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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氏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这一主张，最终因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未能实现，但却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之前学界对于康有为、吴佩孚关系研究多有误解，对于康有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多有忽视。考察这段历史，不仅对重新审视康、吴关系，且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均有必要。 关键词：康有为 孙中山 吴佩孚 温树德 1917年，在辅佐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虽未放弃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奔走呼号，但面对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呼吁各方息兵停战，主张统一，消灭军阀割据中。由于对苏俄革命的极度恐惧，他将目标指向了与苏俄合作的孙中山——力主“以兵定粤除孙”，继1905年后，第二次明确提出了“除孙”的主张，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有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奔走游说于军阀、政客之间，尤对吴佩孚寄以厚望，并指使门生徐勤运动温树德叛孙投吴。但康有为所谓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关于康有为晚年拟借吴佩孚之力消灭孙中山的主张，学界虽有论及，但或囿于资料缺乏之故，对其思想基础及政治权谋较少涉及，而对于康、吴在“定粤除孙”上的矛盾纠葛也语焉不详，并多有误解。[1]近年来，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发现，为了解和研究康有为晚年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可能。兹结合相关资料，对康有为 “以兵定粤除孙”的政治主张试作探讨，并就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一些史实错误略作辨析，以期对康有为研究有所补益。 一 中外历史上，因政治主张不同而滋怨生恨，进而采取非常手段消灭对手之事屡见不鲜。康、孙之间仅是其中之例。 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孙中山虽然均以救国为职志，但因政治主张不同，二人之间并无多少交集。1899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其主张遭到孙中山的强烈抨击，革命派与保皇派并就“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论战，孙、康二人由此成为政敌。随着对海外华侨的争夺，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孙中山提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呼吁革命派“当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2] 同盟会势力的发展，不仅让康有为等人感到害怕，也对孙中山产生了怨恨。特别是孙中山加入致公党后，康有为时时担心并防范来自孙党的暗杀。1904年底，康有为在入美国前，即指示弟子谭张孝为其购买护甲。[3]康党也萌发了暗杀孙中山的企图。1904年7月，康有为弟子欧云樵、陈岳崧曾计划前往芝加哥、纽约谋杀孙中山。1905年1月，陈岳崧又拟在芝加哥暗杀孙中山，“盖此贼不除，终为我敌，吾决志除贼”。[4] 1905 年10 月中旬，时在美国的康有为决定趁孙中山到达纽约之时将之除掉。10 月20 日，康有为致信康同璧，对暗杀计划做了具体安排，信曰： 顷得铭三电，云孙文复到纽约。前得卓如书，言孙文因吾会难，势运东学生(入京)谋害皇上，我已电北京泄之。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必专为谋我。我还纽本无事，不过为开银行耳，然立于险地，实非宜(且拒约事泄)，故决不东还，即入墨矣。今拟到新藟约铭三或季雨来一见，授以事乃行，到时或电汝来一见，亦未定。此人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已授意铭、雨，并复呼岳崧出也。惟铭、雨二人皆胆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败事。趁其来美(美律甚宽)，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财权，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5] 简言之，即计划由康同璧通过容闳约请孙中山见面，并预先在见面地点安排保皇会敢死队设伏，实施暗杀。如纽约行动不顺利，即派人跟踪孙中山，伺机下手。 这次暗杀行动尚未知因何未果，若暗杀成功，历史是否会因而改写不得而知。 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给力保大清的康有为以沉重打击，也使其更加仇恨孙中山，故“除孙”是其夙愿。只因革命党人力量的壮大，孙中山威望的上升，康有为尚不敢妄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袁世凯的篡权，各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初生的民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康有为晚年虽仍然顽固地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但又力持国家统一，与各派之间函电往返，呼吁各方罢兵停战，和平统一。1920年，在和平统一无望之后，他又力主武力统一，剪除军阀割据势力。 康有为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的局面深恶痛绝。 1922年，他在《复北京裁兵大会书》中，对民元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进行了严厉抨击：“夫中国之苦兵，未有甚于此时者。自民国以来，日寻干戈，民生涂炭。近则南北分裂，省郡互争，始则南与南战，北与北争，中外省与省争，郡与郡争，各拥强兵，自相屠戮，豆剖瓜分，真成印度矣。虽为民国，实为兵国。号称共和，实则共争、共战、共分、共裂、共屠、共杀。养兵将二百万，借债近二十万万，赋税多预收累年，其他苛政暴敛，皆为养兵计。