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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发生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从1934年“妇女国货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抵羊牌“毛衣赛美大会”入手，讨论在毛纺企业、妇女杂志、女性团体及学校的联合推动下，时代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风潮如何共同制造摩登时代的女红传统，并演变成为糅合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新规范”。 作为特定的女性群体，妓女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是透视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一面镜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利用概念史研究方法，从考证“妓界”一词的形成和演变出发，对比分析上海女校生和北京花界慈善会的赈灾活动，探讨清末民初妓女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 妇女解放取得成效 自晚清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之中，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燕认为，现代“劳动”观的发生、发展和落地生根，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中国妇女一方面凭借“劳动”走出“主中馈”的藩篱，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重整性别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因为“劳动”的疏忽而落入“双重负担”的困境。“劳动”这一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和概念，既推动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发展，彰显妇女走出藩篱的合法性，却也遮蔽了家务的重要性。 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的主题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王颖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政策经历了与家庭分离、与集体整合、家庭与集体的整合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组织妇女纺线织布、表彰妇女劳动英雄和改造不劳动的“二流子”等方式，让妇女走出家庭；另一方面通过婚姻自主改革和建设新家庭的方式，实现巩固家庭的目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作为妇女解放的路径，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处境及立场的考量和选择，也彰显了性别因素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