这场“暗战”的输家。然而，从更深层次和更长远的视野看，却未必如此。 中美会谈开始后的半年中，围绕一系列问题，台湾当局与美国展开外交角逐，其细节与表象繁杂，而实质的核心问题却很简单明了，那就是“两个中国”问题。金、马“外岛”紧邻大陆，是台湾岛与大陆紧密关系的维系点。在此前美国尝试劝蒋放弃金、马以平息台海局势时，它们与“两个中国”问题的关联便已明了。中美会谈升为外长级的预期对国际社会而言显然表明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事实的承认”，在美国并无否定台湾当局的情况下，此项承认自是造成“事实上两个中国”之一步。留学生回国问题看似事小，也是表明“事实上承认”的一个方面。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于联合国大会之前，它对联合国席位的影响令台湾当局十分紧张。此时美国尚未有放弃在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想法，在此阶段台湾方面对席位的担忧并非被“代替”，而是“两个中国”席位的同列。当然，这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放弃武力问题上，台湾当局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似有不反对中共解放台湾的暗示，而其背后的忧虑是美国的暗示会严重打击台湾地位，鼓励其他国家“两个中国”主张，因此再次重申“打回大陆”的决心，以鼓舞士气。 在不致造成“两个中国”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判桌上与美方坚持着斗争，始终声明台湾问题为中国内政，坚决否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有所谓“自卫权”。这是在台美外交战场之外的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自国民党退至台湾，美国经过一个短暂的犹疑期后便积极地投入到台海事务之中。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并非无条件地，它在对台湾提供援助的同时也将其牢牢地局限在自己的掌控下。美国不希望共产党统一中国，也不希望国民党打回大陆。美国所要的结果只是国共安于现状，即便金马“外岛”“让”于中共，似乎也不是多大问题，只要台澎“安全”、台海平静就好。1954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将对“事实上两个中国”心理上的接受发展成行动，有意推动“两个中国”变为事实，先是在联合国炮制台海停火案，继而劝台湾当局撤离金、马换取和平。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坚决抵制住美国的压力，对公众严正表态，并坚守金、马。[49]接着，在中美会谈一事上，台湾方面在“暗战”无果后发表备忘录，再次申明一个中国立场。继两岸一致反对美国所炮制的台海停火案之后，国共在中美会谈事上再次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互为配合、形成呼应。国共共同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两个中国”事实的默契更进了一步。 注释： [①]大陆学界有不少对中美会谈的研究，如陶文钊：《有张有弛：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6期），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但未见对中美会谈背景下台美关系的考察。台湾地区张淑雅：《文攻武吓下的退缩：美国决定与中共举行大使级谈判的过程分析，1954-195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6月）主要探讨中美走向会谈的过程。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对中美会谈的研究多以大国视角出发，忽视台湾方面的因素，亦不一一提及。 [②]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7月28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53。 [③]顾维钧电叶公超，1955年7月2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57。 [④]《艾森豪曾保证 未背弃盟邦》，《中央日报》1955年8月3日，第1版。 [⑤]“外交部”电顾维钧，1955年8月5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43。 [⑥]《各国重视中美会谈和我释放美间谍的决定》，《人民日报》1955年8月4日，第4版。 [⑦]《中央日报》1955年8月3日，第1版。 [⑧]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修订本）， 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9月11日。 [⑩]《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9月反省录，10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11]沈昌焕电叶公超，1955年9月24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4。 [12]1955年4月下旬，美国曾派专员赴台，游说蒋介石主动撤出金门、马祖。（Message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5,195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Glennon, John P., 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p510-512.） [13]《各国重视周总理关于我国外交政策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8月2日，第4版。 [14]《我国提前释放美间谍的决定引起广泛反响》，《人民日报》1955年8月3日，第4版。 [15]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7月27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55。 [16]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9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40。 [17]《蒋介石日记》手稿，1955年8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18]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9月30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1。 [1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中华书局1898年版，第423页。 [20]沈昌焕电叶公超，1955年9月24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4。 [21]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9月2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3。 [22]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10月20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7；顾维钧函蒋廷黻，1955年11月9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4。 [23]备忘录，1956年1月25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1。 [24]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April 1,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 p443. [25]Telegram From Ambassador U. Alexis Johns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 2,195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Glennon, John P., Editor, 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1957,p9. [26]“外交部”电“驻美大使馆”，1955年8月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42。 [27]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5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39；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9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40。 [28]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11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37。 [29]“驻美大使馆电驻纽约使馆”，1955年8月12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36。 [30]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2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9。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的声明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四集）（1955）》，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2]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9月10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6。 [33]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34]《各国重视中美会谈和我释放美间谍的决定》，《人民日报》1955年8月4日，第4版。 [35]“外交部”电“驻美大使馆”，1955年8月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42。 [36]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8月2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29。 [37]《美政策仍不变》、《艾森豪强调中美友谊》，《中央日报》1955年8月6日，第1版。 [3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中华书局1898年版，第415页。 [39]沈昌焕电叶公超，1955年10月18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8；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10月20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7。 [40]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7月28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53；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7月29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52。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公布中美会谈的经过并说明中国方面的立场》，《人民日报》1956年1月19日，第1版。 [42]US State Department declar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21,1956, pp164-166. [43]“驻美大使馆”电“外交部”，1956年1月21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09。 [44]顾维钧电“外交部”，1955年10月20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7。 [45]叶公超电顾维钧，1955年11月16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2。 [46]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中华书局1898年版，第642页。 [47]备忘录，1956年1月25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50_B117_0011。 [48]在会谈开始前，杜勒斯就曾口授约翰逊，尽可能地将会谈持续下去。见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bassador U. Alexis Johnson, July 29,1955,注1, FRUS, 1955-1957. China ,Volume II ,p685. [49]参见冯琳：《美国“两个中国”的实践与主张及台湾当局的抗争（1954-1955）》，《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冯琳（1977- ），女，汉，河南郑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