……凡我国民，只供其荼毒宰割而已。”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实因“去一共主之专制，而养成无数拥兵分主之专制而已。”[6] 康有为认为，军阀割据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损害了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从而授以列强 “共管”中国的借口。“今九江之兵变，外团已怒而质问。若渐乱渐多，彼商务大损，则彼谓中国已失自治能力，虽力助之而无济，则共管之计实施矣。”[7] 从以上观点出发，康有为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主张，认为“联省自治”不仅容易造成各派之间争权夺利，也削弱了国力，国力小，势必招致列强侵略。康有为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来皆以“统一立国”，从而使 “生民赖以安，文明赖以起，土地赖以廓，种族赖以繁，”故统一“实为长治久安之至理，无能易之。” [8]总之，康有为将“统一”提升到关系国家危亡的高度，“中国非统一则亡，统一非和平可致。”[9] 由于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即辞去大总统职务，康有为虽然呼吁统一，但尚未将矛头指向孙中山。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联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出师广西，消灭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并计划以两广为根据地准备北伐。同时，孙中山开始尝试与苏俄接触，探讨与苏俄联合问题。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并就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进行了磋商。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确定了联俄的基本方针政策。 孙中山的重新复出，以及南方军政府的建立，使康有为十分嫉恨；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政策，更让康有为感到极度恐惧。康有为之前一直呼吁各方息兵罢战，和平统一，但从1921年冬起，就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公开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10]，主张武力统一，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及其南方军政府。为此他致书、致电各方，不厌其烦，反复陈述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游说并联络旧军阀、旧政客，力图除掉孙中山，这成为康有为晚年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认为，“赤化”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为洪水猛兽，是“中国数千年非常之大患”。[11]1923年初，康有为接连致电吴佩孚，痛陈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危害：“孙文得粤立国，外联新俄，内联奉、浙、川、湘，以专攻公（指吴佩孚——引者）。公虽才武绝伦，然内嫌于京保，四面楚歌，势亦危矣。公万一危，则余人非孙敌也，中国将为效俄，生命垂尽，岂不可惊可痛哉。…以粤为孙得，则小之南北再争，而生民涂炭；大之中国化俄，而洪水滔天。” [12]康有为甚至认为，“赤化”是比分裂更大的危害，“今中国分裂之患，南北之争，可忧已甚。然尤可惊者，莫如新俄之红军，真可使神州变色。”[13] 康有为进一步认为，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将使其力量大增，成为统一的最大障碍；如果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势必由孙中山完成。“孙既与越飞密约，于是北联新俄，南联西南，北[东]联奉浙，西联川湘。不独在日月间统一无望，而中国不可言矣”。而广东为孙中山的根据地，“夫十年来，粤为南都，孙文挟之以抗北方而裂统一者也。”[14]故“欲永除孙，非绝其根据不可”[15]。即“除孙”、“定粤”并举，乃能统一。 康有为的“定粤除孙”，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1924年10月，张作霖、冯玉祥联合推翻直系军阀政权，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康有为对冯玉祥驱除溥仪一事痛恨已极，对冯、孙联合恐惧万分，惊呼：“今新俄真至吾中国矣。……顷加拉罕挟冯用孙以行赤化，……以祸四万万民耶! ”号召“讨冯、孙，否则国亡身随”。[16] 不仅把矛头指向孙中山，也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定粤主张。1925年，国共合作组成国民革命军开始东征。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康有为认为广东已完全“赤化”，接连致电吴佩孚，让其紧急南下定粤，并指出， “今之国敌在俄化，国贼在冯而不在奉”，并指责吴佩孚在定粤上的游弋态度：“连年请公定粤，公置不顾，今乃内哄，致令蒋介石东征西定，不日不月即统一全粤，将北出江西以图南京，西出福建以图浙江，公等鹬蚌相持，正令俄人收渔人之利。至是冯俄南下，蒋俄北征，则中国亡矣。”[17]并促吴佩孚与张作霖和解，集中兵力讨伐冯玉祥。 国民革命军东征胜利后，1926年2月，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康有为致书孙传芳，不仅视蒋为“俄鹰犬”，并且视俄为“国仇”，北冯、南粤为“国贼”，势必除之。“若俄粤北伐，冯俄南侵，则中国立亡于俄化矣。全中国皆为大恐怖时矣”，提出“讨北冯、南粤”的口号。[18]直至1926年，吴佩孚大势已去，康有为仍坚持要吴佩孚“权轻重，舍北而南”，南下定粤。[19] 康有为对于苏俄革命的极端仇视，源于其一生中对“革命”一词的恐惧。康有为认为，革命极端暴力，极端残酷。1902年，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认为，“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杀，血流成河，死人如麻”，“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者数万万”，主张中国只能采用变法，实行立宪，不能行革命。[20] 1926年1月，康有为通电全国，号召组织“保华拒赤会”，“公拒赤化”：“俄人以赤化戕民数千万，夺民之产为赤军所有，饰曰共产。推行于全球，既为欧美国际所阻，利吾中国内乱，乃专以金钱、学说、武力收吾国人。