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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由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婚姻家庭、女性群体、女性教育、妇女解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婚姻家庭研究热度不减 婚姻家庭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与会学者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康以刑科题本量化数据库为基础，将定量分析法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考察清代民间婚姻的缔结过程，剖析男女双方身份、亲属、媒人、财富等诸多因素对婚姻关系的复杂影响。 法制改革是清末十年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家庭伦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佳贝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命案汇报奏折及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为中心，以20世纪初直隶夫妻殴杀命案为着眼点，探析此类案件体现的性别关系、婚姻秩序、家庭伦理、社会风俗等要素，进而考察在清末礼法分离及中国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服制命案审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被裹进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人物命运受到了哪些影响。 近代女性走出国门 1914年8月，清华学校首次选派10名专科女生作为庚款生留学美国，此举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重大。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晓慧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尝试将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女子教育历程置于当时世界女子教育大背景之中，考察清华学校留美专科女生群体的报考和录取情况、留美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外国女传教士对该群体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及归国后的职业发展，探寻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美国女子教育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样态。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东部地区相继沦陷，一批女性以难民身份避居新西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敏超描绘了她们从临时难民到逐渐适应异国生活、落地生根并取得新西兰永久居住权的过程。 女性地位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从1934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并演变成为糅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新规范”。 作为特定的女性群体，妓女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是透视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一面镜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利用概念史研究方法，从考证“妓界”一词的形成和演变出发，对比分析上海女校生和北京花界慈善会的赈灾活动，探讨清末民初妓女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 妇女解放取得成效 自晚清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之中，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燕认为，现代“劳动”观的发生、发展和落地生根，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中国妇女一方面凭借“劳动”走出“主中馈”的藩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重整性别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因为“劳动”的疏忽而落入“双重负担”的困境。“劳动”这一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和概念，既推动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彰显妇女走出藩篱的合法性，却也遮蔽了家务的重要性。 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主题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王颖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家庭与集体的整合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组织妇女纺线织布、表彰妇女劳动英雄和改造不劳动的“二流子”等方式，让妇女走出家庭；另一方面通过婚姻自主改革和建设新家庭的方式，实现巩固家庭的目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作为妇女解放的路径，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处境及立场的考量和选择，也彰显了性别因素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