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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诉求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本中的内在特征和外在表现也有一定的差别。凡此种种差异的背后必然有着明晰的历史性结构，也必然面临着各自不同的时代诉求。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影响，主要延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并将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路径寓于消灭阶级与剥削这一主要矛盾之中。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和现实体认，是与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绑定在一起的，集中体现于二大报告关于革命目标的阐述。直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中共在民族建构问题的基本理念，明确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强调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多样性的基本立场。 党代会报告中第二次提及“中华民族”是基于回溯抗战历史的情境下使用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也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利益上的一致性，并且较为克制地使用民族自决话语，目的在于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对国民结构做出多民族的概括。这种话语意义上的调整和建构，也构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家观、民族观层面上的基本政治分野。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党代会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鲜有提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共同纲领》就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系统阐述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原则。此外，我国民族建构的过程亦是伴随着对各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加以确认的过程，通过民族识别确认了民族的成分，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肯定了各民族的政治地位，为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更加定型的制度撑持和认同基础。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较为稳恒的浮现于政治文件之中大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此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成型。“中华民族”在官方政治文件中适用频次的增加和适用语境的扩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共同体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化，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以“八个坚持”系统澄清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并在不同公开场合强调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十八大以来官方政治文本中高频、恒定的出现“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同时也启发并预示着“中华民族”得以入宪的深层次动因。 四、基本结论 肇源于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叠加、时局的回应，使得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在政治文本中留下的“履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智慧和力量，表达着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与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注入到宪法价值之中。但是，在法律制度文本中，“中华民族”的所在条款一般不具有羁束性特征，更多是对立法目标的正当性辩护。而在官方政治文件中，虽然“中华民族”运用更为广泛，内涵也相对更加丰富。“中华民族”的适用场景多是指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群体，“中华民族”所指称的族群的民族实体这一语义内涵还有待进一步释放出来。但从发展意义上讲，我们应对“中华民族”入宪所蕴含的制度理性和现实意义抱持一种乐观的期待。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