今外蒙库伦、唐努山、乌梁海与吾粤已归俄联属矣”，中国已被“俄化”，惊呼“将入大恐怖”，“可惊可惧莫甚焉”。[21]二十余年后，康有为对于革命的理解，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其思想和言语，如出一辙。 二 康有为虽力主“以兵定粤除孙”，但因手中无兵无权，只能利用旧军阀、旧政客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借助他们的力量，以达到“除孙”的目的。他设想的具体方略是：在军事上，以吴佩孚力量为主，借助其他军阀势力，征伐广东，同时派弟子徐勤收抚海军，铲除孙文势力。在政治上，主张张绍曾与吴佩孚联合，并利用自己的门生旧吏执掌政权，尤对徐勤推崇备至。 康有为与吴佩孚政治主张原本并不相同，1917年，康有为辅助张勋复辟帝制时，吴佩孚曾通电表示反对，并率兵攻打张勋的辫子军。二人具体何时、因何结缘目前尚未得知。1918年8月14日，康有为曾积极呼吁各方响应吴佩孚的停战通电，这也许让二人略释前嫌。之后，二人应很快建立了联系。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北洋军阀内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在和战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7月8日，段祺瑞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决定举兵讨伐曹、吴，并迫使徐世昌下令免去二人的官职。困境中的吴佩孚向康有为寻求帮助。为此，康有为复函一封。这是目前见到的康、吴之间最早的一封通信。函中“顷承惠书，再辱嘉招”句，表明这也不是二人之间的首次通信。而在函中，康有为不仅语气颇不客气，且言及之事也表明二人应早有交往：“闻国会与当道有多人日夕谋画，专以反对执事为大事。四面楚歌集于足下，闻之伤心。……故先令门人告执事：交疏而言亲。自知其愚谬也，诚以敬爱足下可救中国，故不避疏远而妄言之，又详书痛切言之。惜足下事太冗多，不及垂听，而今至于斯极也。若足下当时听受吾言，今何至此？”“赠诗犹在，今已成过去也。” 康有为时因 “经营先坟，远在茅山”，遗憾表示“未能速诣”，但又承诺 “俟先坟毕事，或能来游”，并将其“拙著”《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送给吴佩孚“垂察”。[22] 函中，“诚以敬爱足下可救中国”句颇有深意。函中并有“十一年来之将略公心，仅见足下，故竭尽区区”。“十一年来”应指自1909年,吴佩孚得曹锟赏识,被提拔为第3师第6旅少将旅长开始。“仅见足下”四字，评价甚高。可见康有为对吴佩孚才干和道德极为欣赏，并视吴佩孚为可救中国的唯一人选，故愿“竭尽区区”辅助，并对其寄予厚望。这也许道出了康有为结交吴佩孚的原因。 康、吴二人虽然在国家政体上主张不同，但二人均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1923年初，吴佩孚在论及“联省自治”时，明确表示反对：“征诸各国之历史，凡民族之发达，皆由个别分立而渐进于集团统治，未有反其道以行，由集团统治而趋于分立割据者也。主张中国分属南北两个政府或分割中国而唱联省自治，可称迂阔之极。我中国建立五千年，虽时有盛衰，世有隆污，然名义上仍无碍其统一之局面，虽甲起乙仆，祸乱相寻，然末伤中国人之自尊心，虽有时受塞外民族之征服，然中华之位置，未尝受到根本之破坏。……今若将此大国而分为若干小邦，岂非背理乎？”[23]这与康有为在论及“联省自治”时的言论如出一辙。而吴佩孚之所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一方面也因自己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施武力统一过程中，与孙中山有矛盾。 苏联早期曾试图辅助吴佩孚统一中国，先后派人与吴佩孚联络，但因吴佩孚对于苏联在中东路及外蒙问题上对中国主权的侵害极为痛恨，出于民族主义立场，拒绝了苏联的联合意向。1923年10月，孙中山曾派特使徐绍桢赴洛阳，拟与吴佩孚结盟。吴佩孚明确表示，自己虽赞成三民主义，但反对“联俄容共”，乃至于 “忧愤之余，牙疾发作”。[24]而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孙中山均与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联盟”，以对抗直系。1922年10月，孙中山派许崇智联合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逐福建督军李厚基，极大损害了直系的利益。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又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俨然与北京政府形成对峙，这也是吴佩孚要“除孙”的原因。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执掌了北京政权，吴佩孚的威望也到达了顶峰。康有为与其弟子伍庄等人“书电频仍”，极力劝说吴佩孚乘胜“以力平南”“专谋统一”，并力主派中央陆军第2师师长孙传芳南下定粤。[25]但由于李厚基被驱逐，吴佩孚于1922年12月授时在江西赣州的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紧急援闽；任命沈鸿英为陆军第17师师长，并授沈为协威将军，以其部为前锋，进攻广东，没有接受康有为用孙传芳定粤的主张。 但沈鸿英兵力不敌，很快退回广西，并见风使舵投靠了孙中山，与滇、桂军队一起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广东重新回到孙中山手中后，康有为感到十分恐惧和失望。1923年1月，康有为致信吴佩孚，力陈定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说服吴佩孚，康有为又派弟子伍庄、卢藉刚、徐良到洛阳吴佩孚处“走谒”，劝说吴佩孚迅速改派孙传芳“定粤”；并欲介绍弟子廖容、廖量帮助吴佩孚经营“蒙事”，以期助吴佩孚“南定粤而北收蒙，然后定中原而成统一”[26]。伍庄等人虽未能说服吴佩孚接受令孙传芳定粤的主张，但吴佩孚也明确表达了“除孙”的决心：“宪子（伍庄，字宪子。——引者）来，知麾下万福，至慰。宪子述公猛志除孙，复得手书同之。”这让康有为略感欣慰，认为 “公明断若此，中国犹有望也”，并再次表达了借助吴佩孚的“声威”，“永远靖粤”的愿望。[27] 为坚定吴佩孚除孙的决心，康有为函电陈词，首先从孙、吴关系上说明除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康有为认为，随着吴佩孚力量的壮大，已经成为孙中山主要铲除的目标，“孙党在上海集众大会议，谓奉浙已合，北方诸人无足介意，所忌者，惟公一人。今但合力而破执事，则津保自倒，彼可为总统而收中国。”为消灭吴佩孚，孙中山不仅与苏俄联合，并策动“数百议员为之奔走羽翼”，且“彼今已联络各方，多为响应，俟其归粤，羽翼已满，交通已定，则背盟也。至其交通已定，羽翼已满，则合诸方而攻明公。明公虽才武绝伦，然项羽可鉴也。”另一方面，康有为又分析了除孙的可能性。