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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两宋时期的科举制度有了较为重要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考试项目的变化与位次的变动等方面,并最终形成诗赋、经义、策论这一科举“三题”。就“三题”中的策论而言,往往是以论史为主,这可以从当时策问的试题略窥一二。这种史论性质鲜明的策论文在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史论创作走向繁荣,论史之风日趋兴盛。 策论占据重要位置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虽有策论这一项目,但是相较于诗赋和经义而言,实在难以匹敌,故“唐有诗赋设科”(乐韶凤:《洪武正韵》宋濂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但是,这种情形在宋代发生重大变化,先后有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仁宗天圣年间兼以策论升降天下士;第二次是仁宗庆历年间的进士重策论和诸科大义;第三次是神宗熙宁年间的罢诗赋、贴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可见,隋唐时期所注重的诗赋、贴经和墨义三题,在北宋时期逐渐为策论和大义所取代。尤其是策论,从“兼”到“重”再到“专”,变化最为显著,位次也逐渐提升。 南宋时期的科举,大体上延续北宋的制度而稍作变革。例如,高宗建炎二年(1128),“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脱脱:《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3625页)。其后,绍兴十三年(1143)又进一步确定经义、诗赋、策论为三大考试内容,“以本经、《语》、《孟》义各一道为首,诗赋各一首次之,子史论一道、时务策一道又次之,庶几如古试法”(《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29页)。至此,两宋时期科举考试的项目与程式基本定型,形成了经义、诗赋、策论三题并重的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述的是进士的礼部试与殿试的变革。事实上,在举人的发解试与省试中,策论也早已占据重要位置,较进士的礼部试与殿试的变革已然提前一步。这说明,策论在宋代整个科举考试的体系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策论试题以论史为主 策论所考察的内容,大体以品评历史人物和论断朝代兴亡为主,这可以从策问亦即策论的试题中略窥一二。两宋时期的策问大抵以汉唐故事为主要议题,例如晁补之所拟策问有“汉唐将相”一条,其言:“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与将……张良帷幄,萧何镇抚,韩信战功,三人者皆称贤于高祖,其功为孰盛?陈平智,王陵戅,周勃厚,三人者皆铭功于刘氏,其贤为孰先?……语治若汉唐,其相其将,其才犹不足绍,而况治不若汉唐者,奈何?”(陈亮:《苏门六君子文粹》卷六二《济北文粹六·汉唐将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条策问提出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谁的功绩最盛,陈平、周勃、王陵哪位最贤等问题,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比较与评价。而其关于“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与将”的论断,以及“治不若汉唐者,奈何?”的发问,则进一步涉及兴亡论、盛衰观等历史评论中的重要议题与范畴。 有的策问本身就是一篇较好的历史评论,拟策者会从某些角度展示自己的历史认识,例如陈藻所拟“唐始终治乱”这一策问,就可以看作他个人史识的体现,其言:“呜呼!古今治乱未有如是之数也。将天之厄运,自曹氏以来,迄唐犹未止欤?……闺门也,外国也,藩镇也,宦官也,朋党也,盗贼也,是数患也,何皆备见于唐之世欤?前后亦有相激而成者欤?其为召祸之原者谁欤?可以预防欤?”(《乐轩集》卷八《策问·唐始终治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策前后将近十问,皆是关于唐朝治乱兴亡的认识,或问乱亡之因,或问招祸之原,或问何以预防等。所设之问,不仅体现了拟者之意,而且体现了拟者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除此之外,其他诸如周兴、朱松、李石、陈造、薛季宣、陈亮、廖行之、杨冠卿等人,皆有许多具有史论性质的策问,而且大多关涉汉唐故事。南宋时期,因为时局变化的缘故,这种情形颇受非议,太常博士倪思即说道:“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因此,他建议“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33页)。倪思所言虽然是建议策问不能偏重于汉唐,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策问所拟试题多与论史有关。 论史之风勃然而兴 随着策论地位不断提升,以及策问偏重于考察历史人事,两宋时期的论史之风一时之间勃然而兴,以至于当时的生员中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原因就在于苏轼的史论影响极大,北宋中叶以后竟成为应试举子的必修之课。 这种论史之风的盛行,还体现在一大批关于如何论史的专书开始出现,如《历代名贤确论》《东莱博议》《玉海》等。关于《历代名贤确论》,因“宋时场屋有试论之制,故辑此书以为举业标准。虽亦揣摩程试之学,然去取较有剪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87页)。该书汇编了汉唐至北宋中期历代大家的论史之作,为士子应试提供了大量史论范文,以作揣摩之用。至于《东莱博议》,吕祖谦直言“为诸生课试之作”(《吕祖谦全集》第6册《左氏博议》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5页),主要为考生如何论史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玉海》则是“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巨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五,第3462页),为考生作论提供大量的历史典故。可见,这一时期关于如何论史的专书,既有史论的汇编以作范文之用,又有论史之法的理论总结,还有专为作论提供大量典故的类书。这些大量涌现的专为论史而作的专书,可以说比较直接地反映了两宋时期史论创作的繁荣与论史之风的盛行。 当然,这种盛行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梁启超指出:“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87页)。杜维运也批评道:“写史论可以供帖括之用,与功名利禄相连,于是蔚为风气,苏洵、苏轼父子,皆喜写史论”(《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3页)。后世批评宋人驰骋议论,大抵也渊源于此。 要言之,两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变革,使得策论相较于隋唐时期变得越发重要,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科目。两宋以后,尽管策论仍然占有重要位置,但策问所拟试题多以历史评论为主的情况,却只有两宋时期最为突出。这就使得史论的创作在两宋时期表现得极为繁荣,并带来了论史风气的兴盛。只要翻阅一下宋人的文集,就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几乎每个人的文集里,都或多或少地有史论性文章,这是当时现实的真实反映。因此,对于宋人好论史这一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归结于宋人的好议论之风,而应看到在科举变革后策论盛行这一历史背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人的驰骋议论之风,是科举变革导致策论盛行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本文系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闽籍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互动机制研究”(18SKGC-QT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