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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缘起 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在全面反思学科史中批判既定结论、寻求突破性革新，重建中国神话学的观念与研究路径，这是十余年来，我对中国神话学前沿发展的最大感触与总结。十二年前博士毕业后，我从中外文论转向神话学和人类学研究。神话学于我，虽少了求学阶段步步为营式的积累，却促使我保持足够的自知之明，避免盲从狭隘，多些整体和反省眼光。我逐渐感受到，当下学界最优秀的一批神话学者所从事的神话研究，已然不全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信手拈来的神话故事，不完全是被选入中国文学史的文章片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从电影院、电视和网络上认识的神话，甚至不完全是民间的、田野调查的神话。那么，这些学者精思覃研的神话研究是什么呢？他们的观念有无共性？他们不同于“习以为常”式研究的诉求及意义是什么？ 在相继完成《断裂中的神圣重构》、《神话与古史》、《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部分）三个课题后，结合对中国现代神话学术史和先秦文化的探索，尤其对中国文明起源特色的理解，我愈发确定：原来，这批学者不约而同地深入反思中国现代神话学术史的建构，检视它的基本定义、经典命题和研究范式，从而提出系列革新性命题和研究路径。 基于上述认识，2017年深秋，笔者邀请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参加“神话中国”工作坊：“神话学反思及思想研究”。[1]之后，开始着手会议论文的出版工作，笔者再次亲历作者们为了更好呈现多年探索心得，如何用心修订甚至三易其稿，蒙此番幸事，这本论文集应运而生。论文集以“神话中国”为大标题，是因为本书中各位学者的研究已然突破了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神话学格局。在他们开创的全新研究视野和诉求中，神话不再仅是文学或民间故事，它成为反思中国现代学术话语、重新走进中国历史文化、理解当下中国的一条重要线索，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换言之，“神话”一词成为我们表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核心术语和关键点，[2]它体现并带动着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对此，我概括为以下三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一、全面反思中国神话学 （一）对概念和学术史的反思 论文集上编的各篇文章，都纷纷指向反思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大家的共识在于：在削足适履的概念移植中，前辈们筚路蓝缕找到的“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本身并不自洽，“中国神话”也没有取得欧日神话于其社会发展的意义。当“神话”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初，与日本可以现成的将“记纪神话”直接套用研究不同，中国传统典籍没有与现代神话概念能相对应的经典，故此中国神话材料的再造问题成为一代神话学者们的当务之急。茅盾、鲁迅、袁珂等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大家重建的中国神话系统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力图在宏大结构和具体细节上与之尽量对应。因此，他们只能从《山海经》、《风俗通义》、《艺文类聚》等等文献记载中发现所谓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等超自然故事，视之为中国神话。建构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先贤们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了一个狭隘的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并根据这种概念研究所谓的中国神话材料，于是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给中国神话学界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 从学术史来看，1897年的《实学报》是更早使用“神话”的汉语文献。比蒋观云、梁启超更早使用“神话”来分析中国上古文化的是章太炎。他用西方宗教学的宗教性来阐释六经的神圣性，用巫史文化的史官职能来处理争论不休的六经作者问题。同时，他又借神话和语言问题建构“历史民族”、“中华民国”等范畴，他与梁启超一起开创了神话与古史相剥离、相对立的范式。章太炎、梁启超、古史辨派、茅盾、周氏兄弟、袁珂等研究者为中国神话学提供了资源和助力，并让之逐步成为专业的学术门类。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研究有着要为中国神话寻找体系，以之与西方相媲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已成为上世纪中国神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基本心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和解决方式，“中国神话”成功成为了建构“中华民族”的溯源凭据。