康有为认为孙中山并无真正实力，其可以利用的人，如张开儒、刘震寰系 “以金钱收买”而来，沈鸿英系岑春煊部下，皆非其心腹；陆荣廷、林俊廷均非孙党。此外，孙中山又四面树敌，不仅陈炯明背叛了他，唐继尧与其也有深仇。而“广东久乱，人人久怨之，民心尽失”。因此应趁“孙未还粤，许未入粤，粤内大乱，一城而有四十司令，孙尚无力”之际，“令孙传芳舍闽攻粤”。对于吴佩孚执意争夺的福建，康有为颇不以为然，认为“福建无关大局，惟吾粤为十年来南方之首都，凭藉河海，交通中外，以抗行中原，此乃最要之地也。”力劝吴佩孚放弃福建，专力定粤。[28] 康有为强调之所以必须用孙传芳定粤的理由，是因为粤军人才中，无一人才力能除孙永定粤乱，“林俊廷虽忠勇，能拒陈炯明保广西，然实力太薄，财政太困”，且又受制于岑春煊、陆荣廷等人；沈鸿英虽“胆勇，能治兵”，但因此次征粤中摇摆不定，大失人心，“即能以兵定粤，亦必环起而攻”；陈炯明也不可靠；孙传芳为吴佩孚的名将，故“非派孙君传芳督粤不能永定粤”。[29] 除力陈除孙定粤的种种理由外，康有为还设想了定粤的具体方略，即令孙传芳从南雄入广州，并联合桂系军阀、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从高雷入广州，由徐勤策动其门生魏邦平联合叶举等旧桂系将领，合力围攻广东。平定广东后，令孙传芳督粤、林俊廷督桂，然后分兵平定四川、福建，实现全国统一。 康有为看重林俊廷的原因，是因林俊廷是钦廉人，“钦廉兵以勇名于粤”。此外，林俊廷“性既忠勇，乃心中央，兵力既厚，人心亦归，志在统一，与孙为仇”，是可以利用的对象。故康有为建议吴佩孚授予林俊廷桂督的称号，并资助其弹药，“令其卷甲趋粤，可因鹬蚌之争，而收渔人之利”；加以“徐勤收海军以助之”，“水陆并进，计可定粤”。[30]为拉拢林俊廷，康有为派弟子徐良从香港赴广西加以游说[31]；又亲自致书林，表白自己 “年来与吴子玉、张敬舆、曹仲珊诸公书电往还，频烦推毂，请助公饷械，犹请公督桂。又请刘如周督军合力请之”，并表示要竭尽全力助林，“以为桂请命”。[32] 吴佩孚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1923年3月，北京政府委林俊廷兼广西省长。 为了彻底击败孙中山，康有为又派其弟子徐勤收买海军，并成功运动温树德背叛孙中山投靠吴佩孚。1923年12月温树德叛孙投吴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长期以来其具体的运作过程一直是个迷。近年来新披露的资料表明，其具体运作之人应是徐勤。 海军一直是康党争取的对象。徐勤多年来一直在海军中活动，以争取海军的支持。温树德早年曾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学习，归国后任北洋舰队军官。辛亥革命后升为舰长、海军司令部参议。温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物。1921年春，温树德被孙中山任命为海军舰队司令，兼“海圻”舰舰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温树德将孙中山接到珠海。但不久他又倒向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温树德怕孙中山报复，内心非常不安，故一直对孙中山存有二心。此时海军因无军饷，穷困不堪，徐勤趁机进行收买。在徐勤等人的活动下，温树德心有所动。徐勤紧急致电康有为，分析海军面临的困境及与孙中山的矛盾，建议康有为说服吴佩孚，趁机收抚温树德：“行者骗海军数次，海军甚恨之。近又运动了三舰往汕头，故温树德自危，亟欲戴洛吴以自固。能筹四十万左右，则事必谐矣。宜即请吴先电慰劳之，然后商条件。”电中，徐勤透露直接运动温树德之人为“伟奇先生之婿何君”，而“何君数年来与海军间甚接洽，一恐海军为行者所买，则行者之力更张；二欲求早日统一；三欲借海军以助吾党。海军近确中立，趁此时机收而用之，亦数年来无此良机会也。”[33]康有为随即致电吴佩孚，劝说趁机收抚温树德，促使海军倒戈，“令其直攻羊城”，再与其他军阀配合，实现定粤，完成统一大计。在电中，康有为一方面表示“明知公处筹款艰难，不敢固求”，另一方面又极力煽动：“若孙文以多金收之，则恐海军为孙用，则难图矣。……公若志在统一，认定孙为一切统一之阻，则万不可听其从容坐定广东。”[34]在康有为的劝说下，吴佩孚最终接受其建议，派人赴香港与温树德谈判，并同意助海军以军饷。1923年12月，温树德背叛孙中山，率海军舰队驶往青岛，投靠吴佩孚，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无疑是巨大的打击。这也是康有为在“除孙”中唯一一次成功运作。 康有为的除孙方略，除在军事上拟依靠吴佩孚外，在政治上拟利用吴佩孚的姻亲张绍曾，并设想吴、张二人联手，共谋统一。康有为看重张绍曾的原因，一是张主张国家统一。1922年8月，张绍曾曾发起庐山国是会议，呼吁各方共谋方案，解决时局问题，得到吴佩孚、萧耀南、孙传芳等人的响应。其次，张绍曾在新旧军阀中均有良好的人缘，故康有为认为，张是实行统一的最佳政治人选。 1921年冬，康有为就向吴佩孚、张绍曾二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1922年六七月间，庐山国是会议筹开前夕，康有为致电时任陆军总长的张绍曾，在痛陈一番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危害后，希望张绍曾与吴佩孚联合，“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虚心求是，或得人心悔祸，中国又有望也”。[35] 1922年10月，王永泉将李厚基赶出福建。康有为致电张绍曾，力陈闽变之危害：“闽变牵动全局至大。许崇智枭悍绝伦，尽忠于孙；徐树铮才气政略当代少比，若不速定，过一二月，则羽翼已成，难摇动矣，统一从此已矣。” 认为“宜选洛阳之心腹，猛将劲旅，卷甲疾趋”，呼吁张绍曾敦劝吴佩孚，迅速派兵救援，派时在广西八部的沈鸿英“就近入闽，令其速定”，并与奉系言和，以防闽坐大。[36] 直奉战争后，曹锟与吴佩孚在统一问题上的矛盾激化，直系中的津保派并借“罗文干案”以打击吴佩孚。吴佩孚被迫回到洛阳。康有为致信吴佩孚，对其在“定粤”上的游弋表示极度失望：“昔奉战平后，累请公专谋统一。先以力平南，但令偏师南下，粤可立定，则传檄可定巴蜀，余如破竹。然后裁兵理财，众建诸藩，国事大定。兴学劝农，通商惠工。……惜公不采听自误，复议会，以外失人心，而内自缚束。未尝求天下之才以自助。天下轻公侮公，报纸日讪笑公，大乱如麻，合而谋公。”并劝说吴佩孚接受伍庄、徐勤等人的建议，任命张绍曾为内阁总理以组阁，并辅以高恩洪等人，以解困境。“今为公计，仍用伍、徐、陈所陈。公不便入京，速用张敬舆总揆组阁。敬舆心术慈祥、正大，但广搜天下人士有通中外之学识而有阅历者，超拔之以佐之，如高君恩洪然，必能相助为理，乃亟以力平南，天下事犹可为也。”[37]吴佩孚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在吴佩孚的力持下，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内阁总理。随即康有为又派弟子伍庄、女婿麦梦仲华等人赴北京游说张绍曾放弃和平统一政策，对西南用兵，并促张绍曾与唐敬尧联合。 康有为认为，在政治上可以利用的第二个人物，即是其弟子徐勤。