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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永乐朝，府军前卫因下设有侍卫皇太孙的数万幼军而地位独特。在宣德朝之后直至明亡之前的长时间内，府军前卫幼军侍从制度虽然逐渐衰落，但仍有数量较多的府军前卫带刀军官被选拔侍卫皇帝，而且该卫由勋臣、都督统领的体制亦维持不变。可以说，府军前卫特殊的侍从职能本出于永乐一朝的权宜之法，但却作为一种“祖制”被历代明廷勉强延续。 关 键 词：府军前卫/宫廷侍卫/幼军/幼官/勋臣 作者简介：秦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明代宫廷侍卫由多种军伍混编而成，包括锦衣卫大汉将军、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三千营红盔将军、三千营明甲将军、勋卫、散骑舍人以及府军前卫等卫带刀官等。①这些侍卫多由具有礼仪职能的兵员或贵戚子弟充任，唯有府军前卫等带刀官直接从京卫一般军官中抽调，独显不同。早在永乐年间，明廷就建立了府军前卫幼军侍从皇太孙的制度，嗣后该卫侍从职能屡有更迭。李新峰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一书在若干章节对府军前卫建制及其侍卫功能有所论述，但因其以列朝《明实录》及(正德)《明会典》为主要参考资料，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侍卫制度因涉及宫廷机密，故《明实录》及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皆未穷列其制。本文通过发掘府军前卫选簿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珍本政书丛刊》等明代官方档案，兼考实录、碑传、奏议、杂史，对府军前卫侍卫体制的流变，特别是府军前卫幼军侍从职能的衰落、勋臣统领府军前卫体制等问题做较—探究。 一 府军前卫幼军的征佥与勾补 洪武朝时期，府军诸卫作为亲军卫所，即有宿卫皇帝、太子的职能。如谭广原系朱元璋骁骑卫军士出身，后调府军“为伍长带刀宿卫”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东宫朝仪，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中，锦衣卫列仪仗于殿外，府军卫列甲士旗帜于文华门外。③李新峰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调府军前卫将士之有罪者隶甘州左护卫”，以及《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1415年)“设府军前卫亲军指挥使司”等记载，结合《逆臣录》中蓝玉自称府军前卫军为“参随”，推断该卫因系蓝玉嫡系部队，故在洪武末年被整体取消编制，至永乐朝复建。④此说比较符合史实。⑤ 明成祖复建府军前卫的目的，在于安置扈从皇太孙朱瞻基的幼军。关于府军前卫在永乐朝的建制，《明太宗实录》相关全文云： (永乐十三年四月丁丑)设府军前卫亲军指挥使司，置官属。初，上选幼军随侍皇太孙，至是立卫。置指挥使五员、指挥同知十员、指挥佥事二十员、卫镇抚十员、经历司经历五员、千户所正千户二十五员、副千户五十员、所镇抚五十员、百户二百五十员。命交阯土人阮公倜为指挥佥事。公倜镇夷卫土官阮如偶之子，初如偶以擒贼首黎苍功升指挥佥事，命还交州督运粮饷，溺水死，公倜来朝，致故有是命。⑥ 但《明太宗实录》别载，永乐五年，升义勇中卫指挥同知陈敬为府军前卫指挥使。⑦再查阅卫所选簿，永乐十年便有幼军被集中选入府军前卫充当侍从。如朝邑县人马小蛮“选充府军前卫总甲，为随侍”⑧。同年，又有元城县人黄勉、文安县人齐礼分别以幼军选送到京，拨府军前卫，黄勉当年升充总甲，齐礼十三年升小甲。⑨由此可知，府军前卫在洪武朝应该并没有被完全裁撤，而是残存了部分机构，永乐朝的复建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明成祖显然经过较长时间准备来重设府军前卫，《明太宗实录》之所以特别强调“永乐十三年”的年限，乃因当年正式“置官属”，将该卫各级长官配置完毕。从永乐十三年府军前卫指挥使五员、千户所正千户二十五员的军官配置来看，该卫应有官兵两万余人，而《明宪宗实录》详载，府军前卫幼军例设二万八千员，⑩其规模远超一般卫所五千六百人的编制。从这一点看来，永乐帝之所以选择府军前卫统辖侍卫幼军，就在于该卫原建制残缺，可以大力扩充其编制，而少涉及复杂的人事问题。 “幼军”在明代本非专隶府军前卫，亦非专职侍卫，而是泛指年轻军卒。如洪武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内外军卫士卒无余丁及幼军无父兄者，皆增给月粮一石”(11)。洪武、永乐之际又有“习技幼军”(12)、“习匠幼军”(13)等名目，应属年资浅无法参战而在卫所内操习杂务者。不过，永乐朝府军前卫所辖幼军不同于其他幼军部队，更具特殊兵种的性质。