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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历史”与“小历史”：西南边疆历史的建构及分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观在史学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一度被奉为圭臬。受其影响，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也通常被视为历代王朝“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开发治理过程。该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者在对“中原冲击-边疆回应”社会发展模式的批评、反思中，愈来愈重视“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叙事结构及阐释路径。按照“复线历史”的叙事学要求，历史研究既要注重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同时也要注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空间维度。因此，在历史书写中不仅要关注王朝或国家层面的“大历史”，而且也要关注地方层面的或个体的“小历史”。关于“大历史”“小历史”的概念，赵世瑜曾做过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就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9](P.10)很显然，“大历史”“小历史”与人类学家雷德非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的文化分层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大历史”与“小历史”常表现出某种“复合性”，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包容、相互整合、相互渗透的。因此，“大历史”“小历史”综合研究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这在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中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前文所述，西南边疆的形成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活动。其中，既有王朝国家层面的移民、设治、战争、朝贡、贸易，也有区域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互动，即使是不同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最终也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疆域的变迁。可见，西南边疆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正如拉铁摩尔所言，“边疆(frontier)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10]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西南边疆也同样经历了人类学家所说的“形成过程(making process)”和“结构过程(structuring process)”。这里的“形成过程”，主要是指西南疆域空间范围的历时性发展过程；“结构过程”，是指把西南疆域结构形成本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两个互为表里的过程中，西南边疆的历史不仅被整合在“王朝史”的历史叙事(“大历史”)当中，而且很多时候也会通过地方性的历史叙事(“小历史”)方式加以再现。 在文献记载中，西南疆域的形成及其变动，首先反映在历代王朝对西南的认识定位与治边实践中。“西南”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把居住在今四川南部、西部，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大部的土著居民称作西南夷，而此后的《汉书》《后汉书》中也均设《西南夷列传》，将“西南”一概视为“别种殊域”的“蛮夷”之地。由于历史上西南地区特别是云贵一带长期处于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这就使得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对西南的开发经营基本上都停留在政治“羁縻”与军事征服等传统意义上。在这一背景下，西南疆域的空间范围通常处于模糊而不确定的状态，并且会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华夏边缘”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此具有周期性的历史“弹性”。汉晋时期的西南疆域主要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而外部界限则比较模糊。唐宋时期西南疆域的主体为南诏、大理，但疆域外缘已延伸到了骠国、勃泥、占城、安南等藩属国。明清时期，随着汉族移民人口数量的激增，疆域范围较之前代有所扩大，但更多地还是指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到近现代，西南边疆的概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主权观念的形成和政治疆界的确立，西南边疆的空间范围由原来的西南边陲之地和与之相邻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11] 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整体历史的一部分，西南边疆及其社会历史早已被王朝国家“大历史”传统叙事所建构。在“国家叙事”模式中，“边疆少数民族土著历史的分期都被嵌合进中国帝国‘王朝史’分期序列中，强化了土著历史与帝国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但这样的历史往往用帝国王朝的时间来替代土著的时间，用帝国的空间拓殖囊括土著的空间，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历史基本是由帝国来定义的。”[12](P.241)然而从“土著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西南边疆地区与周边的族群和文明一直有着持续的互动，加之多元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和流变性，使得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时段有不同所指。因此其发展变化的逻辑，必然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地区，边陲与中心随时代以及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而发生不同程度的交织与互换，甚至经由边陲地带，将不同类型的社会、国家乃至区域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政治与地理空间，自明清时期起，该区域便体现出多重力量的汇聚，充满张力，既有逃离国家，不愿文明上山的高地族群，也有选择性地接受‘文明化计划’却又保持地方自治的边地土司，还包括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马帮与华商，在往来之间，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甚为频繁，融合、竞争、协商、冲突同时存在，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不同族群的理解与认知，以及相互交往的准则与规范。”[13](P.162)这或许可以看做是王朝“大历史”的地方性延伸，但同时也显示出西南边疆“小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及其与“王朝史”并不完全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总体而言，西南边疆历史进程中蕴含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是共同存在、相互影响、互动互补的。“大历史”强调王朝国家及其文化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的渗入、控制和整合，对西南边疆社会有着最为深刻的影响，决定了西南边疆历史的最终走向。“小历史”则强调王朝国家“大历史”宏大叙事下的区域差异性和历史文化多元性，同时又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区域自身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王朝边疆治理过程的互动关系。 有鉴于此，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就需要特别重视西南边疆区域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分期问题。其一，不能单纯以王朝历史分期作为区域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西南边疆“小历史”既包含在王朝“大历史”当中，但又与“大历史”相区分，所以不能单向度地以中原王朝的时间框架，特别是以王朝断代作为西南边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进而在研究中“复制”同样的时段，掩盖了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实际上，“区域周期”有时比“王朝周期”更接近于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真实。其二，要重视西南边疆的地域性特点。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一方面要突出区域“中心-边缘”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展现区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共存关系，不要人为地割裂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三，要赋予西南边疆新的时空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内部都发生过对本区域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从而显示出西南边疆与其他区域之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上的时空差异。因此，西南边疆历史进程的分析，应该以区域内“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单元展开，而这也正是区域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