徐勤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长期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维新派和华侨中具有较大声望和影响。徐勤在思想上与康有为较为一致，也是康有为最忠实、信赖的门徒，被誉为“不是康有为的康有为”、“康氏之子路”，故康有为在实现君主立宪之路上，对徐勤寄予很高的期望。 辛亥革命后，徐勤长期在香港、广东活动，试图恢复康党势力。1922年底，直系对南方用兵后，徐勤与沈鸿英“亲接提携”，沈并催徐勤首先发动，但徐勤因既无兵力，又无名号，不敢发动。康有为借机以孙传芳不能来粤为由，向吴佩孚建议，任命徐勤为广东省长，辅助沈鸿英进攻广东：“若放君勉长粤，众军益附，可大助沈，不致失机。……粤久乱，非有宏才硕望、深得人心者，不能定也。孙君传芳既不来粤，则唯有徐勤助沈，乃可定粤耳。”[38]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康有为又向吴佩孚建议任命徐勤为广东省长。但吴佩孚并未接受其建议。康有为又退而求其次，曾先后建议吴佩孚任命徐勤为侨工局总裁，或广东宣慰使、宣抚使等职务。康有为希望吴佩孚重用徐勤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借助吴佩孚的声望，使徐勤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他给吴佩孚的信中所言“俾粤人知君勉为明公所倚畀，然后大众来归，军心踊跃”。[39] 三 康有为本拟利用旧军阀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达到“除孙”的目的，但他却忽略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及其他们在明争暗斗中对各自利益的权衡和考量，乃至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康有为更不懂用兵之计，其提出的“定粤除孙”的所谓方略，不过是书生的纸上谈兵。 吴佩孚是康有为“除孙定粤”中寄以厚望之人，但吴佩孚虽然赞成康有为的武力统一及消灭“赤化”的主张，行动却受其他军阀的制约。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威望及权势达到顶峰，遭致津保派的嫉恨。吴佩孚又力主“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职，这让迫切想当总统的曹锟嫉恨不已。随后二人又在“先制宪”还是“先选举”问题上产生分歧，吴佩孚与黎元洪主张先由国会制定宪法，再进行总统选举；而曹锟当总统心切，与津保派力主先选举总统，再由国会制定宪法。二人矛盾激化。为反对吴佩孚，津保派以索饷为手段，发动倒王宠惠内阁的行动，导致“罗文干案”的发生。11月20日，吴佩孚电曹锟，指责其逮捕罗文干为违法。曹锟乃借交通总长高恩洪违规多拨经费给吴佩孚，指使津保派通电痛击罗文干内阁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借以打击吴佩孚。吴佩孚四面楚歌，不得不回到洛阳。 另一方面，此一时期，吴佩孚与孙中山的关系颇为微妙。由于李大钊的提议，苏俄试图促成孙、吴合作，实现中国统一。为此，越飞在两方之间居间调停，孙、吴双方也各派代表相互接触。在双方协商下，8月，吴佩孚发表通电，请王宠惠组阁。但由于孙中山坚持不放弃与奉张联合的政策，而吴佩孚坚持倒奉，双方分歧严重，更为根本的是，二人之间缺乏合作的诚意，最终，“孙吴联合”不过是当时的一种虚声。[40] 基于上述原因，虽然从1921年冬，康有为就提出“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康有为又频频催促吴佩孚乘胜“定粤”，但都未被采纳。但从1922年底，形势发生逆转。10月，闽变的发生，严重危及直系的利益，吴佩孚紧急派陆海军援闽。1923年初，滇桂联军驱除陈炯明。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并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开始北伐，从而形成奉、皖、粤共同夹击直系的局面。“以兵定粤除孙”成为当务之急。大敌当前，曹、吴放弃纷争，再次联手，派孙传芳援闽，沈鸿英定粤。2月18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强硬要求内阁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命令。[41]3月，曹、吴又要求内阁下达“讨伐令”，讨伐孙中山。 应该说，从1922年底，康、吴之间在“以兵定粤除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康、吴二人意见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先定粤还是先定闽，以及派谁南下定粤等具体策略上。康有为始终认为，福建一地并不重要，其理由是，孙中山为广东人，“只能用粤人，故粤为孙之巢穴。若闽，则地非重要，人异语言，孙文不能用之”；如果派孙传芳入闽是为对付许崇智，则孙文已经“连电催许还粤”，无劳孙传芳入闽。并认为 “争不必争之闽，而弃必当争之粤，甚非策也”，力主弃闽，径派孙传芳南下定粤。[42] 康有为坚决反对派沈鸿英定粤的理由，一是沈鸿英力量弱小，二是沈鸿英非粤人，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定粤”必然威胁滇、桂军阀的势力范围，遭致各派的反击，沈鸿英非其对手。为此康有为致电吴佩孚，对于派沈鸿英定粤后的“乱情”详分缕析，试图说服吴佩孚改弦更张：“陈炯明令洪兆麟以兵械二万降孙，而与许崇智合攻沈鸿英。沈虽才，而部众只八千，非沈[许]、洪敌也。加与滇争，滇诸将妒撼，而皆附孙谋攻之。粤人既积怒桂军，沈又掳魏邦平以怒粤人，致皆不附而归心滇。滇、粤合谋沈，沈为智伯矣。且沈部下滇军杨希闵已暗隶于孙，若李易标，亦钦廉人，实林莆田（林俊廷字——引者）同乡之心腹。则沈名为拥兵，实为无兵，且又为客之桂军也。以许、洪之勇悍，因粤、滇人之积怒桂军也。但以粤人治粤相号召，而沈已不敌矣。况枪械兵众之多寡悬殊。而孙、许为粤人，党徒遍地，地理熟识。而沈人心皆失，党徒寡少，地理不熟，则沈之必败无疑。然则政府欲藉沈以定粤，必不能也。”[43] 但吴佩孚认为定粤、定闽并重，并坚持派孙传芳援闽，派沈鸿英定粤。为此二人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康有为虽曾派伍庄去洛阳，试图当面说服吴佩孚，但吴佩孚态度坚决，断然“令宪子不必辩论此事”。[44] 1923年3月，北京政府发布由孙传芳援闽，沈鸿英督粤令，康有为连发三电加以阻止，并于6月亲赴洛阳 “面争”，但最终并未能说服吴佩孚。[45] 战局不幸被康有为言中，吴佩孚虽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豫军樊钟秀等部援沈，但沈鸿英仍被滇、桂联军击败。