神话学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这些新兴学科一起，共同完成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认同和表述模式。 （二）对经典命题的批判 在上编各篇论述中，我们都能清晰看到学者们对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命题：中国神话零散不成体系、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这两个既定结论的深刻批判。概括而言，这两个问题的失误在于借助现代西方的知识论，对本土文化作了扭曲的理解和解释。一方面，从建构中国神话学的学术立场出发，茅盾、袁珂等人在“神话历史化”理论的观照下希望还原古史，构建中国的“神的系统”。然而，为了能在古籍中发掘出和西方“神话”内容相似的“片段”，他们不得不采取“镶嵌、拼凑”之文本重构的方法，而忽于反思所谓的中国神话零散不成体系的判断，是否正确？另一方面，“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已经成为神话研究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连法国的马伯乐和美国的杰克·波德都用这个观点解释问题，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神话的“忽视”和“歪曲解释”就成为破坏神话的罪人。直到近年来，才有神话学者突破了神话→历史的线性思考方式，从华夏文化的特质这一更根本的问题来怀疑这个结论。比如，陈连山认为，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出发，就不需要假设所有中国上古史是由神话经过历史化转化而来，也不需要假设中国神话经历了普遍的历史化。吕微认为：神话学因特别关注神话的体裁信仰形式进而纯粹信仰形式，而指向了人的本原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认识的可能性，即对于人而言，道德性的存在无疑是一种超越（动物）性的存在。据此，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本原神话、本真神话（道德神话），大概只有《尚书·尧典》和《圣经·创世纪》讲述的尧舜禹和上帝的少数故事庶几可许。进而，中国现代神话学学术史上关于“中国神话历史化”假说所假设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汉语神话从非本原、非本真的自然神话向本原的、本真的道德神话的转换，而不是什么神话消亡的历史罪证，其在中国神话史乃至世界神话史上都意义重大。作为神话学者，理应站在神话学先驱者的巨人肩膀上继续推进这一学术传统的独到之处，而不是轻易地从这一学术传统已取得的成就上后退。 （三）对《山海经》的反思与突破 如果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西王母、昆仑山就是各方猜想的聚焦点。论文集中叶舒宪、陈连山、刘宗迪、吴晓东、李川的研究都对此有涉及，他们的研究共同朝向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质疑：《山海经》何以成为中国神话学的翘楚之作？它理所应当被视为一本神话学著作么？ 陈连山一针见血指出，现代学者以西方观念评价《山海经》神话的崇高价值，实乃一种全新的研究策略。然而，所谓‘语怪’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之中的确没有起到希腊神话、基督教神话在西方文化史上所起到的那种巨大作用。陈连山认为《山海经》实际是中国古代地理志，并非文学叙事著作，更不是神话著作。李川认为，中国神话学界参照西方模式和理论样板来发掘本土资源建构新学统，在强调《山海经》的神话属性时，实在高估了此书之于中国知识系统的作用。刘宗迪指出，先秦关于华夏世界的想象都是基于《山海经》，而非《禹贡》。从《山海经》范式到《禹贡》范式的变迁，实则是从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到画野分州的世界观的变迁。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制度从封建宗法制度到专制郡县制度的转型。战国秦汉之际“废封建立郡县”这一千古未有之巨变，彻底改变了地理学观照、理解和呈现世界的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的断裂。 突破常见的文献考证路径，叶舒宪在论文中介绍了他及其团队共计十三次，耗时四年的玉帛之路考察。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系列新见：史前期各种地方性的杂色玉石崇拜的大传统，最后归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一元性的昆仑山和田玉崇拜之小传统，这是神话观念与现实物资利益的双重促动结果。昆仑山的神圣性和神话化过程之所以发生，主因在于其特产的和田白玉——在古代一直被国人奉为最有价值的物质。河出昆仑神话地理观不是向壁虚构的文学，也不是错误的地理科学，其发生的根源在于玉教崇拜的思想，特别是玉石神话信仰的“新教革命”。“河出昆仑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人文地理信念，其背后有一整套天人合一神话信仰的体系，其最大文化价值在对中国文化的构成和国家版图的扩大，产生了决定性的观念引导作用。我们不宜套用西方的学术分科范式，把昆仑玉山看成虚构的文学神话，或把河出昆仑视为谬误的地理学。 与以往所有向“西”探源西王母相反，刘宗迪认为，《大荒经》中的西王母是东方的女神，因为人们对《大荒经》的地理范围疏于考究，望文生义，原本居于东方崇山中的西王母被搬到了西方峻岭之中。作为在汉代风靡一时的民间宗教运动，西王母信仰必有其民俗文化渊源。然而，文人对经典的误解借助教化和权力的力量变成现实，现实又反过来赋予误解以权威，使误解成为正解，真正的史实反倒被掩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