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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关 键 词：西南边疆史/区域史观/阐释路径/族群互动/整体史观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时期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互动整合研究”(16BZS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建东，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一、研究现状与学术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以及中国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杨成志、夏光南、凌纯声、陶云逵等为代表的国内部分学者，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于对主权的关怀，‘边疆’遂在民国年间成为重要语汇，见之于许多国家表述和民族建构论述当中。”[1]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西南边疆问题的学人，也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以彰显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性。[2]于是，当时出版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边疆史”“民族史”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相关内容。不过，在“夷夏有别论”“用夏变夷论”等传统惯性思维的长期影响和作用下，研究者在对包括西南在内的中国边疆历史进行表述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王朝国家时代的“华夏中心观”的影响。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1944)、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等代表性著作，主要依据“二十四史”中的王朝“历史记忆”，对历代疆域的形成、发展和沿革加以阐述，并且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强调族群边际与疆域边界的重叠和吻合。这实际上还是以“华夏中心观”来论证中国疆域的空间范围及其历史延续性。 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路径来看，大多数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摒弃历史上形成的“华夏中心观”和“华尊夷卑”心理，但是在当时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的社会情境下，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历史叙述中注意到了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边疆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受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影响，所以更加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相互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3](P.284)，甚至还涉及地理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西南边疆史研究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交叉合作的可能，但是由于研究者长期以来受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又不可避免地将西南边疆的历史视为华夏文明要素的“传播史”——即“典范”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之一。 20世纪50-8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和民族识别，一度是该阶段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五种生产方式”开始成为学术界阐释中国境内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指导历史分期的主流话语。于是，族别史研究也自然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知识被系统性地“发掘”和“生产”出来，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亦被视为历史发展轨道上的客观性存在。在这种情境下，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摒弃以往“华夷关系”模式中固有的民族歧视、民族偏见等大民族主义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边疆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则又落入了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单线进化论”模式的窠臼。在该理论逻辑的影响和主导下，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成为其被划入某一“阶段”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于是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就有了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之别。这种单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研究模式，一直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随着学术反思的深入和理论视野的拓展日渐式微，西南边疆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著相继出版。如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1987)，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1987)，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1997)、《西南通史》(2003)，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990)、《中国边疆经略史》(2002)，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2015)等。上述成果从不同层面对西南边疆的变迁沿革、西南政区的历史演变、历代中央王期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以及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特点做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发掘，部分地吸收了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意历史上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轨迹，特别关注不同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的变化特点。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该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4]，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南民族史学范式的建立，学术界多沿用“民族史”“族源史”或“开发治理史”等路径来讨论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疆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问题。这类研究虽然一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很容易产生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在多数情形下，把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完全纳入“少数民族历史”当中，以历史上较为模糊的民族融合和认同来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二是把中国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变迁看作中央王朝对其进行“开发治理”整体过程的表现，掩盖了西南边疆与外部的多元互动关系。这些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南疆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尝试性提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视角，旨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通过对区域史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梳理，以期能够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维度，这或许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南边疆多元结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