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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文化遗产,而良渚之所以能实证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在于良渚遗址中发现了宏伟的堤坝、城墙和大型建筑遗址,它们说明五千年前的良渚,已经具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充沛的劳动力和高超的工程水平,而这一切都不是原始部落所能拥有的,只有步入文明阶段的“古国”,才能营造出如此高水平的建筑工程。也就是说,建筑遗址证明了良渚的文明。 百年来,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考古学家们,在国内许多地区,发现了如陕西的姜寨、湖南的城头山、浙江的河姆渡、湖北的盘龙城、河南的二里头与偃师商城、陕西的凤雏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遗址,这些考古遗址皆发现了重要的建筑遗存,通过建筑考古学的系统研究,我们将可与其他考古材料形成多维互证,还原历史。例如,从姜寨、城头山等遗址中的“大房子”,再到二里头遗址中的大型回廊院落,其间的一系列建筑演变,恰是从聚落到国家的历史脚步。这些遗址如满天繁星般,描绘着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我们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被田野考古学家唤醒的早期建筑遗址,那些被建筑考古学家复原的中国早期建筑,将告诉我们中华早期文明的缘起。 建筑可以见证文明。与被历史掩埋于地下的建筑遗址同理的,是地面上保存至今的各种类型的建筑遗产,其上栋下宇、一砖一瓦,无不客观记录着中华文明的特色、演变和际遇。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蕴含于“人伦日用之中”,中国建筑即处处体现着人伦秩序与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朱启钤先生说,中国建筑有“历劫不磨之价值”,中国建筑即一脉传承至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先生曾评价中国建筑,“其历史异常之古,连绵至于今日,仍然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这“异彩”,应不纯指建筑技术层面的辉煌,更是文化的成就与散播。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建筑乃一独立的建筑体系……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表志……” 由此可见,建筑遗产是认识一个国家的窗口,是认识一个时代的典籍,是连接一个族群的纽带。百年来,数辈学人为揭示其价值,上穷碧落下黄泉,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当民国政府不重视建筑遗产时,为研究、抢救和弘扬中国的建筑遗产,朱启钤先生捐出个人财产,倡议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启中国学者科学研究建筑遗产的先河;当社会动荡、山河沦陷时,营造学社的先生们,不畏生命之险,无暇生计之艰,依旧测绘于荒野,研究于陋室,因为他们相信,建筑遗产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数百年来激荡的历史证明,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总有人忠实地守护着中国的建筑遗产,因为他们认识到,建筑是记录文明的载体,建筑是认识文明的维度,建筑是创新文明的技艺。建筑遗产的传续,就是文化的延展。当我们审视建筑遗产时,不能只看到精巧的构造和优美的造型,更应意识到,见物亦需见人。我们所审视的,是久经岁月洗礼、时间沉淀的文明和守护这份文明的尊严,是历史上有名的或无名的人们,用他们的财富、智慧、才情乃至生命,创造和守护的文明成就。 浙江良渚的建筑遗址见证了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向世界展示了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传承;泰山、黄山、华山、三清山、武当山上的古建筑,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北京中轴线和登封古建筑群,辉映着天下之中的传统理念;苏州古典园林如凝固的诗画,于四季的变幻里描摹着士大夫的风雅;安徽古村落的花板雕梁,在潜移默化中渲染着耕读报国的家风;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五台山、峨眉山,是中国佛教文化名胜;澳门历史城区和鼓浪屿,则烙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建筑遗产全方位阐释着中华文明,虽饱经沧桑,历经劫难,但建筑遗产依然坚强地存在着,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山野,建筑遗产依然不曾消失于我们的视线。 科学地研究、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利用好我国的建筑遗产才能无愧于新时代的期望,无愧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