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弢先生在他那本很有名的《晦庵书话》中曾两次谈到巴金的译作。一次是说巴金翻译的高尔基早期短篇集《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他认为，论译笔，后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最佳”，“因为这末一次重印，经过了大大的修改，译文和前三种差得很多”。巴金是从英文转译的，唐弢曾就其中一篇对照过其他人的译文，他认为，巴金的译文“有几处比从俄文译过来的还好，更接近于高尔基的原意”（《草原故事》，《晦庵书话》第4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其实，《草原故事》（后改名《草原集》）不止四个版本，在这之后，巴金还是根据俄文重译和改译了该书。多个版本，反复翻译，能够看出巴金对这些小说的偏爱。唐弢在另外一则书话里，则说“屡印屡改”简直就是巴金翻译的特点： 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我酷爱这种态度，又喜欢研究研究他怎么个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买一本，大掏腰包，此则不能不向老朋友郑重抗议者。（《过客之花》，《晦庵书话》第466页） 这是知人之论，从中能够看出巴金对于译作的严谨态度，甚至不是态度，而是显示了译作在他心中的地位。的确，几乎在他开始创作的同时，他的翻译生涯也开启了。《巴金译文集》中所收迦尓洵的《红花集》中《信号》一篇就是他最早的翻译作品之一。他自己说过：“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他强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9、第2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可见，巴金把译文作为“武器”，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用了别人的，也就是他把这些译文的作用和价值已经等同于自己的创作了。作为“盗火者”，他的前辈周氏兄弟也是这么对待译文的，巴金与之一脉相承。 《木木集》收录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两部中篇小说，前者写于1852年，后者完成于1874年。“木木”是一条小狗的名字，小说展示了聋哑农奴的悲剧性命运，小说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的母亲和她的看门人。在专横的女地主的压迫下，哑奴心爱的姑娘被迫嫁给一个酒鬼，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也被淹死，绝望中，他不辞而别……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作者的抒情笔调，感染了众多读者，英国作家加莱尔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木木》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瑰宝，它的影响超出了文学本身，据说1883年屠格涅夫死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普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小说中祖母的形象，和她专横、反复无常、不能容忍一点反对意见，跟作者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孩和普宁的友谊，以及他们朗诵《罗西阿达》诗的事都是根据真事描写的。普宁就是屠格涅夫母亲的秘书、家奴费尔多·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屠格涅夫后来说，他是“第一个唤起我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兴趣的老师”。英国作家爱德华·加尔奈特认为，理想主义者普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绘像相比。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也是“照活人摹写的”，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中平民知识分子的全新形象；小说中的穆莎也是一位新型的女性。屠格涅夫的晚年创作，既能够把握恢弘的时代巨变，又能写出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创造出很多具有高度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物形象，是了解巨变中的俄罗斯的生动教材。 《散文诗》是屠格涅夫的文学绝唱，有人说，“他这些散文诗乃是俄罗斯文学中这一困难而独特的体裁的最完美的典范”。这组作品作者最初所拟的总题是“一个老年人的手记”，它的写作，最初并非为了发表，而是只想读给身边的朋友听一听，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才拿出去发表，编者征得他同意后，改为现名。写作它们时，作者已经进入暮年，身受病痛折磨；远离故土，心含悲伤情绪，这些都化作忧郁的文字散布在每一篇散文诗中。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歌唱，虽然它们都是短章，然而，真诚、自然、饱含深情。 巴金也是在远离祖国的时候开始决心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篇章也伴随着他，带给他力量，他说：“1935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它是我当时‘惟一的依靠和支持’。”他还说：“译者喜欢屠格涅夫的著作，也曾为它们花过一些工夫……”虽然谦称本书是他的“试译”，然而却被视为精品得到几代读者喜爱。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狱中记》应当属于此类。作者亚历山大·柏克曼是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巴金早年曾与他有过交往，他的重要经历在这本《狱中记》中有详细的描述。翻译这样的书，对于巴金来说，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原因，而且，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巴金曾赞扬道：“14年的监狱生活都不能改变他的信仰，却反而使他写出叫远在英国的老加本特也惊叹赞扬的《人类心灵之记录》了。” 《人类心灵之记录》便是这本《狱中记》。 然而，写这样一本书，作者揭开的是自己痛苦记忆。他的恋人高德曼曾记述他写作的情景：“每天他不是坐在书桌前面眼睁睁地呆望着空虚，就是狂热地动着笔，仿佛被什么冤鬼驱使着一般。他时时想把他写好的东西毁掉，我必须和他挣扎许久才能够把稿子保存下来……接着又有一些时候他会逃进树林里面去，怕和人间接触，他躲开我，而且特别躲开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笔下活起来的鬼魂。我不知费了若干的苦心才找到适当的方法和适当的话语来抚慰他的受迫害的灵魂。” 