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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及可能 在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历代王朝与“四夷边陲”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族群之间的关系来运行的，核心内容大多是协调族际关系，因为边疆治理主要是治理夷狄之区，即处理“华夷关系”[17]。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也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因此，如果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区域史的视野下来认识和表述西南边疆。 区域史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的是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因为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从研究对象的“历史空间”出发，分析由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而成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在“整体史”观照下揭示历史现象形成的过程、机制与意义。所以在具体研究中，既要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历史的关怀之中，也要从无时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9](P.3)可见，区域史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一种从传统“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模式的努力和尝试。 也正因为如此，区域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较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史研究，显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即西南边疆不仅是历代王朝进行管辖、移民与拓殖的疆域，而且也是中国南方与南亚、东南亚等多种文明的连接地带，作为“区域”的西南边疆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和周边广大地区存在着广泛文化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力量碰撞的场域。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中所要考察的地域空间、族际交往、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都包含在特定的“区域”之内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因为与族群概念相比，区域可以表达出更复杂、更具有伸缩性的时空关联的整体特征。[18]从这个角度说，区域具有的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因而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就是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这一研究取向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西南边疆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以及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范可.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2]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 [3]王明珂.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A]//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C].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 [4]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3). [5]徐新建.西南研究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6]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赵敏，廖迪生.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8]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9]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美]欧文·拉铁摩尔.历史中的边疆[J].袁剑译.河西学院学报，2015(6). [11]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4). [12]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3]段颖.山水之间——社会网络、族群互动与交往规范[A]//人类学与山地文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 [14][美]杰弗里·巴拉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6][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7]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