以至于后来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吴佩孚败走，康有为仍归咎其是不用孙传芳定粤的结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倾全力对奉，康有为仍然坚持要吴佩孚南下定粤，二人在“定粤除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康有为赴洛阳再次“面争”，引得吴佩孚颇为不快，毫不客气地驳斥道：“康先生之要求，不合理处颇多。予在夙时，避免与康先生谈论有关时局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先生今天果然在此提出意外的要求，恕我不愿领教。老先生妄自焦躁于自我本位，暗中觊觎大局。君不见，古来统一中原之大计，均无一开始便向边境用兵之例。中国人向来具有顺应大势的自然心理，故要想统一中国，通常皆着手掌握黄河一带，从北渐南。此已为古代历史所证明，想必精通经书史籍的康先生不会不知。今纵性怂恿我炫示武力讨伐两广，这只是纸上谈兵，空言胜败而已。恕我不能用老先生之言。”[46] 实质上，对于吴佩孚来说，“定粤除孙”只是形势所然，即使没有康有为的主张，吴也一定会实施这一行动。而何时除孙，以及用何方略除孙，仅是一个军事指挥者的谋略罢了。 康有为看重的第二号人物张绍曾，虽力持统一，但其方略却与康、吴不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47]，张绍曾与孙中山颇为惺惺相惜。1923年1月9日，张组阁伊始，即公布《和平统一意见书》，提倡和平运动。2月4日，张又函邀孙中山，请孙中山及海外有力诸公派代表来京，商议设置国事协商会，共制大政方案，随即并派蔡达生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张氏“和平统一”的方针，立即得到孙中山的响应。1月16日，孙中山公开表示：“余对于时局，主张和平统一，希望北方军阀彻底觉悟。”但又强调，对于是否设立南方政府问题，“当以北方有无真正觉悟与办法为断，其责任并不在余。”[48]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无疑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及曹锟急于当总统的心思公然相违。2月7日，张绍曾致电吴佩孚：“为今日计，唯有开诚布公，谋各方谅解，庶可昭信天下，促和平统一之实现……，若操之益切，则国事前途更不可闻问。”[49]试图劝说吴佩孚改弦更张。不仅如此，对于曹、吴与直系鲁、豫、苏、皖、赣、鄂六省督军联名要求政府下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张绍曾先是以“打太极”的方式推三阻四，继则公然拒绝发表。及至曹、吴派代表进京加以胁迫，张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威胁。虽然张绍曾最终迫于曹、吴压力，发表了任命令，但与曹、吴的矛盾也公开激化。随后，直系各派以索饷为名，发起民国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倒阁行动。名为索饷，矛头却直指张的“和平统一”运动。6月6日，张内阁在四面楚歌中被迫辞职。 张内阁的倒台，实质上也证明康有为预想的吴、张联手“以兵定粤除孙”方案的失败。但康有为并不承认是自己“看错”了人，却认为是孙中山欺骗了张绍曾，误导张氏推动“和平运动”，从而给了孙中山再起的机会。他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孙文欺绐敬舆，谓不回粤立国，愿助和平统一，敬舆竟误信之，派蔡达生来与订和平统一之约，真受欺也。孙文受唐绍仪之厚恩，壬子得为总统，生平至交，去年尚监禁之于香山。以唐绍仪之才，俯首受禁，无如之何，何有于敬舆乎。彼欺敬舆，玩视之如小儿耳。”[50]“夫孙开大元帅府，发命令，既另立国，而中央政府尚以和平自欺，频使媚之，徒张其势。”[51]这不过是为自己辩解罢了。 至于被康有为极力拉拢的林俊廷，不过是唯利是图，见风使舵者。在康有为的说合下，林俊廷先是投靠吴佩孚，并于1923年3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西省长。但林俊廷并不满足，一心想得广东，1923年底，又投靠孙中山，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林俊廷的背叛让康有为大惊失色，紧急致书劝阻，不仅在信中大肆诋毁孙中山，怒骂“孙文涂毒吾粤，天怒人怨。近更力言共产，致同党内裂。将才则腹心之许崇智叛之，文吏则心腹之胡汉民等去之。滇军外似服从，而内实贰心。浙军败后来投，实思自立，出不得已，非有诚心”，并痛斥林俊廷的背叛行为：“执事与洛阳相交至亲，岂可于洛阳将定粤之时而忽投孙，为此至愚之计。对于审势则不智，对于交义则不忠。不智则胡行妄走，以至败灭；不义则反复颠倒，以致贻讥。”[52]其言语近乎于歇斯底里。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直系军阀的失败，康有为见吴佩孚不可恃，以前被其视为政敌的皖系、奉系等军阀，又成为他乞援的对象。他曾先后致电张宗昌、阎锡山等人，呼吁出兵讨伐冯玉祥、蒋介石，并援助吴佩孚“定粤”。1926年5月，康有为致电张宗昌，请其转张作霖等人，“望诸帅急夹攻冯军，玉帅专讨粤”。[53]甚至于以前被其骂为有“洪水滔天之恶，擢发难数之罪”的段祺瑞[54]，康有为也放下颜面，致书和解，向段祺瑞表示：“昔吾与公虽有意见，今为中国，舍公莫济”，恳求段祺瑞联合张作霖讨伐孙、冯，并希望能够调和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同心讨贼，以旧中国”。[55] 综观康有为的“以兵定粤除孙”方略，不仅不切实际，也毫无章法，纯属文人呓语。用吴佩孚的“纸上谈兵，空言胜败” 八个字评价，极为准确。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次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康有为心向往之的全国统一终于在形式上实现。 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农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康有为出于对革命的极端恐惧，将矛头指向了孙中山，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政治主张，以期剪除新兴的中国革命。这一主张虽是因政见不同而起，但也折射出康有为思想的顽固和落后。康有为“以兵定粤除孙”主张，如同其保皇主张一样，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虽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点，是其逆历史潮流而动。从一个主张维新变法的著名人物，到最终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并被历史所遗弃，对于康有为的一生，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余论 受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回忆录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在理解康、吴关系上存在一种误区，即吴佩孚看不起康有为；康有为对吴佩孚影响甚微；吴佩孚与康有为交往，不过是想借康氏的学问装点一下自己武夫的门面。