据景泰朝兵部尚书于谦追叙，府军前卫大量的幼军实皆“选取民间壮勇子弟”时年及二十五六、三十岁者，(14)不由世袭军户充任。于谦又引永乐十一年明成祖谕令：“随侍皇太孙操练的幼军，有亡故了的，着原选官司选来补，不要少了原数。若是那亡故了的户下，有年岁相应、精壮有气力、快走路这等，户下情愿要补的，着他来补。”(15)可知幼军子弟自愿袭替，非强制世役。 对于府军前卫佥选年轻民夫而不用世军的制度，明人常称其似汉代“六郡良家”(16)，又指其“与前代兵制暗合”(17)，有隋唐府兵制遗意。但是，这些比附反映的仅仅是表面现象，府军前卫的构建并非刻意法古，其制度特性与永乐朝的政局直接相关。永乐十年前后，正逢北京城市营建及明成祖第二次扫北之际，南北军务倥偬，明成祖显然难以抽调大批正规军队作为宫廷侍卫，而他又颇爱长孙，不愿降其扈从规模，故权且抽佥近三万民间壮丁以补裨。此外，由于明成祖不喜太子，故朱高炽当时并无特殊扈从，太孙独享随驾军伍，实已凌驾其父，若再以世军充任，体统更高，对太子的地位实不利。幼军虽规模巨大，但年资较浅，地位也相对低下，与太孙当时隔代继承人的身份恰相符，不至于危及太子。即便如此，永乐二十二年末，登极伊始的明仁宗仍分拨府军前卫官军隶于其子郑王、襄王等藩府，致该卫在京仅余五个千户所。(18)府军前卫官军被分遣，幼军人数过多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幼军侍卫太孙的旧制难免使明仁宗心生不满与忌惮。宣德二年(1427年)，这些外派官军纷纷请愿调还，明宣宗又将他们召回府军前卫，尽复二十五千户所之编制。(19)通过此一侧面，可窥知皇室内部权力相争、父子相隔之一斑。(20) 府军前卫幼军虽不世袭承役，却别有一套“清勾”之法。永乐十年初定，幼军佥派地包括“两直隶、江北、河南、山、陕、荆、蜀”(21)。幼军员阙时，明廷在其原籍另行佥补壮勇。明英宗统治之初，刑科给事中年富即上奏疏，认为府军前卫幼军“死亡残疾，仍于民间佥补，富者受财脱免，贫者临时获解，深为民害”，乞敕“今后遇有死亡，莫若就于二十五所内将一所调补”(22)。此论旨在停止勾补幼军，明英宗命行在兵部详议，但未果。至景泰朝，永乐年间佥征的幼军已服役近40载，年龄多60岁以上，“俱成老疾，不堪差操”，于是时任兵部尚书于谦提议：“合无候今年秋成之后，将前项老疾幼军，通行各该原籍官司，务要照名作急佥补前来，更替回还。”(23)至此，明廷正式规定幼军年满六十可退休更代。 自明中期始，明廷佥补府军前卫幼军渐趋不力。明宪宗登极之初，甚至明旨“府军前卫幼军今后如有事故，不必佥补”(24)。此令甫出，引起幼军频频逃役，管理愈发困难。据成化元年(1465年)兵科给事中梁璟奏言：“府军前卫军士不解诏书‘幼军事故不必佥补充’之条，妄以为逃役者亦不清勾，故今已逃之数将及三千，见在之人亦皆摇动，诚恐仿效成风，操守渐乏，宜下令禁约。”事下兵部参奏，从其议。(25)明代卫所逃军被捕回者例发大同、宣府哨所戍边，据成化六年兵部尚书白圭所题，府军前卫幼军“怀恋乡土”，以故“在逃者数多”，又“畏避边方哨瞭，展转躲藏，不肯出首”，甚至有“原籍挨获，起解中途仍复逃脱者”，于是白圭奏请：“(府军前卫幼军)在京并附近潜住者，本部出榜晓谕，限三个月以里出首，送发着役；其在外者行移南北直隶并山东、河南、陕西、湖广、四川都、布二司，转行各府州县所，自文书到日出榜晓谕，俱限三个月以里就于所在官司首告，免其问罪，解发着役；若仍恃玩在家，过限不首者，拿获问罪毕，日发大同、宣府哨瞭三年。”明宪宗准其奏。(26)至此，府军前卫幼军的逃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明廷所纵容。至成化七年，白圭再奏，进一步请求宽免府军前卫幼军逃亡者：“缘本卫幼军系例不勾丁人数，事故者照例住佥。在逃者惧怕发遣，展转脱逃，以致缺伍数多。如蒙准申，请乞转行兵部，合无将在逃幼军宽免发遣，照旧发落，选营补操，庶得军伍有增。”(27) 从实际效果来看，宽容的处理方式并未能缓解幼军继续逃匿之势。成化十四年，府军前卫幼军“止存八千六百余人”(28)，不及初设时一半。按成化朝兵部郎中陆容的说法，该卫比照旗手卫事例“为常令”，“不逃止终本身，逃者子孙勾补”，于“今亦无逃者”。(29)查《明宪宗实录》及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并不见府军前卫有勾补幼军子孙之法，或此令执行时间较短而阙载。根据明武宗初年兵部呈“幼军解补开豁例”，可知当时所定追逃办法仍较宽容：幼军逃亡者若年未及五十且无疾病，仍解本役；若五十以上及疾故者，俱勾壮丁补伍；“役久未经逃者，老疾病故之日，即与开豁”。兵部又请三年一次验放，著为令。(30)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廷规定，除顺天府所属人民，“并腾骧左等四卫、牧马所军余及各处逃移不知下落之人。并正军、正匠外”，其余在京不分官员、军民、匠役、校尉之家舍人、余丁、愿投军役者，造送兵部勘明，收充军役，“编入府军前卫各所食粮，俱送团营操练，止充一辈，愿当者听”(31)。这条法令反映了当时府军前卫兵源短缺，替补难继的窘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