《家庭的戏剧》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赫尔岑出身俄国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发誓要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奉献一生，后遭遇流放，又流亡欧洲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英国学者以塞亚·伯林认为赫尔岑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他在欧洲创立的第一家自由出版社，为后来的俄国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在小说《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以及大量政论文之外，赫尔岑的这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是一部深刻而且生动的杰作，是赫尔岑赖以不朽的最大凭据”。（伯林语） 《往事与随想》写于赫尔岑流亡欧洲期间，是他花了15年以上时间写成的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它生动地记录了俄罗斯和西欧社会思想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场景和作者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书中作者把个人的生活事项和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一些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有人说，它“是时代的艺术性概括”。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家庭的戏剧》是《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涉及作者家庭的变故等个人遭际，屠格涅夫生前见过这一部分的原稿，他后来对人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译者巴金称赞：“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富于感情、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草原故事及其他》收录的短篇小说和特写都是高尔基的早期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的发表，让人看到高尔基的文学才华，一时间，这位文学新人震惊欧洲。有的文学史家曾经说过：自此至俄国第一次革命这段时间，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并列，成为最受关注的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传奇人生和他的影响曾经是文坛神话，光环散去之后，重新面对他的文字，我们发现，它们依旧闪耀着光芒。 斯托姆（1817-1888）是德国诗人、小说家，1849年发表《茵梦湖》（巴金译作《蜂湖》）之后，更是名声大噪。这部作品，在作者生前即印刷30多版次。作者自认为，它是“德语诗文之明珠”，并希望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诗与青春”是作者吟咏的主题，怀念往昔是作品忧郁的情调，这些在本书各篇作品中回旋，让读者读后也千回百转。译者巴金说，“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 巴金在少年时代就喜欢斯托姆的小说，学习世界语时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本，外出旅行时常带着斯托姆的书，“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在抗战期间，他翻译了这些作品，并表明：“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 尤里·巴基（1891—1967），匈牙利人，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作家。巴金曾这样介绍他：“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是世界语文坛上的第一流作家。他用世界语写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8部创作集。他的长篇小说《牺牲者》曾经被译成了13国文字，在各国销行很广……他的《牺牲者》……得到世界语文坛冠冕之作的称誉。他的作品有一种旧俄的悒郁风，但里面却依然闪耀着希望。他颇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直诉于人们的深心的。在他，所有的人无论表面生活如何惨苦，社会地位如何卑下，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换言之，即是在悲惨龌龊的外观下面还藏着一个纯洁的灵魂。” 小说《秋天里的春天》1929年创作于布达佩斯，两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纯洁的初恋、不幸的命运感动了无数人，巴金说：“如果叫我用这题材写一部小说，我一定不会像巴基那样写。然而我读着巴基的小说的时候，我的眼睛竟几次被泪水润湿了。这是感动的眼泪，这正如那个老卖艺人巴达查尔师傅所说，是灌溉心灵的春天的微雨。”学者、出版家陈原说，巴金的这个译本，让他在少年时代“一看就迷上了”，并且“眷恋了半个世纪”。 收录在《夜未央》里的作品，曾经深深打动过少年时代的巴金，并对他信仰的选择和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巴金是这样说《夜未央》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15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谈到《吿青年》，他认为：“它像亲密的朋友一般给我们说明了一切，它的话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读了它，我们就觉得一线光明把我们的头脑完全照亮了。” 《夜未央》的作者廖·抗夫（1881-1913），是波兰并不知名的作家，也是波兰社会党的一分子，25岁时他在柏林用德文写成这部剧。在1907年年底，该剧在巴黎公演，立即轰动，此后两年连演百余场。《夜未央》不仅忠实地写出了俄国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还是写出了感情与义务之斗争，爱与死之角逐，以及为了信仰献出一切的殉道精神。《告青年》原为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的第六章。作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革命家、思想家、地理学家，他是巴金服膺的前贤，巴金曾引用他人的话赞美他是“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告青年》是作者对于即将踏上社会的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告诫和劝说，在书中，他表明：只有万人获得安乐，才有个人的幸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