但考察康、吴二人在“以兵定粤除孙”中的交往和纠葛，不难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特别是在二人主张一致时，康有为对吴佩孚影响颇大，如张绍曾组阁、林俊廷督桂，以及收抚温树德等等，从而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二人交往的初期，康氏不仅态度矜持，并不时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态。如果把1920年当作二人交往的开始，在这之后，康氏虽屡承吴佩孚“嘉招”，但一直以种种理由加以搪塞推脱，即使吴佩孚五十大寿，康氏也以 “他故”为由，仅派弟子带去贺礼。直至1923年6月，西南用兵在即，箭在弦上，为说服吴佩孚接受派孙传芳“定粤”的主张，康氏才亲赴洛阳。而这时，离康氏1920年“或能来游”的许愿，已经过去了三年。为康有为的到来，吴佩孚在巡署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约请部属高级军官、幕僚，以及洛阳地方官、绅、商、学各界领袖参加，并致送厚礼，给予了很高的待遇。[56]而康、吴交往的更多真相，也有待于新资料的进一步发现。 民国初年，文人参政成为一种趋向，不仅有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主张的 “好人政府”，丁文江、王宠惠等人的入阁、组阁，也有康有为这样的隐形推手，从而造成民国政坛波谲云诡、跌宕起伏的历史。由此，不仅康、吴关系，也许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也有待于重新审视和考察。 注释： [1] 相关研究有：[日]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9-117页；郭剑林：《吴佩孚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纪能文、罗思东：《康有为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孙中山：《复黄宗仰函》（1903年12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229页。 [3] 康有为：《致谭张孝书》（1904年12月6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张启礽先生提供。 [4] 《欧云樵致同璧书》（1904年7月29日）、《陈岳崧致康同璧书》（1905 年 1月 7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 [5] 康有为：《致康同璧信》（1905年10 月20 日），《南温莎档案中有关刺杀孙文事》。 [6] 康有为：《复北京裁兵大会书》（1922年5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83页。 [7] 康有为：《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1922年7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10-211页。 [8] 康有为：《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1922年7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206-207页。 [9] 康有为：《与吴佩孚书》（1924年9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38页。 [10]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电》（1923年），引自《康有为未刊函电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总127号，第126页。以下注明《近代史资料》者，均引自该篇。 [11] 康有为：《致吴玉帅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1页。 [12]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1页。 [13]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5页。 [14]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5页。 [15]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0页。 [16] 康有为：《致王揖唐电》（1924年12月15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64页。 [17]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5年11月4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84页。 [18] 康有为：《致孙传芳书》（1926年2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14页。 [19]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6年8月14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33页。 [20]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16-317页。 [21] 康有为：《致吴佩孚等电》（1926年1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07页。 [22]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0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18页。以往学者认为，康、吴正式建立联系，是在1921年，根据是《万木草堂遗稿》中收录的1921年9月16日康有为致吴佩孚的复函（见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但该封康氏反对“联省自治”的复函，从其内容无法确认是康、吴之间第一次书信往来。从目前这封1920年的信函可知，至迟在1920年前，二人之间已经有正式书信往来。 [23] 沈云龙主编，赵恒惕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吴佩孚先生集》，“传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20页。 [24] 沈云龙主编，赵恒惕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吴佩孚先生集》，“年谱”，第227页。 [25] 康有为：《致吴巡阅使电》（1922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0页 [26] 康有为：《致吴子玉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0-121页。关于伍庄、徐良拜谒吴佩孚一事，据徐良在《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序》（杨克己编：《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记载：“予壬戌年归国，……是年夏，予游赣楚湘蜀。冬又奉先生命同伍宪子丈入洛。吴玉帅欢迎先生游洛。” 有学者据此误为1922年（见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 但这里的“冬”应为农历，西历在1923年初。另《致吴子玉书》中， “顷陈逃，孙入，粤变尤甚”句，可以印证是1923年初。 [27]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550页。 [28] 康有为：《致吴玉帅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1-122页。 [29]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550页。 [30]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5页。 [31] 徐良：《请庄士敦代奏康有为行踪函》，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68页。 [32] 康有为：《致林俊廷总司令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32-133页。 [33] 《君勉来书》，《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7页。 [34]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6-127页。 [35] 康有为：《与张绍曾书》（1922年6、7月间），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94-195页。 [36] 康有为：《致张绍曾书﹝电﹞》（1922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30页。 [37] 康有为：《致吴巡阅使电》（1922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0页。 [38]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电》（1922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19页。 [39]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4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8页。 [40] 参见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1] 上海：《时报》，1923年2月19日，第1张，第1版。 [42] 康有为： 《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550-551页。 [43]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书〔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4-125页。 [44] 康有为：《致吴佩孚电》（1923年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551页。 [45] 康有为：《致孙传芳书》（1926年2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14页。 [46] 冈野增次郎：《吴佩孚》，第557-558页，转引自竹内弘行：《康有为与吴佩孚》，《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第110页。关于冈野的这段回忆，被研究康、吴关系的学者广泛引用，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包括竹内弘行在内的一些学者都误认为是1923年6月康有为第一次赴洛之事，但冈野的书明确记为“甲子年五月末”，即1924年。揆诸康有为相关函电中涉及与吴佩孚的交往史实，也应是1924年。 [47] 1906年宋教仁在东北成立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张绍曾被委为支部负责人。参见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下），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752页。 [48] 《孙中山对时局又一表示》，上海：《时报》，1923年1月17日，第3张，第5版。 [49] 《统一问题之各方救洽》，上海：《时报》，1923年2月8日，第1张，第2版。 [50] 康有为：《致吴玉帅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2页。 [51] 康有为：《致洛阳吴子玉电》（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26页。 [52] 康有为：《致广西林督理书》（1923年），《近代史资料》，总127号，第134页。 [53] 康有为：《致张宗昌电》（1926年5月12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431页。 [54] 康有为：《与人论段祺瑞之书》（1920年8月），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134页。 [55] 康有为：《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13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11集，第363页。 [56]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9、225页。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惠于张启礽先生提供南温莎档案中的相关资料，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