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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概念史是近年在国际上流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检索了中国近代知识形成的历程后，探讨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意义。要推动符合中国历史特征的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理解概念史在德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在回顾了德国概念史的特征及其变化后，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按照这个原则，南京大学正在推动围绕100个关键概念的中国概念史研究，以期通过这些既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标志，又是影响中国“近代”进程的要素的关键概念之研究，揭示中国“近代”的“全球本土化”特征。 关 键 词：概念史 科塞雷克 近代 中国转向 作者简介：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语体系与全球治理研究”(JID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①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于“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灼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回顾以往的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叙事样式：古希腊“训诫的历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国对“传统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纪以降“发展的历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功能-结构的历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②在中国，1980年代中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欠乏理论自觉，但提示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虽然令人对本应成为学术常识的这一“显学”感到费解，但内含了重审近代的可能性。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关于近代知识的研究悄然勃兴，就其荦荦大端，有制度、学科、观念、新名词等，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论著。③论者在讨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时发现，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Faktor)。④概念史既是亚洲各国自我主张的依据，亦是理解他者的桥梁，同时通过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从“现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开与西方的对话。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国兴起的缘由，继而梳理德国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 所谓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约数的话，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⑤知微见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概念史研究的先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称之为“门槛时代”(Schwellenzeit)，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将其命名为“马鞍时代”(Sattelzeit)的开端。⑦ 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在扬弃以往的知识体系。1873年，李鸿章奏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⑧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憧憬中国，甚至有儒者从日本桥迁至品川后会高兴地说：“离唐土近了二里”；从芝口搬到河崎后则说：“离中华近了一点”。⑨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为解决财政危机，突然宣布废除旧历法而改用新历法：1872年12月13日为1873年1月1日。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官方和民间各过其年，有道是城里过“明治的正月”(新历)、乡下过“德川的正月”(旧历)。上述中日两国发生的事象揭示了在旧与新、东与西碰撞下同时代人的恍惚。 对于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的变化，欧洲学者的研究异彩纷呈。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心性史、社会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纪晚期蠕动的多种变化；德国布鲁内尔的“社会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结构史”旨在究明社会变动的内在结构；在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契机。无论是关注深藏在变化表层之后的结构，还是关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关键时点上的转折，学者们试图揭示“近代”缘起的秘密。 东亚的近代凸现于19世纪，但早在大航海时代、东西遭遇的16世纪末，东亚世界即已酝酿着变化的契机。就中国看，其后400年间的知识迁徙似可概括为：“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和“借鉴苏俄”等样式。 “宋学西迁”既是实在的事实，亦为抽象的比喻，泛指中国知识对西方的影响。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陆续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自我和他者的方式。⑩欧洲人蓦然发现在自身的文明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激起了对东方/中国的想象，也正是在此时，耶稣纪年出现了公元前与公元后的区分。即使在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知识仍然对欧洲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儒教与道教》是至今为论者称道的名著，但细看其所征引的二手资料，为什么韦伯会接受高延(De Groot J.J.M)关于异端迫害的论述，而非更有诠释力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宗教研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11)400年间断断续续生产的西方人的东方论述构成了今日东方主义的滥觞。 与中国知识西迁相对，“西学东渐”上起于16世纪以降的耶稣会士，继起于19世纪的来华西人，东渐的西学知识在东亚产生了因与本土知识碰撞而发生的变化：“解构”(deconstruction)和“转位”(dislocation)。西学知识的再生产重塑了东亚人的自他认识，开启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建设近代国家的历程。这种再生产不单单在中西之间发生，来自近邻的中介作用近年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正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巨变和汉译西学知识对日本近代转型起到作用一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惊觉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举东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学知识(包括来华西人传播的中文西学知识)，这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12)尽管晚清官员和士人不乏抵制东学入中者，但大都淹没在“东学”的大潮中。(13)如果说，大众化、商业化的“东学”推进了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和再生产的话，“新文化运动”及继起的“借鉴苏俄”则呈现出近代知识强匀质化的趋势，在近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运动中，苏联化的西学知识成为导引中国革命的航标，最终庞杂多义的西学化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需要赘言的是，本文所说的“西方”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不消说西欧与东、中欧的差异历历在目。日本亦非本质主义的日本，所谓明治日本有以英国为师的“文明开化”，还有排斥英国、取法德国的帝国构想。而韩国身处特殊的近代情境——疏离中国后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为理解东亚近代知识的往返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视角。反过来看，近代语境下本质主义的他者理解与对自身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论者可以从中西、中日、中韩、日韩等二元对立的构图上对亚洲的近代加以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